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社会组织的介入

一、专业社会组织的介入

如前所述,随着校园安全问题的复杂化和专业化,学校的自身能力与精力有限,无法满足目前校园安全治理的现实需求。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利用其自身优势介入校园安全的风险防控中来已成为全球防治校园安全的重要趋势。

国外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专业社会组织对学校安全治理的介入。例如,法国的公共服务传统中,有许多是来自非政府领域,如红十字会组织,也有一些为辅助教育机构更好地完成教育任务而成立的针对学校安全需要进行专业指导和服务的社团协会。法国教育部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通过资助这些社团协会的项目,达到改善校园安全状况的目的。非营利性社团协会进入教育系统进行服务,需要报教育部进行资质审批,五年有效,五年后经过审核,可以延续。这些社团协会的资质经过教育部认可后,即在网上公布名单,公示其协会目标、协会地址、联系方式、网址等,[17]全国学校可以根据需要联系其提供服务。在公共卫生领域,有法国红十字会、法国全国卫生教育委员会联盟、法国国民教育卫生行动与文献协会。在酒精、毒品、艾滋病、情感、性教育领域,有巴黎大区艾滋病预防与信息提供中心、艾滋病团结组织(在学校机构开展主题活动,进行艾滋病预防、教育活动,帮助艾滋病患者)、法国全国反酒精、毒品、药物依赖协会、“自爱”协会(青少年性教育、反对性暴力)、“芝麻开门”(情感和性教育协会,志愿者入校做宣传和倾听)。在交通安全教育领域,有法国公立教育系统校车全国协会、道路事故预防协会(研究、落实一切有利于降低道路交通事故频率和严重性的建议)、法国愤怒摩托车手联盟(摩托车安全教育)。在反校园暴力领域,有“生命之路”(反对放学路上的暴力、勒索行为)、非暴力新闻(预防社区暴力,帮助受害者寻找援助,媒体宣传、倾听受害者、冲突管理、矛盾调处、非暴力宣传) 、“启迪”协会(针对郊区问题青年的学业、课外、社会行为教育) 、“调解一代”(预防暴力、矛盾调解和平教育、青年社会责任教育) 。在日常安全教育领域,有法国重大风险与环境保护教育者培训中心、法国学生窒息事故家长协会(警告不要玩丝巾、塑料袋等容易导致学生窒息的玩具)、“小淘气”急救组织(警示、教育在校学生游戏中的危险)、反网络犯罪(学校层面开展教育,提高反网络犯罪意识,反思网络管理问题)。在弱势权益保护领域,有法国学生联盟(在押服刑人员教育志愿者项目)、“医院里的孩子”[儿科住院就诊和“工读学校”(CLIS)学生的学业、心理辅导协会]、恐同急救组织(为受歧视的同性恋提供电话服务,在公众舆论和公权力领域进行权益保护宣传) 、种族歧视急救组织(发现、揭发种族歧视行为,提供相关教育信息、资料) 、倾听自杀者( 7天24小时,公开全国统一电话号码,提供心理辅导和援助) 。这些社团协会往往也是由学生家长参与,对学校可以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每年所属地方政府根据年度报告和新一年的行动计划,会对社团协会组织进行一定程度的资助,这实际上也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18]

在校园欺凌的防治方面,很多国家的社会组织及其他第三方也会介入。由于校园欺凌问题是在多方环境系统共同作用的背景下产生的,和社会风气、网络环境、政府忽视、学校回避、学生叛逆期、家长溺爱或放任等都有较大关系,其防治和治理难度也较大。基于公平公正的理念,日本立法规定校园欺凌案件必须引入第三方介入机制。学校设立“咨询委员会”和“学生安全对策支援室”,主要由律师、心理医生、前警官和大学教授等专业人士组成,既为预防校园欺凌,也为在事件发生后全方位保护学生利益提供支持。再者,日本政府善于用明星偶像作为宣传大使,利用其影响力进行反校园欺凌的宣传。美国第三方社会机构也高度关注校园欺凌事件。早在1987年,美国国家学校安全中心就借助哈佛大学的研究力量,推出了“校园霸凌实务工作坊”项目。一些志在推广反对霸凌行为的个人,通过建立网站、演讲等方式宣传校园欺凌的危害以及防治措施。例如,查韦斯·布朗创办的Mojo Up(http://majoup.com)就是帮助青少年站起来反对霸凌的一个专业网站,目前聆听过他演讲或参与过其反霸凌课程活动的学生已经超过一百万。[19]

从全球各国利用专业社会团队来协助校园安全治理的情况来看,社会团体对学校教育的辅助作用非常明显。对学校急需解决的问题,建立有针对性的团体,来处理学校没时间、没精力、没人手、没资质解决的新问题,充分发挥了校外人士的积极性、主动性,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辅助学校完成学生的全面教育,与此同时,还能强化家校沟通,分清责任和主次,让学校真正扮演起教书育人的角色,提高家长在学生教育当中的参与度和责任感,让家庭则回归配合学校教育的角色。这和我国政府现阶段培育社会组织,促进社会组织的发育,政府购买服务的思路一致。在未来立法当中可以考虑适当预留社会组织服务的空间,顺应发展趋势,使社会积极参与到学校安全管理中来,让学生、家长、社会的利益和诉求统一起来,共同遵守社会行为规范和共同价值观,更好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同时减轻教育主管部门的人事财政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