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变化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中国商业银行的投入产出数据来源于BankScope数据库。中国商业银行具有可比性和相同统计口径的银行历史数据还不够充分。截至2014年6月，尽管BankScope数据库收录的中国商业银行有162家，但多数商业银行仅有近3年的数据，大部分年度数据缺失或者中断。考虑到Malmquist DEA方法不仅需要根据横截面内商业银行个体数据估计效率前沿，而且需要足够的连续时间维度数据来测度商业银行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本书在样本选取时对商业银行个体进行了初步筛选，在2014年6月还存续的商业银行中，剔除了历史数据少于4年的个体，在1999—2013年的时间跨度内共计选取了41家商业银行的投入产出数据。按照资产规模从高到低排列，这41家中国商业银行依次是中国工商银行（ICBC）、中国建设银行（CCB）、中国农业银行（ABC）、中国银行（BOC）、交通银行（BCC）、招商银行（CMB）、浦发银行（SPDB）、兴业银行（IBC）、中信银行（CITIC）、中国民生银行（CMBC）、中国光大银行（CEBC）、华夏银行（HXB）、广发银行（CGBC）、北京银行（BOBJ）、江苏银行（BOJS）、重庆农村商业银行（CQRCB）、渤海银行（CBHB）、北京农村商业银行（BJRCB）、浙商银行（CZSB）、宁波银行（BONB）、南京银行（BONJ）、徽商银行（HSB）、盛京银行（SJB）、天津银行（BOTJ）、汇丰（中国）银行（HSBC）、哈尔滨银行（HEBB）、大连银行（BODL）、广州银行（BOGZ）、成都银行（BOCD）、吉林银行（BOJL）、包商银行（BSB）、东亚（中国）银行（BOEA）、厦门国际银行（XMIB）、东莞农村商业银行（DGRCB）、渣打（中国）银行（SCB）、汉口银行（HKB）、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JSJNRCB）、重庆银行（BOCQ）、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GDSDRCB）、花旗（中国）银行（CITIB）和东莞银行（BODG）。
样本选取的41家商业银行投入产出变量统计描述如表6-2所示。
表6-2 中国商业银行投入产出指标变量描述性统计 （金融单位：千元）
续表
（二）中国商业银行效率变化与技术进步测度结果
根据式（6-6）～式（6-8），本书利用DEAP2.1程序，对1999—2013年中国41家商业银行的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进行Malmquist DEA实证分析。首先根据投入参数指标计算四组距离函数，得出我国商业银行的全要素增长率；然后将全要素增长率（TFP）分解为技术进步（TC）、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的变化率。中国商业银行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全要素增长率DEA测度结果如表6-3所示。为了反映出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影响的差异，表6-3还对中国商业银行进行了分组，按类型分别列出了Malmquist DEA实证分析的结果[8]。
表6-3 中国商业银行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全要素增长率DEA测度结果
续表
样本中中国41家商业银行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数值分布如图6-1所示。招商银行（CMB）、兴业银行（IBC）、中国民生银行（CMBC）、交通银行（BCC）和宁波银行（BONB）技术进步数值都超过了13%，位于中国商业银行前列。区域性商业银行在效率改善上整体处于领先地位，位于前5名的银行分别是东莞农村商业银行（DGRCB）、天津银行（BOTJ）、宁波银行（BONB）、浙商银行（CZSB）和江苏银行（BOJS）。
图6-1 中国商业银行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的几何平均值
从中国商业银行整体来看，技术进步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显著，技术进步因素对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度超过了70%；其次是纯技术效率的提升；商业银行规模效率的改进对全要素增长率提高非常有限，贡献率低于5%。从时间维度上看，技术进步增幅显著，绝大部分年度以两位数增长，平均增长率达到10.6%。但是在次贷危机全面扩散的2009年间，技术进步负增长对中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同一时期，中国商业银行技术效率改进急剧变缓，甚至在2008年出现了技术效率恶化的情形。唐齐鸣和付雯雯（2011）对18家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这与在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实体经济运行放缓，研发投入下降，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剧和商业银行运营状况恶·化高度吻合。我国商业银行技术效率在2000—2005年间改善显著。一方面，这与同期技术进步的高增长幅度有关，技术进步大幅推进了商业银行的生产前沿移动速率，这为技术效率的改进创造了空间；另一方面，我国现代商业银行成立时间较晚，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经营管理效率还较为低下，在较低起点的基础上也容易获取较大的效率改进成效。2006年之后，我国商业银行纯技术效率变化趋缓，而纯技术效率反映了个体商业银行相对于商业银行生产前沿的距离。这表明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技术效率保持在较高水平，管理运营能力不断加强。
技术进步同样是国有商业银行全要素增长的关键因素。但在2008年和随后的2011—2012两年间，技术进步负增长对国有商业银行形成负面影响，在同期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没有改进的情形下，直接导致国有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下滑。这与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决定性因素、经营模式和新技术对传统大型商业银行业的冲击有关。由表6-3还可以发现，在次贷危机之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规模效率有一定程度的改进。由于BankScope数据库中没有收录国有商业银行1999—2001年部分数据，2000—2002年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测度值无法给出。
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是技术进步的最大获益者。尽管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规模效率在2000—2007年间持续下滑，但全要素生产率高速增长，这主要受益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大幅提升。这一时期，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正处于依靠股权融资实现规模急剧扩张阶段，规模效率的持续小幅恶化，表明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略微超出了商业银行管理能力，商业银行产出出现了规模报酬递减的状况。但这一状况在2008年后得到扭转，一方面，是因为次贷危机爆发，商业银行在资本市场再融资难度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管理效率有所改进。
技术进步对我国区域性商业银行的影响较为有限，平均年增长率仅为6.2%。但区域性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保持年均20.2%的高幅增长，这主要得益于纯技术效率的快速提升和相对于其他类型商业银行较高的规模效率改善。这两方面的效率改进成效在2001—2009年间尤为明显，这表明我国区域性商业银行无论是在管理能力上和还是经营规模上起点都较低，距离潜在的最佳效率生产前沿具有较大的改进空间。但区域性商业银行纯技术效率的改进速率出现了明显的放缓，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最终还是依赖于技术进步对生产前沿的推动。
根据对商业银行效率变化与技术进步Malmquist DEA测度结果，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进对我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性。技术进步对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影响最为显著，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影响次之；纯技术效率的改进对区域性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至关重要；而所有类型的商业银行规模效率的改进非常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