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征兵制的完备和募兵制的出现

西汉的兵役制度基本上因袭秦制，实行郡县征兵制，凡适龄男子均须服兵役。但内容更加丰富。

西汉初规定，始役年龄为17岁，止役年龄为60岁。景帝时始役年龄放宽至20岁，昭帝时又放宽至23岁，止役年龄则降为56岁，以后基本沿袭不改。

西汉时，适龄男子都要为正卒2年：其一年在本郡充材官骑士或楼船，即郡国兵；另一年或赴京师为南军卫士，或赴边境戍边，为戍卒（又称“外徭”），有不愿戍边者可出钱，由官府雇人代役，称“过更”或“更赋”。兵役期满的男子，转为预备兵役，回乡务农，如遇征战，要随时听调出征。同时，还要为“更卒”，即每年在本郡县服劳役1月，到期更换，也称“卒更”。劳役范围包括修路架桥、治河凿渠、建城筑垒、漕运转输等等，均为无偿劳动。有不愿服此役者也可纳钱代役，称“践更”。

西汉的免役制度，除规定男子56岁即以免役外，还有“复身”和“复家”制度。“复身”即免除本人的兵役劳役，西汉规定：凡县、乡之三老，高祖刘邦的元从亲随将士，孝悌力田者，身有残疾、疾病者，博士弟子或精通一经者，以及向国家绢纳车马、奴婢、粮草及钱资买得高级爵位者，均可“复其身”。“复家”即免除全家的兵役和劳役，规定：皇族、贵族、功臣之家及其子孙之家，高祖刘邦故乡丰沛的居民，曾从刘邦入蜀的二千石吏，爵位在五大夫以上的军吏（汉初有爵即复其家，后改），因战乱逃离家园还归者，家有90以上高龄老人的民户，正在生育或居丧的民户，为国家牧养马匹的牧户，徙边屯垦的民户，均可短时期或永久性地“复其家”。

西汉除实行郡县征兵制外，还采用“谪发”及征调内附的少数民族之兵的办法，以补充正卒的不足。

“谪发”，即征发刑徒罪犯为兵，起于秦代。秦有“七科谪”，谪发官吏有罪者、亡命者、赘婿、贾人、曾有市籍者、父母曾有市籍者以及大父母（祖父母）曾有市籍者等7类人为兵。此7类人中，仅前2类是刑徒罪犯，后5类人属社会低下者，视同罪犯。秦始皇在征百越、击匈奴、戍五岭时，都曾大量谪发刑徒、奴隶及商贾等。秦二世正是以几十万修骊山陵的刑徒应急，才打败了攻入关中的陈胜部将周市，使秦王朝得以短暂的苟且。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后，继续实行这一做法。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叛，刘邦除“征诸侯兵”[10]外，还“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从军”[11]，最后击败英布。武帝时，随着对外战争的频繁以及对内镇压各种势力的需要，愈加广泛地采取这种谪发罪徒补兵及七科谪的形式，且规模越来越大。如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12]出击匈奴，其中就有大量的刑徒罪犯从征；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王相吕嘉反，杀汉使者及其王、王太后”[13]，被派去前往镇压的汉军中也有大量的“罪人”[14]；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朝鲜王攻杀辽东都尉，乃募天下死罪击朝鲜”[15]；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益州、昆明反，赦京师亡命令从军，遣拔胡将军郭昌将以击之”[16]；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年—前101年），曾发“恶少年数万人”[17]并“赦囚徒扞寇盗”[18]，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大宛夺取“善马”；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19]出击匈奴等等。武帝以后诸帝也经常以罪徒充军，如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武都氐人反，遣执金吾马适建、龙额侯韩增、大鸿胪广明将三辅、太常徒，皆免刑击之”[20]；又如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西羌反，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21]等击之。尽管西汉时曾大量、频繁地实行“谪发”，征调罪徒补兵，但并未形成制度，只是一种为了迅速组军和弥补正卒不足的权宜之计。这种作法，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兵源，同时也减轻了普通百姓的兵役负担。由于被谪发的罪徒、奴隶有望在战后获得自由，那些商贾、恶少也大都是些任侠好武、重利轻生的亡命之徒，故在战争中往往勇猛剽悍，常打胜仗，这也是西汉统治者谪发罪徒、恶少充军征伐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汉为补充正卒之不足，还经常征调少数民族之兵。如文帝时，用晁错的建议，以内附的胡、义渠、蛮夷之兵抗击匈奴的搔扰。武帝以后，更是经常地使用少数民族之兵，甚至在北军中也召募了一些匈奴兵，其他被经常征调的少数民族之兵有羌胡、南越、夫余、西南夷及西域诸族等，新莽时还曾征调乌桓、丁零、高句丽之兵。西汉时，因功封侯的少数民族将领不下20余人。但由于这种征调并无一定之规，一味滥征，使各少数民族苦不堪言，终至激起各族人民的长期反抗。

西汉的兵役制度，到汉武帝时又出现了新的变化。由于连年用兵，造成大批小农破产流亡，而富室、豪强又多以纳钱免役，致使兵源日益缺乏，征兵困难，这样原来的郡县征兵制趋于废弛，募兵制代之而起，逐渐盛行起来。而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也使得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转变为游民，从而为募兵制的实行提供了兵源。武帝时，北军八校尉所属的士卒，大多系召募的汉族、匈奴族之兵，此为西汉募兵制之始。自此以后，募兵作为组军的主要手段而被经常地使用，并形成制度。西汉一般由中央朝廷颁布诏令，通过地方兵役征集机构召募。为了提高军队素质，增强战斗力，西汉时还对应募者实行“选募”，选取体格健壮、有勇力才智、战斗技能强的应募者，组成精锐的常备军，其名称各异，如“闻命奔走”[22]，以应急难之“精勇”，称“奔命”；健壮习射者，称“伉健”；勇猛无敌，不畏死者，称“勇敢士”，其余还有壮士、锐士、猛士、先登等称。选募之兵战斗力极强，如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之“飞将军”李广之孙李陵，率5千所募的勇士、奇才、剑客组成的步兵，深入匈奴腹地，面对数万匈奴骑兵的围追堵截，勇敢接战，转战千里，杀伤匈奴万余人，使匈奴“救死扶伤不暇”[23]，最终因援兵不继才失败，可见选募之兵战斗力之强。昭、宣帝时，募兵更为频繁，规模也更大，如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益州西南夷二十四邑反，“常兵不足以讨之”[24]，便“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奔命击益州，大破之”[25]；宣帝时曾募兵御西羌。后来元帝时也曾发募士万人出击西羌。

募兵制与郡县征兵制比较，能够很快招募到大量兵卒，弥补了战时迅速扩编军队所造成的兵源紧缺和战斗骨干的匮乏，同时增强了军队素质，提高了战斗力。但由于募兵制下，兵卒的一切费用由封建国家支付，因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