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及其与技术进步协同效应的度量
（一）金融创新的度量
金融创新泛指新金融工具、新金融技术、新金融机构和新金融市场的创生与扩散，一般分为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流程创新两大类（Tufano，2003）。金融创新的度量是当前相关学术研究的一个难点。Frame和White（2004）认为与金融创新相关的金融数据的缺乏使得金融创新难以被准确测度。Beck等（2016）指出，金融领域创新与其他领域的创新不同：一方面，在美国和欧盟，金融行业几乎没有专利申请，非金融部门用于度量创新的指标，如专利数量，根本无法应用于金融创新；另一方面，目前关于金融创新的资本和人力支出基本上没有详尽的统计数据。
金融创新不但体现在特定时间内涌现的较为具体的新的金融产品和新的金融服务上，而且包括较为抽象的金融技术和金融市场的创生和扩散；不仅表现为创新产品或资产数量上的增长，而且包括创新内涵与广度的扩张。对较为具体的创新产品或资产的增长的度量相对较为容易，而抽象金融技术和金融市场扩散的度量非常困难。此外，金融创新的产出形式复杂多样，这更增加了金融创新的度量难度。
由于全面准确度量金融创新较为困难，目前国内外文献主要根据Tufano关于金融创新的定义，从金融创新产出的角度度量金融创新。Tufano（2003）建议，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流程创新往往是不可分割的；金融流程创新实际上也旨在增加金融产品的销售，改进金融服务质量或者改善金融机构的运营管理；因此，可以根据给定时期内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资产增量来考察金融创新。在很多情形下，金融产品或者金融资产增量数据难以获取，因此Laeven等（2009，2014）以及孙浦阳和张蕊（2012）采用私人信贷增量或增长率来度量金融创新。Laeven等（2014）认为：既然大量的研究采用私人信贷度量金融发展水平，那么用金融发展指标的增长率度量金融创新是非常合理的。Beck等（2016）研究发现私人信贷增量与金融创新高度正相关，这也证实了以私人信贷替代金融产品或者金融资产简化度量方法的可行性。Laeven等（2014）还特别强调私人信贷存量只能用来度量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创新是一个变化量，必须用年度私人信贷存量的增量来度量。Laeven等的这一观点与Tufano的金融创新定义是非常吻合的。基于类似的思想，Kaufman和Mote（1994）、唐双宁（2007）以及袁晓玲和张宝山（2009）从收入的角度去简化度量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但他们认为传统信贷业务收入不应包含在内。Kaufman和Mote（1994）、唐双宁（2007）建议用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度量金融创新，而袁晓玲和张宝山（2009）采用非利息收入与总收入比率的相对指标度量金融创新。胡云飞（2012）认为金融创新会使得投资性金融资产比率增大，而交易性金融资产比例减小，可以采用金融资产总量与货币供应量M1比率来度量金融创新。
也有研究者从投入角度度量金融创新。Beck等（2016）在研究OECD国家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时，认为基于产出指标度量金融创新难以获取相关数据。他们幸运地从ANBERD和SourceOECD数据库获取了32个OECD成员国的金融创新支出费用数据。因此，Beck等采用这一投入指标度量金融创新，并认为投入指标可以较好地度量流程创新。
其他研究者选取了间接指标作为金融创新的代理变量。Rousseau（1998）采用年度存贷款利差的缩减（reductions in the loan-deposit spread）作为金融创新的代理变量。他认为，随着金融创新能力的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提升，金融交易费用将下降，因此存贷款利差将减小。这一度量方法也得到了Tufano（2003）的认可和推荐。Laeven等（2014）在采用私人信贷增量度量金融创新的同时，还认为银行体系中出现私人征信机构（private credit bureaus，PCB）[9]时间的早晚可以反映出金融创新的程度：在一个银行体系中，PCB越早出现表明金融创新的程度越高。因此，Laeven等将银行体系采纳PCB数据时间与所考察样本时间维度的比率作为度量金融创新的一个补充代理变量。刘孟飞等（2013）在对中国商业银行进行实证研究中采用商业银行收入结构的多元化指数度量金融创新。
在上述三类金融创新的度量方法中，从产出角度度量金融创新最为合理；考察金融创新的产出不仅与Tufano的金融创新定义相吻合，逻辑上简单明晰，而且以增长变化量或者流量度量金融创新较好地体现出金融创新的动态特征，很好地与金融发展的存量度量方法区分开来。以投入指标度量金融创新尽管可以考察金融流程创新，但是无法研究金融创新的真实成效；投入支出与金融创新的最终成效并非一一对应，单位投入既可能完全没有任何创新产出，而创新产出也有可能大大超出投入支出。并且，许多金融创新是金融机构日常经营或其他金融活动的派生产物，很难将各投入要素按照金融产品产出和共生金融创新进行准确的投入份额划分。在这种情形下，以投入支出来度量金融创新的可信度就大大降低了。此外，金融创新支出费用数据的可获得性，也大大限制了以投入法度量金融创新的研究范围。采用间接度量方法研究中国商业银行领域的金融创新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实现全面的利率市场化，中国存款利率还是一个管制利率，存贷款利差不能准确地反映金融创新程度的高低，因而不适合作为金融创新的代理变量。中国的商业银行市场也没有出现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私人征信机构，所以也无法借鉴Laeven等（2014）的间接度量方法。采用收入多元化指数也难以度量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一方面，众多金融创新本来就是对既有金融业务的创新，这类金融创新对商业银行收入的影响并不会改变商业银行的收入多元化指数。例如，招商银行针对个人信贷推出的“随借随还”创新业务，收入还是列入信贷业务收入。另一方面，一家商业银行即使完全没有进行任何金融创新活动，它的收入多元化指数也会因为涉足新的传统业务或加强某项传统业务的营收能力而发生大幅改变。
根据上述分析，本书基于Laeven等（2009，2014）以及孙浦阳和张蕊（2012）的金融创新度量方法，从产出的角度度量金融创新，以商业银行金融资产总量相对于广义货币M2的增长率（GRFARMS）作为金融创新指标。本书选取的商业银行金融资产总量指标来源于BankScope数据库，包括贷款、金融衍生品、证券和其他生息资产，相对于Laeven等（2009，2014）、孙浦阳和张蕊（2012）选取的单一信贷资产更为全面。考虑到我国货币总量对商业银行金融资产总量尤其是信贷资产具有较大的影响，本书特别采用金融资产总量相对于广义货币M2的增长量作为金融创新指标，以扣除货币供给量的影响。为了加强实证研究的稳健性，并考虑到金融创新的动态特征，本书还对Kaufman和Mote（1994）、唐双宁（2007）以及袁晓玲和张宝山（2009）的收入度量方法予以改进，增添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的增长率（GRNII）作为另外一个金融创新指标，以更为全面地衡量商业银行在金融服务和新金融产品领域内的创新。尽管非利息收入也是一个流量指标，但是本书认为收入的绝对量主要反映既有金融服务和非信贷产品的规模和盈利能力，收入的相对量增长率指标才能更为合适地度量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成效。
（二）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协同效应的度量
Laeven等（2009，2014）在对金融创新与经济内生增长关联进行的实证研究中，不仅以金融创新、金融发展和人均产出差异作为解释变量，而且还增加了金融创新与人均产出差异的协同效应作为解释变量，金融创新和人均产出差异的协同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二者乘积度量。这一方法实际上是借鉴了Aghion等（2005）的研究成果。Aghion等（2005）在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中，就以金融发展指标与人均产出差异指标的乘积度量二者的协同效应。Beck等（2016）采用了类似的实证研究方法，分别采用金融创新指标与其他解释变量的乘积度量两变量的协同效应。例如，以金融创新指标与外生增长机遇指标的乘积以及金融创新指标与外部金融支持的乘积分别度量它们的协同影响。孙浦阳和张蕊（2012）在研究金融创新、技术进步对人均产出的影响时，同样采用金融创新变量与技术进步变量的乘积度量二者的协同效应对人均产出增长的影响。
以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指标变量的乘积表示二者的协同效应是最简单和最直观的度量方法，本书将采用这一方法研究金融创新与技术进步的协同效应对中国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