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活背景
梁鼎芬一生颇有争议，其行为充满着创新又蕴含着守旧，究其原因，与其生存生长环境有莫大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言：人与环境之间具有双向互动性，其具体表现是人能够创造环境，但环境同样也能够制约和影响人，人与环境的发展是同步的，作用也是同时的。影响梁鼎芬思想发展的环境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家庭教育甚严。父母是孩子成长的首任教师，直接深刻影响着孩子的成长。梁鼎芬出身于数代官宦之家，实乃书香门第之后。其曾祖父梁智容，官至湖北按察使，赠太子少保。祖父梁国瑞，为道光二年（1822年）广东乡试举人，书法家，应礼部试。其父梁葆谦，以县试第一为生员，而后主事于改捐同知。梁鼎芬母亲张氏，亦出身于官宦世家。曾外祖父张维屏，曾作长诗讴歌抗英，以诗闻名海外，世称“南山先生”，于道光二年（1822年）中进士，曾任学海堂学长。维屏子祥鉴、祥晋，侄祥芝俱举人。祥晋有子清华、鼎华，同入词馆，时人有“五世科甲”之誉，其中，张鼎华为当时京师名士，对梁鼎芬影响至深。张鼎华，字延秋，才学广博，强记过人。咸丰八年（1858年）中顺天乡试副榜贡生，年仅13岁，被称神童。咸丰十一年（1861年）中举人，官内阁中书，光绪三年（1877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曾任职军机处，是久居京官的耆宿，也是京师久负盛名的学者，还曾主讲越华书院。光绪十一年（1885年）任福建副考官，所取多为知名人士。然年仅40岁，病卒，尤为可惜。张鼎华生前非常关注京朝风气、近时人物、各种新书、新学以及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掌故，还热衷于提携后辈，除有助于外甥梁鼎芬外，还开导启发了年轻时的康有为，后者在《自编年谱》中回忆道：“吾自师九江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自友延秋先生（张鼎华），而得博中原文献之传。”[4]
出身于传统士大夫世家，梁鼎芬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恪守传统儒家文化礼俗。幼时，其父就以“日以报国显亲为志”[5]对其进行教育，梁鼎芬自小酷爱读书，爱不释手，非常用功，希望日后考取功名，登科入仕。其父梁葆谦非常关注时事，赋诗行文常多关涉时政。梁鼎芬幼时热衷于听父辈们议论国计民生，抨击社会积弊。1870年，梁葆谦到湖南任职时不幸去世，嘱托儿子“勉其奋力苦读以求仕进，继而尽忠于朝廷”。这对梁鼎芬影响深远，在梁鼎芬的文咏志诗中多有体现，如“赤心能报主，白发不求时”“平生慕忠节，余子扇芳馨”[6]等，均体现着忠君励志情怀。他还以其父遗言自勉，如“遗言在耳痛定省，忍死遂受人间污”[7]。此外，其母张氏的言传身教对其亦颇有影响，至晚年他仍言“不忘母教，尽忠酬荻笔之劳”[8]。
传统的家庭教育使梁鼎芬树立了多读书、读好书，投身科举、忠君报国的信念。他18岁时中举人，22岁中进士。他处处彰显着为国为民之心，居庙堂之上，他忧国忧民，痛恨吏治腐败和丧权辱国。他不畏强权，多次弹劾清廷要臣，1884年弹劾李鸿章“丧权辱国”，1906年弹劾直隶总督袁世凯“谋权”和庆亲王奕劻“受贿”等。处江湖之远，他投身教育二十余载，为国家勤恳培养人才，正如他曾言：“诸生各奉父兄之命，殷殷来游，有一院之责，便当办一院之事，置之不教，教之不详，来日旷职也。”[9]他非常重视读书，认为“有书可读，坐想数千载人才”，所到之处，几乎均有藏书。他还开办私人图书馆，供大众读书以培养人才。他死忠于清廷，哪怕两度被迫辞官，仍然奉行“忠君”信念，当光绪和慈禧去世时，他“奔赴哭临，越日即行”，甚至还支持张勋、袁世凯复辟帝制。
其二，家庭巨变影响。在梁鼎芬勤奋好学，学业进步飞快时，悲剧悄然而至。6岁时，其母张氏离世；12岁时，其父病逝。这些经历使其身心遭受重创，“吉士公自张太夫人逝后，每年此日不乐”“苦忆孤儿少时月”。家庭的变故使梁鼎芬连温饱都难以自足，不得已求助于姑姑抚养，“贫丧千里兼幼弱……艰难待尽命不尽，家乡乞食从诸姑”。[10](https://www.daowen.com)
然而，对于其父的期望和嘱咐，他则时刻牢记在心头，“九原从父志罔渝”“遗言在耳痛定省”。爱迪生曾言：“伟大人物的最明显标志，就是他坚强的意志，不管环境变换到何种地步，他的初衷与希望仍不会有丝毫的改变，而终于克服障碍，以达到期望的目的。”人生的悲剧并没有打败梁鼎芬，而是转化为他奋斗的动力，使他更早熟、更坚强，“五年荏苒忽长大”。在母亲病重期间，年仅6岁的梁鼎芬践行着孝道，他对母亲“持方量药，手煎以进”[11]，照顾体贴，细致入微。逆境中的梁鼎芬，更埋头勤学，以求高中科举，进而忠君报国、光宗耀祖，同时也形成了耿直、坚韧之性格。
其三，名师陈澧熏陶。1877年起，梁鼎芬求学于著名的菊坡精舍，拜师于陈澧门下。陈澧（1810—1882），广东番禺人，当时著名的经学大师，曾任广州高等学府菊坡精舍山长15年。他是通晓天文地理、乐律算术、骈文填词的岭南大儒。钱穆曾评陈澧，“晚清次于曾国藩的第二号人物，学术史上主汉宋兼采，力主新式学风”。他的思想极为开明，观点立场明确。一是，不为门户偏见，所学会通汉宋，“读诸经注疏子史及朱子书，日有课程”[12]。著书立说旨在“通论古今学术，不分汉宋门户”[13]。二是，着眼于实际问题，追求经世致用，讲究务实，认为读书要济于天下。三是，非常重视传统儒学和修身养性。认为《孝经》“为道之根源，艺之总会”“天下事事太平安乐，而惟孝之一字”[14]。他要求学生学问与人品兼修，“行已有耻，博学于文”“笃行立品”[15]。梁鼎芬深受陈澧教诲，在治学方面，喜读“朱文公语录诸书”，又“服膺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他的诗浸润于晚唐、北宋之间，追求博古通今，认为“善为学者不立门户，不衿独得，先熟经文，复取诸家之说，择善而从之”。[16]治学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坚信“读书扶世运，讲学出人才”。在他制定的“读书约”中强调：“读经有二语，一、经明行修，二、通经致用。行修为己也，致用为人也。”[17]他还非常重视自己的气节修行，指出“立身需正大，治事要精详”“媚骨难凌雪，贞心自耐冬”[18]。他知恩感恩，张之洞死后，他亲往送葬至南皮，一路高声痛哭；他和睦兄弟，对于未留子嗣的弟弟梁鼎番，不仅善待其妻子，还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他；他“忠”字当头，不事民国，愚忠于亡清“平生慕忠节”，坚持“忠臣不事二主”。他还积极投身教育，全力辅助晚清重臣张之洞筹办农务、工艺、军事、师范等各类新式专业学堂，以迎合当时中国之需求，体现了经世致用精神。
其四，时代环境影响。梁鼎芬生于晚清中国由古代迈向近代的大变革时代，面临中国千年未遇之形势。当时，清王朝已江河日下，在列强侵略、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冲击下，清廷统治岌岌可危。面对着内忧外患，素以匡时济世为己任的封建传统士大夫，如林则徐、魏源等，倡导崇尚实学，讲求经世致用。时任皇帝道光亦要求士大夫们“通经致用，有治人而后有治功，课绩考勤，有实心而后有实政”[19]，“经世致用”思想逐渐成为一股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的推动下，洋务派践行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兴办了一大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创办了新式海军和京师同文馆等新式学堂，以抵制西方列强侵略，迈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随着“新学”“西学”不断传入中国，极大冲击了人们的传统观念。
此外，在民族危机和内部争权夺利中，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产生了清流派。清流派的大部分成员由御史言官和翰林学士组成，以“敢于弹劾大臣为贵”，维护封建统治和国家利益。代表人物有李鸿藻、张之洞、翁同龢、陈宝琛、张謇、梁鼎芬等，他们的主张有改革吏治、洋务思想、恤民思想、改革教育、伦理修养等。清流派一群具有忧患意识的士大夫，在面临民族危机时，直面现实，反对侵略，表现出爱国情怀。他们如洪流般的清议曾给予朝廷巨大的压力。他们抨击李鸿章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退避政策，与维新派共同推动百日维新等。然而，他们缺乏实践经验，部分想法脱离实际，亦有一定的局限性。
梁鼎芬正是在晚清大变革的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官僚、学者、教育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他既受到传统思想、传统社会的影响，又受到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的冲击，致使他的思想和行为充满着创新又蕴含着守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