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育传统特点
1.官学色彩浓厚
（1）严格山长聘任制度
山长为古代书院之主讲兼总院务者，既是书院的管理者，也是书院的主讲人。山长的水平，直接影响着书院的发展。山长的学术思想也深刻影响着书院的学术走向。端溪书院的山长史籍可考的有34位，就山长的经历来看，他们中大多数有功名在身，或有任官经历，具有浓厚的官方背景，学术功底扎实。具有进士功名的有28人，约占山长总人数的82%。而且山长们大多是名列二甲以上，他们中更有探花山长张岳崧、状元山长林召棠，师资力量非常强。由此可见，端溪书院的山长选拔倾向于有功名在身的人。端溪书院的恢复得益于朝廷文化教育政策的转变，山长的官学出身充分体现了朝廷的这种观念。
雍正朝，清廷对书院的政策转为积极，雍正十一年（1733年）曾在上谕明确指出各地要创建省级书院，并对一些省会书院进行支持。端溪书院由于是在总督驻节之地，因此在受助之列，在两广地区的地位无出其右。两广督抚以及各级官员更加重视，多次扩建修葺。乾隆朝，清廷更加坚定了大力发展书院的决心，明确了书院官学化的办学方向，因此在对山长的选聘上更加慎重。乾隆元年（1736年）上谕：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不分本省邻省已仕未仕。两广督抚在端溪书院山长的选聘上不局限于籍贯。在可考的山长中，有多位来自外省。尤其是聘请到了像全祖望这样的当世大儒，虽全祖望执教端溪书院的时间不长，但对书院的影响是深远的。
（2）坚守儒家主体
书院最初诞生于宫廷，是朝廷的修书和藏书之地，并没有讲学的功能。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书院转向民间发展，职能更多的是教书育人。特别是随着宋代以来理学思想兴盛，理学大师们出于思想传承的需要，为重振儒学，利用书院讲学，教授弟子。宋代科举考试制度逐渐完善，很多书院也开始讲授科举考试等内容，吸引了很多的学子。明清以来书院的发展越来越扎根于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虽然思想流派众多，但大体窠臼，主要是讲授儒家思想。统治者也看到了书院的重要性，即在人才选拔和思想控制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清代，对书院的开办和讲学官府都有严格的控制，力图将书院掌握在朝廷手中。因此书院的讲授内容大体都是以儒家思想内容为主。
端溪书院在清朝康熙年间由总督赵宏灿复建，纳入官方控制系统。书院的教学主要是讲授儒家经典，读圣人经典，同时也将德育教育包含在课程体系之中。书院不断用祭祀先师或者重要山长的形式来强化思想上的传承，具体的教学内容包括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文史之学、古文经学，开设了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四书五经、历史、古文等课程，但同时讲习经世致用之学。
清代中期书院受朝廷管控的程度加深，朝廷或当地官员颁布文书规定书院学习经史之学。乾隆九年（1744年），由部议准通行各地省会书院的教学内容：“嗣后书院肄业士子，令院长择其资禀优异者，将经学、史学、治术诸书留心讲贯，以其余力兼及对偶声律之学。其资质强者，且令先工八股、穷究专经，然后徐及余经，以及史学、治术、对偶、声律。至每月课试，仍以八股为主，或论或策或表或判，听酌量兼试，能兼长者酌赏，以示鼓励。再各省学宫陆续颁到圣祖仁皇帝钦定《易》《书》《诗》《春秋传说汇纂》及《性理精义》《通鉴纲目》《御纂三礼》诸书，各书院院长自可恭请讲解。至《三通》等书，未经备办者，饬督抚行令司道各员，于公用内酌量置办，以资诸生诵读。”[32]
总体来说明清以来书院官学化色彩相当浓厚，端溪书院也不例外，统治者希望书院为朝廷培养人才，八股取士是当时无法改变的考试手段，因此书院在教学内容上不可能违背朝廷的方针，同时书院如果不讲授与应举有关的东西也是很难吸引到学生和很难得到长期发展的。但还是有一些具有深邃历史眼光的教育家从长远出发，挑起时代发展的重担，在教授八股之学的同时，教授致用之学，不断为书院教育注入新的活力。
2.注重品德教化
书院代表着一种文化、一种品位、一种精神、一种气质。当代学校应该努力继承古代书院精神，成为研究与传承儒家文化的机构、培育中华文化基因的空间、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场，成为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阵地。古代书院“育德为先”的教育理念与“传道济民”的教育宗旨，是当代教育首先应该继承的；学养深厚的大儒是决定书院办院理念与高度的重要因素，书院山长、教师，以自身学养和人格魅力影响着每一位生徒，这是传统书院最为珍贵的财富。
端溪书院重才学，更重品节，历任山长中多忠介、耿直之士。如苏廷魁在御史任上直言敢谏弹劾权臣穆章阿，林绍年谏阻慈禧动用海军经费修葺颐和园，梁鼎芬弹劾李鸿章六大可杀之罪，朱一新在陕西道监察御史任上弹劾李莲英。端溪人这种以身许国、抱道忤时和忠言敢谏的高贵品格获得了后人的由衷称赞。端溪书院的山长们学问、人品、魅力名重一时，光耀千秋。山长们的个人品德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端溪学子。
“止修”学说由端溪书院的创始人李材提出。李材年轻时曾跟着邹守益学习阳明先生致良知之学，后进一步钻研并得出自己的见解。“止修”二字，大致意思是以“知止”为原则，以“修身”为目的。李材为官多地，创建的书院也有数十所之多，公务之余向弟子传授思想，在肇庆任职期间其弟子之中也不乏在任官员，颇具影响。
“经明行修”意思是指通晓经学，品德端正，出自东汉班固《汉书·王吉传》。全祖望提出这样的教育思想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他曾经任教于绍兴蕺山书院和两广端溪书院，清代的书院基本上都是官办书院，很多人入书院读书是为进身，谋取一朝高中。文网严密的清代科举考试的形式是八股取士，难以培养真正的人才。全祖望引导学生要勤读经史即明经，学为人之道就是行修。主张治经史以致用，倡导致用之学。全祖望通过自己的教育实践培养人才，对学术风气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冯敏昌曾是端溪书院的学生，后出任山长。“今夫书院之设，所以育才，尤以蓄德为先。”“士苟有才无德，则亦无足观矣。”故，书院教育不但要重视生徒的品德，还要重视教师的品德。所谓的“敦本力行”即是重视人师的示范作用。冯敏昌明确“人师”的垂范教育意义，即以自己的行为去影响、感染学生，反对空谈，注重实践、亲身示范。
林召棠任教端溪书院长达15年，是古代广东九大状元之一。“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出自《礼记·曲礼》。林召棠重视教育，他认为“政治本于育才”，而办好学校、搞好教育实为“致治之首务”，因此他提出了正确培养和选拔人才的标准，那就是“修身践言，读书经世，他日处为端士，出为良臣”。
端溪书院传承了这种积极进取的德行观，从明朝李材的“止修”到清朝全祖望的“经明行修”，再到后来冯敏昌的“畜德为先”“敦本力行”，林召棠的“修身践言，读书经世”。端溪书院通过传授儒学知识学习圣人高尚品德，历代山长自身人品的带动榜样，督促学子们努力学习，涵养品德。品德的教育不仅仅在于书本知识和山长的言传身教，还有无声的教育，那就是书院的教育方法和仪式。(https://www.daowen.com)
3.章程学规严明
书院培养学子首先在于德，立德树人成为永恒不变的精神内核。端溪书院自李材创建以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开肇庆乃至岭南教育的先河。端溪书院的学规现在看来仍有很强的现实教育意义。
乾隆十七年（1752年），一代史学大师全祖望接受了时任广东巡抚苏昌的聘请，出任端溪书院山长一职。全祖望到任后，不顾病体，力求有所作为。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全祖望制定了新的学规。虽然只有四条，但是内容丰富。
首先是教学目标，即学规第一条“正趋向”，告诫学子学习为了什么？彼时朝廷重视教育，地方大员修葺书院充实书籍，目的何在？难道学子们就是为了科举考试博取功名吗？进书院读书考科举不是唯一的目的，学子们应该以圣贤为榜样。岭南地区自古圣贤辈出，“白沙、才伯、南川、甘泉、弼唐、中离、曙台诸先生，学统迢遥，弓裘不替，而邱文庄、梁文康、海忠介、陈文忠并以勋业风节，起而翊之。”[33]学子们应该以先辈为榜样，虽不能人人成圣贤，但也不可做庸俗之人。
清代沿袭明代实行八股取士，加之思想控制极其严格，大兴文字狱，株连甚广，书院培养的人才以八股学习为正途，但此种人才难堪大用。全祖望首要告诫学子为学的目的是什么？即要有广阔的视野和高远的人生目标。端溪书院藏书众多，不下万卷，这些都是学子们的及时之需。如能通达，做个博学多才之士，此生无憾。但社会风气不然，诸生沉溺于帖括之学。今后要博通经史之学，不能读完《十三经注疏》《通志堂九经解》，至少要熟读四书五经，不能通晓《廿三史》，也要详观《资治通鉴纲目》《文献通考》，不能遍览诸儒之语录讲义，也要研究《性理大全》。
全祖望所制定学规第二条、三条还明确规定“励课程”“习词章”，诸生分别选课，每日学习，遇到疑问，拈签以问。每人各置一考课册，填写所业于其中，掌教五日一升堂，答疑解惑。务必有所启发，诸生学问有成，不必作寻常庸劣之帖括也。封建社会科举取士，科举考试就是一根指挥棒，天下士子趋之若鹜。唐太宗曾经大喜过望，戏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明清时期八股文更是严重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求取功名以帖括为主，诸生汲汲于此，全祖望也无力扭转局面。但他仍然告诫学子要通读经史，学习词章。科举考试不仅仅是考试背诵，“二场之表以观其骈体，论以观其散体，判以观其律令之学，三场之策以观其时务”。就算点了翰林，也有馆课之诗赋。诸生要听掌教之语，首先需通明经史性理，其于表、论、判、策，已非所难。八家文集及朱子文集，不可不读也，亦须时时习之。端溪书院按过去惯例只有二课，止及帖括。今增加一课，各具策问、诗赋、表论诸题，诸生可以自己选课，为学优秀者掌教当有奖励。学习经史词章与帖括之学看似不相干，实则相通，经史词章有利于举业，科举考试不仅考时文，也考词章。朝考、散馆等考试均有词章。
全祖望所制定学规第四条“戒习气”，即书院诸生必须谨守礼教。首先关于考试制度，须改变往日之陋习。考试当日在公堂列坐，不得回到馆舍，杜绝抄袭舞弊，而且考试必须限期完成，不得第二天交卷。“今念诸生因循已久，姑稍宽之，每试自未牌即升堂，亲自监收，许诸生以上更为度。”[34]如果上更已过再交卷，掌教则不予批阅，三次犯规将逐出书院。考试是检验学习效果的手段，务必要有真学问。端溪书院按照规定每次考课之后不分等级均有相应的奖励，制度不严势必积弊丛生，全祖望到任后很快就找到了个中的症结所在，并对症下药。
所有学生严格考勤，告假、销假，自有册籍。学生如果有外出，掌教不会无端阻碍，但是必须禀报，不得随意任性。关于师生关系，全祖望提到掌教之俸禄乃衙门资给，诸生馈赠礼物本无伤大雅，但人心不古，广受诟病，为此规定不得馈赠掌教。若诸生奋发有为，那就是对老师最好的馈赠。学生之间相处最是开心，但“当戒浇漓，消嫉妒，相接以虚衷，相勉以古道，相期以远大之业。……其或造言生事，分门结党，饮酒狎邪，试艺则代请传递，种种疵谬，以致斥逐谴责”。[35]
明朝建立，理学依然是正统思想，虽有心学的冲击，但是依然占领着思想的高地。明朝败亡，政权被清朝取代，这对汉族知识分子刺激很大。明清之际的顾炎武等一大批思想家再次深刻感受到了理学带来的弊端，于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八股取士将读书人的思想禁囿于帖括之学，全祖望通过自己的教育实践培养通达致用之才，虽然执掌端溪书院的时间不长，但是从其所立学规来看可谓循循善诱，尽心尽力，不愧为教育大家。
冯敏昌执教各书院，也首推德化教育。他认为：“士人读书，先宜洗心向善，敦本力行，以为四民之表率。”为了改变学生思想，树立良好的学风，他制定了《端溪书院学规》，提出“正学宜先讲，志向宜先立，品行宜先敦，义利宜先辨，礼仪宜先习，五经宜背诵，书理宜疏通，文体宜先正，诗赋宜究心，书艺宜得功，诗学宜兼及，训诂宜先通，课程宜各立，应课宜自勉，出入宜节少，是非宜力戒”等十六条学规。其中把德育摆在首位，以德育统率智育。
4.强调学贵自得
书院有自己的藏书，学生可以随时查阅。学生们发现疑问然后向老师提出疑问，老师加以引导。胡适、钱穆等人极力推崇书院教学。生徒在自学阶段通过阅读文本、查阅资料，不仅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还可能于无疑处生疑，产生新的问题，这是独立思考的价值。但是要进一步提高就需要齐聚讲堂，质疑思辨。
“默坐少顷，院长先捧晦翁先生院规、象山先生喻义利章，或朗诵一过，或讨论一番，在座者肃然倾听。复少顷，师友各随己意，以六经疑义互相问难。”[36]师生之间讲论答疑、问难论辩以达到教学相长，学问精进。学生可以随时提出问题，或由教师回答，或由师生讨论。学生读书重在自己理解，教师针对学生的难点或疑点进行讲解，所以书院教学中十分强调学生读书要善于提出疑难点，鼓励学生问难论辩。朱熹认为读书须有疑，“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37]。
5.科举致用并重
由于受到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端溪书院的学风发生了重要转变，书院变成了注重课艺、应付科举考试的场所。肄业生徒主要以“四书文”为练习对象，孜孜矻矻从事于帖括制艺之学，意在求功名富贵，掌教的主要工作也仅在于点评生徒试卷。
乾隆十七年（1752年）著名学者全祖望任山长时，对此深感忧虑，其《帖经小课题辞》曰：“粤中，白沙、泰泉诸先生讲学之地也。诸生勤勤从事于文，非先正之所望也。”[38]因此，他试图“稍以经史之学导之”。
全祖望在广东端溪书院的课程要求就体现了这一思想。乾隆十七年（1752年），全祖望主掌端溪书院，立讲堂条约，专门有“励课程”一节。他要求学生：“自今以始，愿诸生分曹定课，日有章程，其有疑义，拈签以问。每人各置一考课册，填写所业于其中，掌教五日一升堂，或墨或复讲，其必能启发神智，荟萃古今，从此更上一层。”[39]学生根据科举考试要求来确定所读之书，并规定每天的读书任务和进程。具体做法就是要求每人置一考课册，将每日的读书内容填写其中。掌教五日一巡，通过默写或复讲来检查学生考课册里所记录的对学习内容的掌握程度。
冯敏昌对课程的安排体现了他想要扭转书院学风的思想。嘉庆四年（1799年），冯敏昌主掌广东肇庆端溪书院时强调：“学人无课程，观诵皆无实功，教者虽欲抽背抽覆，亦无从施手。此在学人固为自便，而在教者，转觉难安。故课程之立，为认真读书者所最不可少。”[40]就是说，学生的读书如果没有一定的计划，老师的督促和检查也就无从着手。所以他说：“盖课程立，则日有定业不得荒。”这里明确指出了所谓课程就是学生读书之规程。至于考课册的具体操作，冯敏昌要求：“今拟诸生人各立一册，册前各占温何经，而册中每页首行先列日月，次行低一格平列清晨、饭后、午间、灯下四候，于四候之下双行，开写所读之经某篇某节，温读几十遍，或读何书，看何书以及读文、读诗、学字之类皆然。十日之内，院长示期查阅，抽背抽覆无实者，必加斥责。”[41]
全祖望、冯敏昌的做法就是清代书院课程设置的一般做法。其特征是要求学生依据科举考试的需要设立考课册，在考课册上分读经、读文、读诗、学字几项，记录每天的学习进度，老师对考课册中所记录的学习内容进行定期检查，或抽背经书，或诘问意义。这个课程旨意完全是要求学生围绕着应试科举的目标而进行学习，以锻炼学生的科举才能。
从理论上讲，八股文的写作应该是在深入研读四书五经的基础上才可能成功。但时文之操练一旦与猎取功名挂上钩，便成为沽名钓誉之具。“今天下山长所以教士者，津津焉于科举文章，揣摩得失，剽窃影响，而罕有反而求之于实学者。”[42]由于各类场屋之范文刻本充斥坊间，士子务求捷得，便舍去读书之功夫，模拟范文，揣摩剿袭，窃取他人之文记之。逢书院月课之日，无非是将所背诵之文，抄誊一遍，便可交卷。更有甚者，由于“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故不少“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童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如此便捷之径，何须每日课程之辛劳。专课时文之书院则视课程设置为具文，仅以月课为唯一教学活动。
全祖望在端溪书院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全祖望，浙江鄞县人，乾隆进士，为庶吉士。他主掌端溪书院，不希望生徒仅仅是为了科举而读书，他说：“粤中远在峤南，不远五千里，延掌教以莅之，所望于诸生者甚重，固不仅区区章句之学，博一科举而已也。”[43]他对当时士子沉溺于帖括之学深恶痛绝，他说：“掌教固不敢薄待诸生，然谅近来士习，沉溺于帖括之学，未必留心及此也。夫学问岂在帖括？然即以帖括言，亦非读书不工。诸生即未能遽读《十三经注疏》《通志堂九经解》，然于《五经四书大全》，其曾熟复乎？即未能遽窥《廿三史》，然于《资治通鉴纲目》《文献通考》，其曾详观乎？即未能遍览诸儒之语录讲义，然于《性理大全》，其曾研究乎？”[44]
他希望学生即使是为应试科举，也要笃实读书，扎实钻研，所以他要求学生能严立课程，全盘规划读书规程，“读尽诸书，不仅以帖括之士终，而亦必不为寻常庸劣之帖括也。掌教其待大叩小叩之至而应之”。但全祖望的希望全盘落空，他在端溪书院待了一年有余便因病辞归，据说他还为此写了两句诗：“一年鼓动终无术，因病逃闲也见机。”张之洞督粤，他看到端溪书院原为总督课士之所，自督署移广州，不复亲临考校，惟以山长主之，其气势日渐衰颓。光绪十三年（1887年）三月，张之洞聘梁鼎芬主讲端溪书院，期望其能对书院进行切实的整顿。
梁鼎芬到达端溪后，对书院各项规章进行了重新厘定。他特别对教学纪律进行了整顿，对生徒每天的学习严格要求，考试也必须限期完成，严防作弊。但是积重难返，收效甚微。次年广雅书院落成，张之洞委派梁鼎芬任山长，“文忠率端溪经古诸生移居省城，其专课时文者仍留端溪”。所带走的经古诸生乃是每日需要下读书功夫者，专课时文者仍留端溪，说明梁鼎芬的课程之举又成泡影。既然书院课试于学无补，学生参加书院月课的目的便只剩一个，那就是冲着膏火之资而来。
无怪乎张之洞曾在《劝学篇》中气愤地指出：“中国书院积习，误以救济寒士之地，往往专为膏火奖赏而来。本意既差，动辄计较锱铢，忿争攻讦，颓废无志，紊乱学规，剽袭冒名，大雅扫地矣。”[45]书院已经完全沦为有月试的科举考试的附庸。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朝廷颁布废除科举制度谕令，全面实行近代教育，学制课程彻底得到改变，致力于大力培养实用性人才。尽管端溪书院的官办特点，在教育方针上宗旨是为朝廷培育人才，以德育为先，学生求学不可避免地以习八股文考科举为目的，但所幸历代山长眼界开阔，告诫学生不以科举为唯一目的，力学经史，博采众长，济世为民。
四百余年来，从两广端溪书院到肇庆府中学堂再到而今的广东肇庆中学，弦歌不绝、薪火相传。从明经行修到立德树人，从练就敦品励行之士到培养内心有光芒的学生，传承端溪书院精神的肇中人情怀未变，始终牢记使命，从不懈怠。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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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608.
[11]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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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居正.张太岳集·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61.
[16]张居正.张太岳集·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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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张之洞.劝学篇·设学第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94.
[21]赵敬襄，傅维森.端溪书院志[M].赵克生，宋继刚，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15：56.
[22]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集成[M].上海：中西书局，2011：1367.
[23]参见清宣统时期《高要县志》第十二卷。
[24]藩臬，即藩司和臬司。明清两代布政使和按察使的合称。
[25]赵敬襄，傅维森.端溪书院志[M].赵克生，宋继刚，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15：12.
[26]赵敬襄，傅维森.端溪书院志[M].赵克生，宋继刚，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15：13.
[27]赵敬襄，傅维森.端溪书院志[M].赵克生，宋继刚，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15：14.
[28]邓洪波.中国书院章程[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228-229.
[29]赵敬襄，傅维森.端溪书院志[M].赵克生，宋继刚，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15：40.
[30]邓洪波.中国书院章程[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227.
[31]参见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一。
[32]沈云龙.钦定学政全书·书院事例[C]//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1528.
[33]赵敬襄，傅维森.端溪书院志[M].赵克生，宋继刚，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15：41.
[34]赵敬襄，傅维森.端溪书院志[M].赵克生，宋继刚，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15：42.
[35]赵敬襄，傅维森.端溪书院志[M].赵克生，宋继刚，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15：43.
[36]赵所生，薛正兴.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0册[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112.
[37]沈灌群，毛礼锐.中国教育家评传：第2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259.
[38]赵敬襄，傅维森.端溪书院志[M].赵克生，宋继刚，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15：17.
[39]赵敬襄，傅维森.端溪书院志[M].赵克生，宋继刚，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15：41.
[40]赵敬襄，傅维森.端溪书院志[M].赵克生，宋继刚，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15：30.
[41]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380.
[42]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5[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394.
[43]赵敬襄，傅维森.端溪书院志[M].赵克生，宋继刚，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15：41.
[44]赵敬襄，傅维森.端溪书院志[M].赵克生，宋继刚，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15：41.
[45]张之洞.劝学篇·设学第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