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商业银行效率
商业银行效率反映了商业银行微观经营管理的优劣，衡量了商业银行对金融资源、资本、劳动力等其他生产要素以及多种金融产出的配置能力。商业银行效率涵盖产出最大化，成本控制，规模扩张，以及商业银行内部组织、规划、协调、员工管理等诸多层面。根据效率测度方式的不同，商业银行效率又可分为配置效率（AE，allocative efficiency）、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X效率等[1]。
ES理论认为，效率是商业银行绩效的决定性因素，商业银行绩效和市场结构变量与效率正相关（Demsetz，1973；Berger，1995；Goldberg和Rai，1996）。效率领先的商业银行通过卓越的管理、有效的成本控制、采取合理的经营方式、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合理地进行产品多样化经营，能够获取较高的绩效。对于中国商业银行效率与绩效之间的关联性，赵旭和蒋振声（2001）、秦宛顺和欧阳俊（2001）以及邹伟进和刘峥（2007）的研究都发现中国商业银行绩效与效率正相关。何韧（2004）的实证研究虽然未能发现效率对市场结构变量产生显著的影响，但也证实了中国商业银行绩效与效率显著正相关。
在发展的起始阶段，中国商业银行效率低下，经营管理能力饱受诟病。近年来，随着商业银行市场的逐步开放、商业银行业竞争的加剧、管理者经营理念的提升，中国商业银行采取了一系列变革措施，致力于自身效率的改善。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不仅可以为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更重要的是可以引进先进的经营管理技术、规范、理念和经验。已有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商业银行通过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管理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刘玲玲和李西新，2006；刘孟飞和张晓岚，2013）。银行再造是中国商业银行改善经营效率的重大举措。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对商业银行运营系统实施综合改造，进行流程银行变革，可以大幅改善商业银行效率（殷克东和丁黎黎，2003；夏令武，2014）。组织模式的变革是中国商业银行改善效率的一个有效手段。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使得中国商业银行从粗放型管理向集约型关系转变，组织层级和组织架构得以优化，组织效率、管理效能、决策执行能力和客户服务质量随之提升（吴成良，2005；邵洁笙，2005）。此外，在微观层面，中国商业银行还通过并购重组、多元化扩张等手段优化资源配置和产品结构；采用服务外包和技术外包，改善成本效率；通过人才引进、加强员工培训等方式增加人力资本投入。这些举措都有效地改善了中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
无论是根据ES理论和相关实证研究，还是着眼于中国商业银行近年来的经营管理实践，效率都是研究中国商业银行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和关注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