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马牧养制度的完善

西汉时期，随着骑兵的迅速发展，其军马牧养制度也趋于充实和完备，超过了秦代。

西汉初年，由于历经了秦王朝的暴政和长期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凋弊，马匹稀少。“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42]。有的地方匹马竟贵至百金。为此，西汉政府“创加厩律”[43]，鼓励民间大力养马。吕后时还明令禁止母马流往境外。但是，由于当社会经济状况薄弱，马的增长缓慢。文帝时，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匈奴袭边的加剧，国家对军马的需求更加紧迫，于是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西汉政府根据晁错的建议，颁行“马复令”，“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44]，用养军马1匹，免3人徭役的办法鼓励民间养马。这项措施大大调动了民间养马的积极性，景帝时继续实行。到武帝初年，民间养马遍及城市大街小巷，千家万户乡村田间道路更是到处充斥着来往的马群。

景帝中元四年（公元前146年），为了加快抗击匈奴的准备，西汉政府开始大规模牧养官马，在原秦之边郡牧马苑的基础上“益造苑马以广用”[45]，设牧苑“三十六所，分布西边北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46]。同时在京师建大厩、未央、承华、騊駼、骑马、路转等“六厩”，每厩养马多至万匹。至此，西汉的养马业初具规模。为了防止好马外流，保证官马的数量和质量，景帝曾严令“禁马高5尺9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47]。汉武帝时，不仅军马数量大大增加，而且养马制度也进一步完善，从而保证了强大的骑兵部队的建立，和对匈奴作战的不断胜利。

西汉的马政，与秦代一样，由九卿中的太仆统管，不同之处在于，西汉太仆是朝廷的心腹近臣之一。其下直辖“天子六厩”及其他京师官厩，如家马、骏马、龙马、闲驹、橐家等。各马厩或设厩令、或设监长，如大厩、未央、家马、骏马路軨、骑马等厩均设厩令以为总管；闲驹、橐泉、騊駼、承华、龙马等则以监长为长。厩令、监长平级。厩令下又各设“五丞一尉”，监长以监丞为副。西北边郡的36所牧马场也直隶太仆，分别由6位牧师苑令具体管理，每令之下设3丞为副手。中央还常遣护苑使者前往监护视察。武帝时设水衡都尉，掌管部分皇室财政，“天子六厩”亦转隶水衡都尉不再由太仆管辖。为了提高养马效能，武帝还时常根据具体情况随时任命养马官吏，如“金日磾输黄门养马，牵马又肥好，拜为马监”[48]。西汉地方的马政，在郡县由马丞负责；在封国由仆及其属吏厩长、厩丞负责，平时饲养训练军马和为驿传提供快马，战时按中央的命令如数供给军马，若不能如数提供，有关官吏要受到处罚。另外，边防部队也设有马厩，牧养为数不少的军马。

由于西汉王朝重视军马的牧养，不断完善马政建设，使军马牧养业得到很大发展。武帝时，厩马已扩充到40万匹。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霍去病远征漠北，一次动员战骑竟达24万匹，足见当时养马规模之大。但是，在连续对匈奴进攻的战争中，军马的消耗也颇为可观，尤其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分击匈奴，“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49]。军马的大量损耗，使汉王朝从此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远征。

为了补充战争对马的损耗，武帝实行了应付战争需要的马政，其主要法令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采取“从民贳马”的措施，向民间征马以补不足。但民有怨恨，不愿交出马匹，武帝险些斩杀长安令[50]；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平牡马匹二十万”，[51]将原来每匹雄马十——十五万钱，定为匹二十万钱，以鼓励民间多养雄马；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规定百姓可到北方边县畜牧，官府假与母马，三年归还，十母马还官府一驹[52]；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规定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都要将母马送到各亭集中喂养，亭内养有母马，以加快马的繁殖，生下的马驹，每年上交一次[53]；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又下令对民马进行登记造册，然后由国家征用，以补官马不足[54]。这些措施，保证了汉对匈奴的连亘百余年的打击。新莽时曾令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按秩别高低饲养军马，随时听用，并派使者到各地强征私马供骑兵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