“读书经世”的知行观

“清初思想家在反省历史文化传统时，有一个共同趋向，就是竭力张扬儒学‘实学’传统”，“讲究实学，强调务实，是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精神。”^[34]在儒学领域，康熙朝完全摒弃晚明泰州学派激进自由的思想，而重倡宋代理学，特别强调社会阶序与遵从礼制的部分。此种发展的高潮代表是于1713年及1715年由朝廷出版、理学名臣李光地所编纂的《朱子全书》与《性理精义》，不过此复古理学也自有创新之处。宋朝传统中思辨性的宇宙论因素与对个人成圣的追求饱受忽视，转而强调理学中解决经济、政治与行政管理等实际问题的创造性追寻，这部分后来被发展为实学与经世之学。“乾嘉以后，国势日弱，民生困穷，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因而有旨在挽救社会危机的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兴起。”^[35]其代表人物是龚自珍和魏源。而实际上林召棠在继承实学的基础上提出“读书经世”“通经致用”并不在他们之后。早在道光三年（1823年），林召棠在殿试对策中就有“研经而砥行”的提法。后来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他在《陕西乡试录序》中又进一步说：“惟欲因文而求其所以为文者，庶几修身践言，读书经世，他日处为端士，出为良臣。”离京返粤到端溪书院任山长时，林召棠继续贯彻这种通经致用、务求实学的精神。在应对僵化的科举过程中，实学是较为务实的策略，实学即经世致用的治国安邦之学，断非困守书斋只读四书就能实现。纵观林召棠科举历程，虽非一帆风顺，但这期间为生计奔走、读书谋生交替以及观摩恩师程国仁从政经验，恰好让他将学问与社会、朝政紧密结合。在一所书院中，山长的高度能决定书院高度。可以说在举手投足间，林召棠给予了端溪学子潜移默化的影响。一直到他离开端溪书院后的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虽然已经收迹山林，但在他所写的《高州学府建尊经阁记》中继续强调通经致用。他写道：“阁成，信宜梁君毅射策甲科入词恒，适应文明之运，此槁矢耳。他日通经致用，上副圣天子作人之化，崇德广业，为醇儒为良吏，彬彬乎三代之隆，皆自尊崇经术之基也。”^[36]由此可见，林召棠始终是立于主流学术思想潮头的。这种思想，在端溪书院的15年，也只会不断升华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