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于世，中外并教

中国近代史是复杂多变的大变革时代，更是辞旧迎新的新时代。作为传统士大夫和中国近代教育的先行者，梁鼎芬的思想明显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他在亲涉洋务教育实践中，得以接触、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西学熏陶，逐渐形成了“中体西用”的中西文化观。

其一，传承传统文化。梁鼎芬秉承了其师陈澧的传统儒学处世观念。指出“立身需正大，治事要精详”“媚骨难凌雪，贞心自耐冬”^[44]，他强调发扬儒学，“忠”字当头。每日都以“事君以忠”“人性本善”“理义养心”等学说为教育理念来传道授业；他还在丰湖书院的西侧建“苏公（东坡）祠”，重修风浴阁，改名“洗肝亭”，取东坡诗“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之义；作范孟博祠对联：“气节重东汉，英灵托西湖”；对丰湖书院“书藏”题书“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1887年，在他制定的《端溪书院章程》中提出“各生徒不得因某卷内少有疵累，或堂上哗笑，或出外传扬，既非君子之心，亦失朋友之谊”；“凡听讲日，各生徒不得笑语跛倚。如有不遵，当堂斥退”；“凡应课生徒，路遇师长，皆旁立稍待，不得疾趋”。^[45]以及在端溪书院《生徒住院章程》中强调“各生徒不得短衣赤足，群立房门，既玷斯文，尤乖礼法，不遵者，记大过一次，至三次，革课出院”；“各生徒服役人等，务当严行管束，不得喧哗滋事，唱曲赌钱。如违，即日驱逐，该生徒记过一次”^[46]；等等，无不寄托着梁鼎芬希望学生勤于修身，秉持气节，忠于国家，立志成才，勇于担当，报效国家的育人情怀。

1902年，秀才孔庚因反对科举制度，捣毁本县儒学衙门，被捕并羁押于武昌府候审处。他后作对联：“天将丧斯文，未丧斯文，羑里示良谟，玉汝于成担大任；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神州沉苦海，问君何术救同胞？”^[47]梁鼎芬时为代理臬司兼学务处总办，年终巡监，见此对联，惊叹其才，欲助他到经心书院深造。然孔庚却言：“学生还有老母在家。我自去冬被捕解省城后，听说母亲在家日夜啼哭，因此我要求回家省母后，再回省城就学。”梁鼎芬听后，欣然同意，叹曰：“有孝子才有忠臣，有忠臣才有孝子。”^[48]于是，准其假期一月，回家省亲。1904年，在建成的两湖总师范学堂，梁提出了“以修行为基，以求实为主”，是竭尽全力培养“读正史”“崇正学”的忠君爱国的育人之师。(https://www.daowen.com)

重德树人是中华传统文化最大之特色。《尚书》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易》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等学说均强调重德修身的作用。王夫之也强调“善学者必有其志”^[49]，强调求学需要有发愤图强、担当为国之精神。书院是立德立志树人的好地方，梁鼎芬强调修其身，讲气节，孝父母，忠于国，崇正道，求实学，勇担当，致于国等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而且他无论是在行事中，或是育人中，都坚守着，用实际行动推动着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其二，传播西方学说。入主广雅书院后，梁鼎芬把课程分为经学、史学、理学、文学4门，学生可自由选择，体现了新学特色，使书院具有近代学校的雏形。在任教两湖书院时，梁鼎芬就非常重视并通过选拔既对旧学深有造诣，又对西学有一定研究的老师，以便于推动新式教育改革。先后担任两湖书院各门的教习中，经学方面有易顺鼎、杨裕芳、钱桂森（笙），史学方面有杨锐、汪康年、姚晋圻，理学方面有周树模、关棠，文学方面有陈三立、屠寄、周锡恩、杨承禧等人。他们当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是进士出身，又兼具新思想。比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是举人出身，具有维新思想，参与维新变法。汪康年曾创办求实书院，提倡西学和维新，与梁启超合办《时务报》。陈三立也具有维新思想，曾帮助其父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他还将两湖书院等旧书院改造为培养通经致用人才的新式书院，便于新学的传播。他协助张之洞筹办农务、工艺、军事、师范等各类专业学堂，直接传播了西方先进文明。在发展湖北教育时，张之洞曾言“现办各学堂大率皆仿照东西各国学校教育成法，而其间亦间有增减酌改之处”，体现接纳“新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