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在审判过程中面临的困境

（一）本案的社会影响力：案件发生背后的民俗因素

本案在纠纷发生的初始阶段，就因为其隐藏着多项关键词而聚焦了公众目光，成为当地的公共事件，成为市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网络议题和媒体的炒作话题，进而后面的起诉与案件审理，都有大批媒体跟进，对于双方博弈的结果如何，市民也极为关注。

（二）民俗与制定法间的冲突

本案单纯从法律角度来看，合议庭较倾向于属职务行为的结论，从而得出奖品归原告所有的结果。但是，在司法实务论坛中，民俗专家指出，在博饼风俗中，“代博”是指被邀请的客人没有到场，由在场人“代博”，“代博”的奖品归没有到场的客人所有，但是一般是自然人帮助自然人“代博”，很少有自然人帮助单位“代博”的行为。(https://www.daowen.com)

另外，在博饼文化中，大部分博饼活动的奖项设置并不会太大，更多的是“小赌怡情”，参与博饼的人更多的是图个来年的喜气和好彩头，奖品的得失反而在其次。也正因如此，在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是，如果单位有博饼的机会，一般会把机会分配给员工，让其参与，所得奖品归员工所有，很少要求归公。正如原告在法庭上回答“为什么不追索其他员工博饼所得奖品时”，回答是“那些奖品太小，我们不想追索”一样，说明在潜意识中，原告方也认同“公司将机会让给员工”，所得奖品归员工所有，形同中秋福利的社会习惯性做法。在这一点上，民俗与法律规定存在一定的冲突。

（三）法理与情理的冲突

虽然存在民俗与法律间的冲突，但此案的核心法律关系还是比较清晰的。被告在博得第一辆车后与公司签订“委托书”，同意将博饼所得奖品及鼓浪屿“王中王”博饼机会交给公司处理，虽然在庭审中被告提出该“委托书”是在酒后被原告连哄带骗的状态下签订的，但并无法举证证明签订时违反其真实意志。但是，如果判决确认两部轿车均归原告所有，未考虑到博饼活动中被告连得状元的运气及其对原告的贡献，情理上于被告显失公平。

（四）社会舆论导向的问题

此案从纠纷发生起到法院调解结束，一直被媒体聚焦和市民热议。被告虽然是个人，但由于其从事企划工作，在舆论操控和话题制作方面，是一位经验老到的操盘手。在诉讼的整体过程中，被告一直试图抢占道德制高点，向媒体和公众勾勒出原告会放下架子与员工争利的原因仅仅是“奖品是两部轿车”，而在诉讼中后期，两位律师以“公益诉讼”与“义务代理”两大招牌入局，其中一位律师是“厦门小鱼网”管理员的身份，使得这场舆论口水战更加白热化。

在纠纷的第一阶段，原告管理层尚未对奖品的归属及奖励方式达成最后意见，被告即向媒体爆料“博饼状元赢得了两部轿车却丢了工作”，由于博饼活动在厦门的高参与度及“赢得两部轿车”与“丢了工作”的冰火两重天，马上使得这一话题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话题”，社会舆论一边倒且形成“哄客效应”，对被告所在的公司形成巨大的压力。但同时公司也对被告炒作的行为产生巨大的厌恶感，这种厌恶感及人品怀疑一直持续在纠纷解决和诉讼的整个阶段，也是阻碍调解的巨大障碍。在法院审理阶段，双方的舆论战更加激烈，也由于“转型期社会各种要素彼此复杂地关联”及“网络虚拟世界仇官仇富心态的蔓延”，使得双方的讼争被赋予更多的内容和关键词。被告律师将这场诉讼包装成公益诉讼，双方均宣称“奖品的归属并不是最重要的，就是要讨个说法”。双方在情绪上的对抗增加了调解的难度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