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献综述
（一）商业银行绩效研究相关文献
经典产业组织理论运用市场势力（MP，market power）与效率结构（ES，efficiency structure）两个分析框架研究商业银行绩效的决定性因素。尽管MP理论和ES理论都认为商业银行所占有的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度与商业银行绩效存在关联，但MP理论认为商业银行绩效与市场结构和商业银行市场行为密切相关，而ES理论认为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管理效率和规模经济是影响商业银行绩效的决定性因素。Berger等学者（Berger，1995；Berger和Humphrey，1997；Berger和Hannan，1998）将MP理论进一步细分为三种理论假设，即“结构-行为-绩效”（SCP）假设、相对市场势力（RMP）假设和“安逸生活”（quiet life，QL）假设；而ES理论从界定商业银行决定性效率角度分为X效率结构（ESX）理论和规模效率（SE，scale efficiency）结构（ESS）理论。
源于哈佛学派的SCP分析范式认为：商业银行业市场集中度的高低决定了商业银行的市场行为；处于垄断地位的商业银行趋向于通过共谋、不正当竞争和政治游说等手段控制金融服务或金融产品价格，设置较高的银行业进入门槛，以限制市场有效竞争，从而获取超额利润。因此，SCP理论认为市场集中度通过影响商业银行的市场行为决定了商业银行绩效。RMP理论在研究市场份额对商业银行绩效影响的基础上对SCP分析范式进行了修正。支持RMP理论的研究者认为：市场集中度并非商业银行绩效的根本决定性因素，大型商业银行也无法随意制定市场范围内的垄断价格；商业银行只有获取了较高的市场份额才能够对价格形成影响，从而获取超额利润；因此，市场份额决定了商业银行绩效，而市场集中度与商业银行绩效的正相关关系在考虑了市场份额后将不显著（Smirlock，1985；Berger，1995）。Goldberg和Rai（1996）、Berger和Hannan（1998）在SCP分析范式和RMP分析范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MP理论的一个推论，即QL理论：尽管处于市场支配地位的商业银行绩效与市场集中度或市场份额正相关，但是由于这些商业银行的经营重心和所有资源放在加强市场影响力和获取市场份额上，这些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会显著削弱，这些商业银行的效率将与市场集中度或市场份额等变量显著负相关。
芝加哥学派对哈佛学派基于垄断竞争理论的SCP分析范式或RMP分析范式持批评态度，并提出了ES理论。芝加哥学派认为：规模扩大或者集中度提高不一定意味着垄断势力的加强，有可能是规模经济或者技术因素带来的结果；绩效并非MP理论所描述的由市场结构变量决定，而恰恰是相反的因果关系。商业银行绩效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在于商业银行自身的效率，正是由于有效的管理、合理的成本控制、采用合适的技术、充分利用规模经济，优秀的商业银行才得以获取较高的利润，进而获取较大的市场份额，影响了市场集中度（Demsetz，1973；Berger，1995）。根据决定商业银行绩效的效率因素的不同来源——规模效率或者X效率，ES理论又分为ESS理论和ESX理论两种类型。
基于新经验产业组织理论的非结构分析方法以博弈论作为研究工具，认为银行对金融资源的配置并不处于传统理论所描述的Pareto（帕累托）最优状态，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交易费用等因素往往使其处于次优状态。非结构分析方法不以间接代理变量衡量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状况，也不把这些变量作为商业银行绩效的决定性因素，而是直接从商业银行行为入手，通过构建特定模型，寻找决定商业银行绩效的非结构性因素（牛晓帆，2004）。与MP理论和ES理论不同，非结构分析方法较依赖具体的分析模型，理论较为繁杂，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分析范式。较有影响力的分析模型主要是竞争性市场模型（Baumol，1982）、Bresnahan模型（Bresnahan，1982；Lau，1982）和PR模型（Panzar和Rosse，1987）等。
MP理论和ES理论尽管在理论研究上存在争论，但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或不同的经济体内分别得到了实证研究的证实。Berger和Hannan（1989）发现美国商业银行集中度与绩效正相关，随后又进一步了证实了QL理论（Berger和Hannan，1998）。Pilloff和Rhoades（2002）通过对美国商业银行绩效的实证研究验证了SCP理论。Williams（2003）和De Jonghe等（2008）分别对澳大利亚和欧盟国家商业银行绩效进行实证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都支持RMP理论。Berger（1995）指出，如果效率是决定商业银行绩效的关键性因素，那么在实证模型中加入效率变量，商业银行的绩效与市场结构变量之间可能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在此基础上，Goldberg和Rai（1996）、Punt和Rooij（1999）以及Maudos和Fernández de Guevara（2004，2007）对主要西欧国家商业银行效率结构和绩效进行了研究，他们的实证研究结果都不能证实SCP理论，而是支持ESX理论。Yu和Neus（2005，2007）认为德国商业银行绩效主要由规模效率决定，他们的研究表明ESS理论能够对德国商业银行的绩效变化给出更好的解释。
赵旭和蒋振声（2001）研究了中国商业银行绩效与效率和市场结构的相关性，指出中国商业银行绩效主要取决于效率因素。秦宛顺和欧阳俊（2001）、邹伟进和刘峥（2007）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何韧（2005）对我国上海地区商业银行进行的研究发现，尽管规模效率有助于银行绩效提升，但MP理论和ES理论都不适用于上海地区银行业。在陈进学（2004）和齐树天（2008）关于中国商业银行的市场结构、效率和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中，SCP理论和ES理论均未能得到证实。徐忠等（2009）研究了中国商业银行与市场结构的关联性，他们认为，对于中国商业银行而言，尽管RMP理论成立，但效率仍然是重要的绩效影响因素。
（二）金融创新与商业银行绩效相关文献
1.金融创新理论发展
经济学领域内的创新概念最早由Schumpeter提出。他认为，创新就是将生产要素和生产方式重新组合并引进生产体系，建立一种新的生成函数或者对既有生产函数予以改进。Schumpeter创新理论把创新划分为五个方面：新产品开发、新生产方法应用、新产品市场开辟、新要素供给和新产业组织构建[3]。尽管Schumpeter创新理论并未涉及具体的经济学产业，但是在提出之后，西方经济学家开始逐步重视生产技术、方式、制度和资源配置的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并将该理论应用于各具体领域和具体行业的创新研究。在金融学领域，创新的研究范畴也集中于Schumpeter创新理论所归纳的五个方面。
早期的金融创新研究注重于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的创新。Graham和Dodd早在1934版的经典著作《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中就研究了258种金融工具创新，这些创新包括23种类型的权证、可转换债券、有投票权债券、分级债券、空头债券、股息绑定债券、通货膨胀指数债券和无投票权股票等金融工具[4]。Heertje和Perlman（1990）认为，金融创新通过引入新的金融工具能够促使既有金融体系发生变革，可以把金融创新研究重点聚焦于金融工具的创新。Llewellyn（1992）指出金融创新不仅包含金融工具创新，而且涵盖金融流程创新，因此，新金融工具的应用和金融服务方式的改变都应该纳入金融创新的范畴。
Greenbaum和Haywood（1971）认为经济增长、财富增加带来的金融资产和金融交易需求的增加刺激了一系列金融创新活动，并拓展了金融市场的外延。Kane（1988）把金融创新看作监管-规避-创新的动态博弈过程。Horne（1985）与Merton（1992）都认为金融风险的分担是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Miller（1986）证实了税收和管制对金融创新的诱发作用。Ross（1989）首次提出金融创新也是消除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手段。Grinblatt和Longstaff（2000）从美国债券市场发现了金融创新消除市场不完善的直接证据：一旦市场上现存贴现债券和附息工具难以合成时，新的本息分离债券（STRIPS）就被创设出来，用以消除这种金融工具上的不完善。陈子季（2000）从宏观层面分析指出，金融创新有助于金融体系运作效率的改进，从而推进金融深化。
Mishkin（2019）将金融创新的来源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适应需求变化的金融创新，其中需求变化包括生产部门、金融部门和政府部门的需求变化；第二，适应供给条件变化的金融创新，其中供给条件的变化包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引起的变化；第三，规避监管的金融创新。
Tufano（2003）对金融创新理论进行了全面综述，把金融创新分为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两大类，并在广义上将金融创新定义为“金融工具、金融技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创生与扩散”。Tufano认为，金融创新是一个动态完善过程，具有以下六大功能：弥补金融市场不完善、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及信息不对称问题、最小化交易费用、规避税收和监管、应对全球化风险、适应技术冲击。
Laeven等（2009，2014）认为，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水平的变化量，可以用给定时间内的金融发展指标变量的微分来度量金融创新。
2.金融创新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
早期的文献主要集中于金融创新对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和金融组织的影响。尽管这些文献指出金融创新推进了金融体系的自我完善，从而对包含银行在内的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产生了正面影响，但并未涉及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具体分析。近年来，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一部分研究者开始关注金融创新对商业银行的影响。这部分文献主要从金融创新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全要素生产率（TFP）、中间业务收入和产品多样化等方面的作用来研究金融创新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由于金融创新的度量存在一定的难度，也没有达成统一的度量标准，相关文献以理论分析和定性研究居多，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偏少，金融创新与商业银行绩效关联性的直接实证研究更为少见。
Gurley和Shaw（1960，1967）在金融中介理论中指出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他们进一步强调金融创新对于金融中介作用的发挥尤为关键：金融中介机构的融资服务与企业投资需求之间的有效匹配高度依赖于金融中介的金融创新。Mishkin（2019）认为金融机构通过金融创新适应了金融需求的变动，金融机构的经营业绩从创新活动中受益。
Silber（1983）从金融组织内部和外部约束角度考察金融创新的约束诱导理论强调金融创新的供给者，即金融机构，在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金融机构面临投入要素约束和市场竞争；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受到外部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约束。在双重约束之下，金融产品创新、流程创新和管理方式创新就成为金融机构争取利润最大化的必然选择。规避监管理论重点研究特定金融制度和金融监管条件下金融机构的创新行为。该理论的代表研究者Kane（1988）认为金融创新是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交互动态博弈的产物。金融机构通过金融创新摆脱内外约束或规避监管能够取得短期的业绩增长，但在长期发展中是否能够从金融创新中获益还存在争论（Shiller，2013）。
Hicks（1969）和Niehans（1983）从狭义交易费用和市场需求的角度研究金融创新。他们认为，金融交易费用的高低不仅决定了金融机构的效率，而且对市场参与者的金融需求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随着消费者对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需求的增长与变化，降低交易费用的要求只能通过金融创新得以满足。Merton（1995）指出，交易费用的存在是金融中介进行金融创新的关键因素，正是通过金融创新降低交易费用，金融中介才实现了经济体系中消费-投资过程的最优化。(https://www.daowen.com)
王仁祥和喻平（2004）指出金融创新能够形成新的金融管理方式和组织机构，有利于金融要素的最优配置，并改善金融机构的运营效率。李翰阳（2009）认为金融创新通过机构、流程和产品创新成为银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金融创新不能脱离有效的银行管理、商业银行的经营本质和风险成本可控的原则。
金融创新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改善了商业银行绩效。Boyd等（1998）的研究表明，在合适的监管条件下，多种类产出将提升商业银行的业绩。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银行业务能够使商业银行通过扩张业务领域提高边际产出，实现综合成本削减和利润增长，从而给商业银行带来综合效益的提升（Copeland，2004；Méon和Weil，2005）。魏成龙和刘建莉（2007）的研究也指出中国商业银行绩效与金融产品的多样化正相关。刘孟飞和张晓岚（2013）采用商业银行收入结构的多元化指数度量金融创新研究中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因素，结果发现：中国商业银行现阶段仍以利息收入为主，金融创新对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Kaufman和Mote（1994）认为中间业务占比反映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能力的强弱，金融创新通过增加中间业务收入促进了商业银行业绩增长。Allen和Santomero（2001）指出在金融脱媒和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通过金融创新拓展中间业务是商业银行提升绩效水平的必然选择。通过对美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与绩效关系进行研究，DeYoung和Rice（2004）指出商业银行在不放松核心资产负债业务的前提下，借助金融创新适度扩张中间业务有利于银行绩效的提升。近年来，中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也大量出现在中间业务领域。唐双宁（2007）建议用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度量金融创新。朱盈盈等（2011）以中间业务收入衡量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境外战略投资者引进、金融创新能力提升和银行盈利水平改善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金融创新是中国商业银行改善盈利能力和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袁晓玲和张宝山（2009）采用非利息收入与总收入比率的相对指标度量金融创新，研究中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与金融创新之间的关联性，结果发现二者显著正相关。朱明星（2013）认为商业银行以提高绩效为目标进行金融创新。他采用与袁晓玲和张宝山（2009）相同的中间业务收入相对指标衡量金融创新，研究金融创新对15家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创新对上市商业银行绩效提升具有正面作用。
（三）技术进步与商业银行绩效相关文献
1.技术进步理论发展
经济学对技术进步的系统研究源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经济增长理论。在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时，Solow将产出增长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的部分，即Solow余项（Solow residual），归结于技术进步。当要素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经济增长率就等于技术进步。以Solow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利用Solow余项对技术进步进行测度。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所有经济体最终获得相同的技术，经济增长存在趋同性。尽管Solow模型指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是该模型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的简化假设使得它无法对技术进步进行更为详尽的分析。此外，Solow还没有讨论生产能力的改善，即技术效率（TE，technical efficiency）的提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以Arrow、Uzawa、Romer和Locus等人的研究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以研究技术进步的动态演进过程并分析技术进步的决定性因素。Arrow（1962）引用的经验数据表明生产特定产品的时间与该产品累计生产数量的立方根成反比。因此，某些新技术是传统经济活动的副产品。Arrow通过构建“Learn by Doing”模型指出技术水平并非完全取决于经济资源用于研发的比例，由传统经济活动所积累的知识技能也是促使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Uzawa（1963）在经济体系中引入生产人力资本的教育部门，并假设教育部门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不变，把产出看作投入要素和教育所引起的技术进步的函数，从而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在Uzawa的内生增长模型中，教育部门通过促进生产部门技术水平提升间接推动经济增长。Romer（1986，1990）强调知识的溢出性，把产出知识的研发部门引入经济模型，并在新古典模型所讨论的资本和劳动要素之外，加入人力资本和技术要素，较为系统地分析了知识积累和技术水平提升，即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
对于技术进步的测度而言，Solow模型给出的测度方法并不完善，原因在于Solow模型并没有考虑技术效率变化的因素。前沿分析理论对此进行了修正。在前沿分析框架内，经济增长由要素投入增长、技术进步和生产能力的改善三个因素决定；对应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可以分解为规模报酬变动、技术进步和纯技术效率变化（Färe等，1994）。因此，对技术进步准确测度无法脱离对技术效率因素进行深入研究。
Debreu（1951）和Koopmans（1951）以模型化方法采用距离函数对技术效率进行测度。Farrell（1957）将技术效率定义为：在给定生产技术和市场价格的条件下，单位产出所对应的要素投入与最小投入水平的比率。Farrell所下的技术效率定义实际上是从投入角度给出的，Leibenstein（1966）从产出视角给出了类似的定义。在Farrell提出技术效率概念之后的四十多年里，研究者在前沿分析框架内发展了对技术效率进行测度的一系列分析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Aigner等（1977）提出的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SFA），Berger和Humphrey（1991）提出的厚前沿分析（thick frontier approach，TFA），以及Charnes等（1978）、Banker等（1984）和Färe等（1994）发展的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
2.商业银行技术进步的测度
将前沿分析方法应用于面板数据，对全要素生产率随时间的变化率进行分析还可以对技术进步进行测度（Färe等，1994）。这类方法不仅应用于宏观经济效率和技术进步研究，而且广泛地应用于具体产业和微观实体的效率与技术进步分析，如商业银行的效率测度（Berger和Humphrey，1997）和技术进步测度（Berger和Mester，2003；Casu等，2004）。
前沿分析对技术进步的测度是在效率测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银行效率进行测度通常采用前沿分析和财务指标分析两种方法。财务指标的选取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主观性，各指标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和多重共线性。Yeh（1996）、Sherman和Gold（1985）等学者认为仅对财务指标进行分析不能全面地反映银行效率。财务指标分析结合前沿分析可以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这是因为前沿分析直接考察投入产出变量，对横截面内所有生产经营决策单元（DMU）进行评估，以既定投入水平产出最大化或者既定产出水平投入最小化的代表性DMU作为效率评估的基准，较好地符合了Pareto最优效率评判的理论内涵。前沿分析分为参数法和非参数法两大类。参数法需要对商业银行的生产函数形式进行假设，然后采用合适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对生产函数参数进行估计。采用参数法探讨商业银行效率的现有研究中一般采用随机前沿分析、自由分布分析和厚前沿分析，且采用参数法的研究绝大部分采用自由分布分析方法。非参数法不需要假设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可采用不同量纲数据，具有较好的客观性和样本数目兼容性，多用于银行效率研究中（Berger和Humphrey，1997）[5]。非参数前沿分析主要分为数据包络分析和自由边界分析（free disposal hull，FDH），而后者是前者在非凸性假设下的一种特例，因此绝大部分有关商业银行非参数法的研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标准的规模报酬不变（CRS）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最早由Charnes等（1978）提出，经过Banker等（1984）的完善，发展出可变规模报酬（VRS）的DEA模型及其扩展方法。这些方法可以用于测度所考察DMU的成本效率和分配效率。Färe等（1994）基于DEA将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变化分解成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提出了Malmquist DEA方法。Malmquist DEA方法被后继研究者用于银行效率变化率分析和技术进步测度。Yeh（1996）、Casu和Molyneus（2003）以及Chiu和Chen（2009）强调商业银行的金融中介职能，分别以利息成本和贷款总量作为DEA分析投入产出指标；Schaffnit等（1997）着重于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以资本和劳动作为投入要素；而Berger和Mester（2003）认为从利润角度更有利于全面测度商业银行的技术进步、经营效率和服务质量。
3.技术进步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
尽管相关研究者普遍认为技术进步对商业银行绩效具有正面影响，但是关于技术进步对商业银行绩效直接影响的一般性实证研究较为少见，部分文献研究了特定技术进步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另外一部分文献并未直接研究技术进步与商业银行绩效的相关性，而是侧重于研究技术进步对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规模经济和效率的影响。效率是决定商业银行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大量的研究表明商业银行绩效与效率正相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表明商业银行单位总投入下的产出保持增长，它为商业银行绩效的持续改善提供了保障。规模经济是影响商业银行绩效的另一个潜在因素，尤其是对大型商业银行而言，技术进步可以通过充分利用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来提升绩效。
Webster（1997）采用前沿分析方法，基于双对数二次成本曲线对225家美国商业银行技术进步进行测度，并分析资产收益率和权益收益率与技术进步的相关性，发现商业银行绩效与技术进步显著正相关。Berger和Mester（2003）指出率先采用新技术的商业银行能够获得超额利润，技术进步会周期性地提升商业银行的绩效。Berger（2003）研究发现美国商业银行在1984—2001年间绩效改善与信息技术进步显著正相关。Furst等（2002）的实证研究表明互联网技术显著提升了美国商业银行的绩效。DeYoung等研究者发现采用互联网技术的商业银行的绩效相对传统银行增长速度更快，这种显著差异来源于互联网技术对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充分利用（DeYoung，2001；DeYoung等，2007）。张成虎和王雪萍（2006）实证研究表明，信息技术投入对中国商业银行绩效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李翔和王萌（2013）以中国商业银行卡业务为例研究信息技术对银行绩效的作用，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对银行业绩增长具有较大的贡献率。
Berger和Mester（2003）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是美国商业银行1990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Casu等（2004）采用DEA方法和SFA方法两种方法对欧洲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进行估计并发现技术进步是欧洲银行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采用DEA方法和SFA方法两种方法所得到的分析结果没有显著差别。王付彪等（2006）基于DEA方法，侧重于银行中介职能，对中国商业银行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中国商业银行生产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技术进步，但由于规模效率较低导致技术效率不理想，中国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能力尚待改进。蔡跃洲和郭梅军（2009）也关注商业银行的中介职能，采用Malmquist DEA方法对中国11家上市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中国商业银行在2004—2008年间出现技术退步是导致同期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Matthews和Zhang（2010）对比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生产率增长，认为效率的提升源于成本下降和技术进步，中国商业银行市场开放的影响不显著。唐齐鸣和付雯雯（2011）从商业银行投入产出的利润角度，对包含4家中国商业银行在内的18家国际大银行进行了Malmquist DEA分析，认为2006—2008年间银行全要素生产率降低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退步。
高连和（2005）分析了技术进步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机制，认为大幅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来源、扩展新业务领域、加强风险管理和以先进金融经营方式替代落后金融经营方式是技术进步改善银行效率的主要原因。李富有和窦育民（2011）采用SFA方法研究了技术进步对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结果证实技术进步改善了银行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
技术进步通过产生新技术、提供新的金融服务手段、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和降低由管理问题导致的规模不经济这四个方面来加强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效应（Berger，2003）。刘宗华等（2003）研究了技术进步对中国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的影响，他们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商业银行存在着较轻程度的规模不经济，技术进步通过降低商业银行U形成本曲线拐点来提升规模经济。
综上所述，近年来对金融创新、技术进步和商业银行绩效的研究在理论与实证方面均已取得诸多进展，新的理论模型和实证方法不断涌现，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手段。但是，现有大部分文献将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置于不同的研究范畴，既没有将二者综合起来研究，也没有深入探讨二者相互影响所产生的协同效应。在商业银行绩效研究领域也是如此，尽管有部分文献研究了技术进步对商业银行绩效的直接影响，但是大部分研究没有把金融创新作为一个重要的绩效影响变量。至于金融创新与技术进步的协同效应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相关研究更为少见。此外，较多的文献虽然基于前沿分析方法研究技术进步对商业银行效率改善的促进作用，但是没有考察技术进步对商业银行市场结构的影响，而商业银行绩效理论指出效率和市场结构都是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