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公司治理

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董事会职能、公开市场发行股票和薪酬激励等公司治理因素对其绩效的影响不容忽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研究从商业银行所有权安排出发，针对如何对商业银行经理人授权，以及如何对经理人履行职务的行为行使监督职能进行探讨。对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绩效的相关性研究，国内外研究者主要集中在股权集中度、控股股东性质、内部人持股、董事会职能、公开市场发行股票和薪酬激励等方面。

中国商业银行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国有控股或地方政府参股商业银行在商业银行市场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大量的研究指出，国有商业银行与一般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有所不同。尤其是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国有商业银行具有较大的市场影响力，除一般商业银行金融中介职能之外，还负担较多的社会公共责任，如稳定金融体系、配合政府调控经济措施等。国有商业银行的这种特殊的身份，影响了其市场竞争力。国外学者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在商业银行市场集中度较高的情形下，国有性质银行的绩效相对较低（La Porta等，2002；Berger等，2004）。刘孟飞等（2012）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绩效相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明显处于劣势。李燕红（2008）对比了国内外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绩效关联的差异，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本函数存在显著差异，国有股权对银行绩效有明显的影响。魏华和刘金岩（2005）对中国山东和河南两省商业银行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也发现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对商业银行绩效产生负面影响。不仅如此，Ferri（2009）对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文件调查表明，国有股权性质的商业银行绩效较差。祝继高等（2012）基于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数据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第一大股东股权性质为地方政府的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更高，国有股权对绩效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国内外关于股权结构与商业银行绩效关系的研究分歧较大，二者正相关、负相关或者不相关的结论都有文献报道（李维安和曹廷求，2004）。对于中国的商业银行，较多的文献认为商业银行股权集中度与绩效负相关。朱建武（2005）研究中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EVA回报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股权越集中，EVA回报率越低。魏华和刘金岩（2005）、杨德勇和曹永霞（2007）都就中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都得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绩效负相关的结论。祝继高等（2012）对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研究表明，大股东存在“掏空”动机，股东控股能力越强，银行绩效越差。

董事会对于中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正面作用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同，但是董事会制度安排和内部管理结构还存在完善改进之处。潘敏（2006）基于商业银行特征的理论分析指出，董事会对于商业银行公司内部治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李维安和曹廷求（2004）的实证研究表明，董事会规模对商业银行绩效有正面影响，但是外部董事的独立性还不够，对商业银行绩效没有产生明显影响。但祝继高等（2012）认为，银行独立董事对于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薪酬激励是影响中国商业银行绩效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一般而言，在合理有效的薪酬制度下，商业银行绩效与薪酬激励正相关（潘敏，2006；杨大光等，2008；李洁和严太华，2009）。李维安和曹廷求认为（2004）经理人薪酬激励对商业银行绩效有显著影响，但过低的薪酬水平或较大的薪酬差距会恶化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委托-代理问题，产生负面激励。宋清华和曲良波（2011）通过对中国商业银行进行实证研究指出，高管薪酬与银行绩效显著正相关，但需要注意的是，高管薪酬激励同时加大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应该发挥董事会和薪酬委员会的监督作用。

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在资本市场公开发行股票，接受资产市场、证券交易监管部门和公众投资者的共同监督，对公司治理具有较大的改善作用。从股权结构来看，一方面，上市商业银行国有股权得到稀释，政府行政行为也必须受到市场规则的约束，对商业银行绩效的负面影响减小；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股权结构更加多元化，股权集中度下降。上市商业银行受到多方面的严格监管，公司治理结构必须更加规范、合理和透明。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必须严格遵循经营机构、执行机构、权力机构和监管机构相互分离制衡的原则，构建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人和监事会组成的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从而更加有效地行使经营、执行、决策和监督等权力。但是在现阶段中国商业银行上市数目仍然较少，既有的上市商业银行上市时间较短，上市对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和绩效影响的长远效果还有待观察，相关的深入研究也较为有限。刘孟飞（2012）基于2000—2010年间数据，以中国19家商业银行为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3]，上市对于中国商业银行的绩效有显著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