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不仅仅是简单的和为贵（修订版后记）

世间万事，皆有其因果，这不是宗教的宿命观，辩证唯物主义也讲究“事物之间的密切联系”“外因通过因内起作用”。

世间万物的因果，有其必然性，更有其偶然性，正如中国大陆第一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地方立法，何以落地厦门，其初始之因，在于1999年，厦门大学法学院的齐树洁教授，赴英国伦敦大学访学，他选定的访学内容，是英国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司法改革，这时，英国友人彭文浩先生建议他关注ADR（纠纷非诉讼解决）研究，也有反对的意见，认为ADR并不是纯粹的法学，甚至不是法律科学，而是一个混合或者说是混搭的集合物，混杂着社会学、心理学、谈判学的概念和方法论，而上述每一个学科均拒绝其“认祖归宗”，将其归入杂学之类。

在跨界融合并未形成概念并被普遍接受的彼时，学术讲求规范，讲究正统，血统不纯正者，易受歧视。但齐树洁老师敏锐地意识到，ADR对于中国司法、对于中国社会纠纷解决的意义，归国时，带回了域外的先进理念和海量的资料。

应该说，纠纷非诉讼解决，并不是洋物种，调解于中国人，属本土作物，西周时国家即设置“调人”官职，专司纠纷调和，历代乡土社会，基层吏员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本乡本土的纠纷调解。

笔者在厦门大学法学院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给学生们展示亭子的图片，告诉他们“这亭子名叫申明亭，是中国明代的乡土司法所和调解室”，明代的申明亭，除给行人遮风挡雨外，其实已经成为一个集公共议事、普法教育、纠纷调解等职能于一体的公共建筑，申明亭的调解员，依“本土”原则，主要从本地成长、在本地生活的乡贤、野老中产生，调解员不受公共财政供养，除可以从地方公仓、义仓领取少量的实物补贴外，更多的是精神鼓励，比如朝廷命官见面时，以礼相待，调解人虽无功名，亦可头戴方巾，故明朝，地方上的调解员有乡间的“方巾御史”之美誉；乡土社会纠纷，多以田粮、继承析产等家事、邻里纠纷为主，多为乡民间之琐事，县城里的衙门不爱管，也管不过来，故大量的民间纠纷，发生在熟人之间，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聚族而居，婚配半径也小，抬头不见低头见，打断胳膊连着筋，谁也不想“一讼十年仇”；民间解决的依据，除国家颁布施行的律令外，更多的是风俗、行业惯例、交易习惯和当地共同认知的价值、规范、行为方式。

古代孔子主张无讼，批判者有之，认为“无讼”只是儒家一种不切实际的社会理想，有人的地方即有利益，有利益即有冲突，有冲突即需要解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使得人类越来越“群居”，社会分工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协同、协作成为必需，交易、交换、交流越来越频繁，无人能生活在“孤岛”中，而随着社会的多元化，法律关系主体的价值观的多元性、决策的自主性、行为的多样性、关系的复杂性，都随着社会分工与分化，呈几何式增长，越是精密、精细、精致的社会系统，辐射性越广、关联度越强、节点越多，纠纷发生的概率则越高，即使人类通过制度设计，进行了有效的风险防控，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一年期间所发生的法律事件或需要法律予以评价的行为，相比于农耕时代，就其数量，或多于封建时代整个国家的一年。权利需求救济，而权利救济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请求司法作出判断，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生效判决的执行。如是说来，“无讼是求”根本是不切合社会发展实际的呓语，更是与现代法治的理念背道而驰。

笔者不这样认为。本书既是调解员培训的实用性教程，所有的章节，字里行间，均传导着一个理念，即“无讼”并不是人为阻却诉讼，或反对当事人通过诉讼实现权利救济。而是告诉当事人一个道理，纠纷解决的体系是全方位的，包括诉讼与非诉讼，与他人发生纠纷时，“告那家伙”未必是最优的纠纷解决策略，而应该根据纠纷的类型，综合考虑纠纷的源起、当事人的诉求、纠纷解决的成本与收益及社会关系修复各方面，选择最“妥实”的纠纷解决方式。从国家治理层面看，有效的公共治理应提供方式多元、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纠纷解决路径，尽可能引导当事人理性决策，选择高效、便捷、低成本、弱对抗性的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通过谈判有效沟通、通过协商寻求多方共赢，而不是“不蒸馒头争口气”，不计成本将诉讼进行到底。

在以往的认知中，认为“调解”就是婆婆妈妈，就是利益上的“和稀泥”，就是责任区分上的“各打五十大板”，甚至将调解技巧，认为是“摆平就是水平”。事实上，这是对调解工作性质认识的误区，或者说，正是这种误解的错误认知，影响了“调解”作为一门学科的科学性。在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工作中，笔者到过英国、德国实地考察，也和域外许多ADR研究者、实务工作者聊过，得出的结论是，调解应该是一门学科，而且应该是一门有机有效地融法学、社会学、心理学、商务谈判等学科及技巧于一体的学科，或者说，调解不仅是技术，调解也应制度化、标准化、程序化，同时保留着调解制度的“灵动”“便捷”，追求纠纷解决的实际目标，依法进行却不因循规则，在程序设计上，更多地让当事人参与纠纷解决，选择纠纷解决的方式，决策纠纷解决的方向，决定纠纷解决的结果。(https://www.daowen.com)

在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过程中，曾有人问过一个很中国化的问题：为何调解源于中国，中国有着“和为贵”的和合文化传统，为何曾经“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制度，在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今日，其纠纷解决的王者地位，反而衰弱？“有纠纷找法院”成为标准化普法宣传，但现实中，司法功能的有限性，是否能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对纠纷解决的需求？在讨论中，得出比较一致的答案是：是的，人民调解确实曾经成为基层纠纷解决的中国经验，但新时代中，人民调解制度若不能与时俱进，若不能科学化、学科化，若总停留在“婆婆妈妈”的层面，若总是将“说破嘴，跑断腿”作为调解成功的经验，则调解必定不能承担现代纠纷解决的主力军作用，换言之，战争的形态已经升级换代，作战的理念和武器仍停留在冷兵器时代，结果无非有二：一是被时代淘汰，被当事人放弃选用；二是朝天放铳，大声吆喝，假装一直在战斗。

那么，什么是新时代的枫桥经验？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其调整地域，已经从乡村拓展到城市，再到互联网虚拟空间；其调整的范围，从社会治安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纠纷解决的主体，包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纠纷解决的路径，从人民调解到沟通、协商，到调解、行政裁决、仲裁，非诉在前，裁判在后。变得是技术，是方法；不变的是精神要核，关键词包括：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和人民利益。

那么，什么是新时代的调解？有个比喻讲得好，新时代的调解，不再是跑腿磨嘴，而是“让数据线上走，百姓少跑腿”，除非有需要，当事人及调解员从调解的开始到终结，不需要现实面对面亦可实现纠纷解决；纠纷各方可以通过在线纠纷解决平台提出调解申请，调解员可以在线与各方沟通，文件电子化，在线传送，交流在线进行，“面对面”“背对背”均可通过平台功能的设计成为现实；调解员不再是单打独斗，可以通过法律知识检索系统获取相关法律法规、系统自动推送最相类似的裁判案例，可以在线寻求法院、法官的专业指导，法律文书自动生成系统可以快速生成文书模板。

新时代的调解，当事人可能分散于不同城市，或不同国家大洲，却可利用同步在线或错时交流，消弭分歧，实现纠纷解决；专业的法律咨询可以使当事人明了应如何依法维权，中立第三方评估报告可以校正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的预判，合理调整心理预期及诉求。在线司法确认可以让调解协议获得强制执行力，当事人省心，法院省事，社会省成本。

新时代的调解，首先需要变化的是理念，法院不再是纠纷解决的唯一路径，或言之不应是纠纷解决的第一选择，调解应该是第一选择，或许是比调解更先前的有效沟通、谈判与自行和解。当然，纠纷解决，法院仍是“定海神针”，法官们应将精力集中在疑难或有指标性意义案件的审理上，以对法律诚挚的理解和对人民群众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诠注法律，以判决确定规则，指引行为。中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相比于域外的诉讼替代，在于中国的制度设计接地气，非常清楚诉讼不可能完全被替代，也不应该被替代。中国模式纠纷解决体系的建构，在于诉讼与非诉讼间的制度衔接、程序对接、功能互补。人民法院的司法功能不可替代，不仅在于纠纷解决，亦在于财产保全、证据保全、行为保全等诉讼措施对纠纷解决的功能，在于强制执行制度的威慑功能，在于诉讼法赋权法院对仲裁、调解的司法审查职能和纠偏救济功能，也在于人民法院、法庭、法官对调解的业务指导。在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的设计中，司法的功能可以是后盾，赋予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效力；是利剑，向程序不正当、内容不合法的调解说不；是度量衡，为纠纷解决提供参照标准。

2012年，厦门中院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全国诉调对接试点法院”，试点验收后获得高分，加分项之一就是调解员培训，厦门中院在每年的法官培训计划中，雷打不动地安排至少一个班50名学员不少于三天的培训，法官自己编教材、编调解案例，让优秀的调解员走上讲台，分组讨论时让资深调解员介绍经验。厦门法院的诉调对接中心，俨然成为优秀调解员的养成中心，调解了大量的纠纷，也培育了大量的种子调解员，撒向各行各业、各领域，落地生根。《调解员培训简明教程》一书，正式出版前就是厦门中院的调解员培训教程，内容只有现在的四分之一，案例也不多，不断地丰富，不知不觉，已是第6版。

徒法无以自行，同理，没有好的调解员，再先进的治国理念，再精妙的顶层制度设计，都是摆设。调解这朵东方之花，要绽放在新时代，需要的是调解员的培育，不仅是一个、两个，而是要成批量产，经过岗前培训，调解员要对法律有敬畏，对调解有认同，守规矩、有担当、懂方法。

也唯有如此，调解这事，有戏，调解这行当，有前途，有意思。

笔者对调解制度之研究，继续努力中；调解教材之编写，不断修订中，如果需要有个明确的数字，希望能修订第10版，影响10万调解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