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理论：效率与绩效

（一）ES理论

芝加哥学派提出的ES理论主要研究商业银行效率对绩效的影响。芝加哥学派对哈佛学派基于垄断竞争分析的SCP分析范式或RMP分析范式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商业银行规模扩大或者行业集中度提高不一定意味着垄断势力的加强，有可能是规模经济或者技术因素带来的结果；市场结构、行为和绩效也并非MP理论所描述的因果关系，而是反向影响的关系。商业银行绩效的主要决定因素在于商业银行自身的效率，正是由于有效的管理、合理的成本控制、采用合适的技术、充分利用规模经济，优秀的商业银行才得以获取较高的利润，从而获取较大的市场份额，影响了市场集中度（Demsetz，1973；Berger，1995）。哈佛学派的MP理论恰恰颠倒了绩效与市场结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ES理论认为，商业银行绩效与效率正相关，市场结构变量也与效率正相关。

根据决定商业银行绩效的效率因素的来源不同，ES理论又分为规模效率结构理论（ESS）和X效率结构理论（ESX）两种类型。ESX理论最早由Demsetz（1973）和Peltzman（1977）提出，其中X效率是综合资本、劳动力和其他要素配置能力与生产技术水平利用程度，反映商业银行综合经营管理能力的效率测度。ESX理论指出，管理水平较高、采用较先进技术的商业银行，在成本上更有优势，投入产出效率较高，能够获得较好的绩效；效率较高的银行同时又获取了市场份额的增长，使得市场集中度发生变化。正是效率与银行绩效和市场结构变量同时正相关，导致了银行绩效与市场结构变量正相关的虚假关联性（Berger，1995）^[5]。Lambson（1987）从规模效率的角度提出了ES理论的另一个版本——ESS理论。ESS理论认为商业银行之间的同质化程度较高，绝大部分商业银行在银行管理和技术应用上没有实质性的差别，一部分商业银行正好具有更有效率的经营规模，单位产出成本相对较低，因而获得较好的绩效。与ESX理论讨论的情形类似，规模效率较高的商业银行会扩大市场份额，同样会导致绩效与市场结构变量正相关的虚假表象（Lambson，1987；Berger，1995）。

在Berger（1995）对商业银行ES理论和MP理论进行系统研究之前^[6]，关于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并没有直接检验效率与绩效的相关性。早期的研究发现SCP理论并不总是成立，一部分研究者把这种现象归结于RMP绩效机制的作用，另外一部分研究者却认为效率对绩效和市场份额的影响才是根本原因。产生这种争论一方面是因为缺乏直接的“效率-绩效”和“效率-市场结构”的关联性经验证据，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在忽略效率的情形下，“绩效-市场结构”的相关性是虚假的（Berger，1995）。(https://www.daowen.com)

ES理论的提出对商业银行绩效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ES理论的政策含义与MP理论有所不同，既然商业银行的绩效提升、市场份额增长和市场集中度加强的根本原因在于效率因素，商业银行的规模增长是效率改善的直接结果，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对商业银行市场结构加以干涉或者仅仅依据市场结构指标对大型银行采取反垄断制裁。其次，即使是采用MP理论研究商业银行市场势力与绩效直接的关联性，也应该考虑效率因素，否则得出的研究结果可能并不可靠。最后，ES理论对效率与市场结构变量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研究，这促进了MP理论的完善；受到ES理论的启发，MP理论的支持者在MP理论框架内研究效率与市场结构的相关性，提出了QL理论。

（二）效率度量

商业银行效率的度量在ES理论中较为重要，是效率相关研究的基础。对银行效率进行测度通常采用财务指标分析和前沿分析两种方法。财务指标分析方法一般采用包含投入产出信息的比率指标去分析银行效率，或者构建指标体系采用所谓的综合分析方法去度量效率。后一种财务指标分析方法尽管包含的信息更多，但是难以解决指标权重赋值以及多种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或多重共线性问题。财务指标的选取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观性，Yeh（1996）、Sherman和Gold（1985）等学者认为仅对财务指标进行分析不能全面地反映银行效率。财务指标分析结合前沿分析可以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这是因为前沿分析直接考察投入产出变量，对横截面内所有生产经营决策单元（DMU）进行评估，以既定投入水平获取产出最大化或者既定产出水平实现投入最小化的代表性DMU作为效率评估的基准，较好地符合了Pareto最优效率评判的理论内涵。导论部分已经对前沿分析方法进行了综述。财务指标分析和前沿分析在商业银行效率度量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Thompson等（1997）对美国前100家资产规模较大银行的DEA效率、利润比率及其敏感性进行了分析，发现了较为普遍的较高水平无效率现象。但他们认为，对于大银行而言，相比效率分析，利润比率能够更好地解释银行行为。Casu等（2004）采用DEA方法和SFA方法两种方法对欧洲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估计并指出技术进步是欧洲银行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采用DEA方法和SFA方法两种方法所得到的分析结果没有显著差别。Drake等（2006）对中国香港地区银行体系进行了DEA前沿分析，研究了宏观冲击和监管因素对银行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香港回归、金融监管放松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相关银行效率没有显著影响。Lin等（2009）运用DEA方法对中国台湾地区的商业银行效率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台湾地区商业银行总体上运营效率低下，超过45%的效率浪费源自技术效率层面，原因在于中国台湾地区商业银行普遍存在贷存比率较低和要素投入过剩的现象。Abbott等（2013）采用财务指标分析和DEA方法对澳大利亚主要银行生产率和效率进行了评估，发现放松监管和金融危机对银行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并且澳大利亚银行绩效提升在宏观经济强势增长时期尤其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