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民心,培养人才
清代书院,按其讲学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应科举、学习八股文为主的书院;以讲求程朱理学为主的书院;以博习经史辞章为主的书院;以学习“经世致用”之学为主的书院。端溪书院虽然以举业课生徒,但兼修经史、辞章,注意培养学生的儒家气象,以“勋业、风节”相激励。
作为清初复兴的全国仅有的23所省级书院之一,端溪书院的主要功能就是教化民心和培养人才,在岭南地区起着龙头书院的作用。[15]而教化民心的主要途径就是祭祀先贤。端溪书院从全祖望担任山长开始,就有定期祭祀先贤的传统,重祀向学,每年按惯例举行。通过祭祀中威仪的环境熏陶、仪式的即时感化、榜样的教育力量、祭文的引导作用、道德的教化作用等共同影响,生徒肃然起敬,尊师重道,尚贤崇德并产生一种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林召棠的前任山长冯敏昌在《端溪书院率诸生祭圣师文》中说道:“道集群圣,统传一中……仰惟圣师,仁临如天。”端溪书院祭祀的文化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祭祀先圣先师彰显儒学之本。端溪书院祭文强调了孔子作为儒学创始人的地位,强调了对儒家思想及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尊崇。二是祭祀先贤先儒标明学术旨趣。据清代赵敬襄《端溪书院志》载:“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年),郡守钱塘吴公绳年于亭后增建后楼,奉祀先贤。先贤楼奉祀,左右各十人。”[16]清乾隆时,先贤楼奉祀中左有陈白沙(陈献章)、李见罗(李材)、陈秉常(陈庸)等,右有黄泰泉(黄佐)、杨复所(杨起元)、湛甘泉(湛若水)等先贤先儒共20人。“书院祭祀的人物,常常标志着书院的学术方向和学风。”[17]三是祭祀杰出山长激励后学之士。书院奉祀在书院的发展史上特别有贡献、有名望、有学行的山长。如何通过端溪书院严格贯彻礼仪,从而引导、教化肇庆地区的百姓,林召棠在上任之前就有深刻的认识。他在殿试的“天下第一策”中就提到:“崇儒重道,久且驯至乎太平;讲让兴贤,即以潜消其匪僻;建首善以励天下,而是行是训咸遵王道之荡平;端士习以振民风,而无党无偏悉纳群伦于轨物。”[18](https://www.daowen.com)
林召棠在端溪书院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培养人才。具体来说,就是要让更多的生徒通过科举考试,谋求社会上升的通道。科举考试的内容一直在变,但在林召棠应试和从教时期,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在第一场的四书和诗题,即时文和试律,也是林召棠的绝门功夫。尽管他的科举道路并不坦顺,但总体说来他是科举考试的最终胜利者。作为绝对的时文高手,林召棠在会试中所作的《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堪称完美。他又有主持乡试的经历,对阅卷规则烂熟于胸,有“立诚辞达”的辨才观。状元头上的光环闪耀,兼具顶级写作能力与评卷经验,林召棠对端溪书院时文水平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而试律,也是端溪书院生徒的强项。早在全祖望时期,就定下研习试律的学规,试律是端溪书院的必修科目。乾隆十七年(1752年),全祖望制定的《端溪书院讲堂条约》专设“习词章”条,嘉庆四年(1799年),冯敏昌制定的《端溪书院学规》亦有关于试律研习的“诗赋宜究心”条,且两则条约都明确指明试律课程是为通过科举而设的。在既有的学规框架下进行试律指导,热衷于诗词创作、有诗人之名的林召棠更是熟稔于心,游刃有余。林召棠智力超群,饱学诗词文赋,熟读四书五经,通诵周诰殷盘,治学严谨,教育得法。
十五年时间里,林召棠心无旁骛,诵经讲史,旁征博引;吟诗作赋,仰天俯地。一些颇为他所赏识的学生,不仅气宇轩昂,饱读诗书,更重要的是有热情、富于正义感。这些学生先后有顺德罗惇衍(后官至尚书)、高要冯誉骥(后官至骑侍郎)……冯誉骥,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进士,曾任山东、湖北学政,取士得人,后主讲应元书院,之后又出任陕西巡抚。其人学术渊通,清望重一时。出自林召棠门下,名气更大的则有顺德人罗惇衍,他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后督四川学政,官至吏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户部尚书、工部尚书兼武英殿总裁。他立朝正色,抗论时事,倡犯颜直谏,指陈利病,主张奖廉惩贪,崇俭禁奢,以蓄物力,呼吁臣将毋贪恋禄位,毋顾惜身家;事可行则行,毋泥成例;人可举则举,毋限资序;法可改则改,毋弹更张。他认为只有众多清正而有才能的官吏报效朝廷,才能反危为安,转乱为治。他为朝廷引荐了许多栋梁之材。当咸丰七年(1857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重孝在身的罗惇衍还奉旨为广东督办团练大臣,第二年在顺德开办团练总局,作抵抗外敌的准备。罗惇衍十分敬重林召棠,曾有《贺林召棠夫妇七秩晋一双寿联》敬赠。从罗惇衍的思想言行看,林召棠的弃私、纳谏、崇俭、不拘一格选人才等思想和爱国精神,对其都有深刻影响。学生们多是走上了仕途,而没有变成学问家,无他,因为老师不是单纯的学问家,而是内心热切关注时事、以出世为表的积极入世者,也因为林召棠教的不是钩沉索隐,而是治国理政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