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安全网络舆情现状
新媒体技术赋予普通网民在社会事件中发声的权利，进而使得网络舆情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传统媒体时代，受到传播技术和媒介体制的限制，公众话语权基本被官方垄断，公民个体的声音很难汇聚成强大的力量传播。然而，伴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和互联网的兴盛，新媒体技术通过降低普通大众发声的门槛，为人们情绪、意见和观点的传播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一台电脑或者一部手机就是新闻和意见的编辑器和发射器，用户可以通过微博、微信、论坛等应用创造内容，并公开发布。用户的粉丝群和朋友圈有多大规模，就有多大的受众群，这就相当于传统媒体时代的发行量和收视率。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信息生产和传播的门槛大大降低，“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时代已经形成。
（一）网络舆情载体
中国教育网络舆情报告显示 [8]，2015年，在教育网络舆情传播载体方面，以新闻网和微博为主要的传播区载体，两大传播平台的占有率分别为45.70%和37.23%，二者所占比例较2014年均有所增加，2015年有超过七成的教育舆情事件由新闻网和微博平台首发。对一级传播载体中的新闻网做细分后发现，全国性的新闻网站仍是教育新闻传播的主流渠道。在排名前十的新闻网站中，腾讯网、新浪网、网易新闻以及凤凰网为全国最主要的新闻门户网站，中国新闻网、新华网、人民网、中青在线为主流的中央级官方新闻网站，澎湃新闻和《新京报》则是在报道全国性新闻方面较为突出的地方媒体。此外，社会论坛和校园论坛作为以兴趣话题交流为主的社区平台，亦占有一定的份额。其中，由百度贴吧、天涯论坛、猫扑论坛、凯迪社区等构成的社会论坛在传播载体方面占有10.39%的比例，而以各个高校校园BBS组成的校园论坛占比为4.90%。外网、微信和博客均只占有不超过1%的比例，所占份额较小。
值得注意的是，微信平台如今已成为日常交流、新闻发布和舆论生成的重要领域，在舆情的传播上应同样占有较大的比例。但由于微信为半封闭的传播平台，其舆情信息难以捕捉和把握，所以作为舆情的传播平台，微信有被低估的可能。
（二）校园安全网络舆情影响
校园安全利益相关者范围极广，议题敏感度高，一旦曝光，社会恐慌的传播效应和社会风险的连锁效应凸显，舆情热度升温较一般热点事件来说更快更猛。不少发生在2015年的校园安全类热点事件都可印证这一点。如江苏南京小学生秋游踩踏事件、陕西吴起女生逼学妹向官员卖处事件、福建起火幼儿园扔孩子事件、河南焦作幼师针扎学生事件等，都在事件曝光当日形成舆情峰值，成为热点话题。校园安全舆情的发展也对事件的处理带来影响。统计发现，所列事件案发后得到学校、公检法机关、当地教育部门乃至教育部等高度关注，社会反响十分热烈。例如，在泉州惠安县校园欺凌事件发生后，涉事学校第一时间向家长道歉，并及时向上级教育部门报告。当地教育部门和警方迅速介入调查，泉州公安在微博上也积极跟帖回应。但同时也存在一些网络舆情应对的缺陷。如部分学校与政府部门集体失语。欺凌事件曝出之后，部分涉事学校未进行任何回应，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也未表态。部分学校没有迅速发布权威信息，及时回应社会和广大师生的关注，而是抱有侥幸心理，怕影响校园稳定和学校形象，采取隐瞒的手段或用“不清楚”“不知道”等含糊其词。还有的学校表面上说是在调查中，却迟迟没有向社会公布事情的真相和处理结果。许多学校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舆论应对机制。新媒体时代，信息发布的渠道不只限于接受记者采访、召开新闻发布会，还要建立学校自身的发布平台，如官方微博回应，并及时发布事件的进展，是消除公众疑虑的最快速有效的方式。
（三）校园安全网络舆情发展特点
在关于校园安全类热点事件的早期讨论中，网民习惯于在第一时间将责任归咎于校方、教育主管部门、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及其人员，表达出明显的不相信和指责态度。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当前社会生存状态下，人们现实压力的一种表现。人们在一些事件中表现的暴力行为，看上去是针对某些特定的当事人，但实际上它是人们针对普遍社会压力的一种泄压行为，特定事件或人物只是一个启动阀口。而网络表达的相对自由性为这种压力释放提供了可能。后续随着媒体评论深入，网民关注焦点有所转移，随着网民理性意识的回归和获取事件信息的需求得到满足，主观攻击的言论大幅减少，理性反思越来越多，舆情议题开始从质疑宣泄性议题转化为追责建言型议题，主要体现为少了初期的激烈情绪和批评锋芒，转而更多关注责任追究，表现出就事论事的态度，就事件本身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针对事件中出现的各方责任与制度弊端提出建设性建议。
同时，校园安全类热点事件网络舆情容易激活公众关于同类事件不同时段的集体记忆，如山东女教师令学生集体掌嘴事件后，此前的“校园虐童”案例又被重新讨论，“教师作威作福”“学生被虐不敢说”的认知定式再度固化。或者个案发生后，短期内类似议题被不断挖掘，对公众情绪产生强烈刺激，形成声势浩大的社会关注和探讨，如2015年江苏“毒跑道”事件发生后，“毒跑道”向多地“蔓延”，广东、深圳、上海、浙江、陕西、江西、河南、北京等地均曝出“毒跑道”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