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兵略》的主要思想
《淮南子》，本名《鸿烈》，系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伍等被集体编写的一部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了儒、法、阴阳五行等家思想的杂家著作，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献上。刘向、刘歆父子校订图书，定名为《淮南内》，置于《诸子略》内，后世遂称《淮南子》，或《淮南鸿烈》。原书分内21篇，外33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今只流传内21篇。其中《兵略》篇专论军事，代表了西汉初期的军事理论水平，其主要思想如下：
其一，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政治上的得失。首先，政治上“得道”，军事上才能取胜。《兵略》认为：“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将，失道而拙，得道而工（精明）；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谓“道”者，即是与天地顺、与四时合的最高行为准则。得道者，“众之所助，虽弱必强”；失道者，“众之所去，虽大必亡”。因此政治上“得道”，是保证军事上取胜的基本条件。政治上“得道”的军队可以“车不发轫（防止车轮滚动的木头），骑不被鞍，鼓不振尘，旗不解卷，甲不离矢，刃不尝血”，本国的社会生活秩序也不用打乱，即“朝不易位，贾不去肆，农不离野”，只要对敌国“招义而责之”，就可以“大国必朝（前来归附），小国必下”。《兵略》还回顾了古时的战争，认为五帝时期的战争是“得道”的。那时的战争不是为了扩张土地，也不是为了“贪金玉之略（掠夺），”而是为了“禁暴讨乱”，为了消灭“残贼天下”、令万民不得安生的“贪昧饕餮之人”，如黄帝击败炎帝，颛顼诛杀共工，尧舜讨灭不义的丹水和有苗，因而战无不胜。他们用兵之前，往往先“教之以道，导之以德”，不听，“则临之以威武”，再不从，“则制之以兵革”，因此用兵“若栉发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是所谓“圣人之用兵”。殷商以后，至春秋时期的用兵是所谓“霸王之兵”。这个时期的战争，多是为了消灭“加虐于民”的“敌国之君”，为“义兵”之举，因此往往“克（攻克）国不及其民，废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仁人智士）而显其贤良，振其孤寡，恤其贫穷，出其囹圄，赏其有功”。这种战争“非以亡（消灭）存（存在）也，将以存（保存）亡（殆尽的东西）也”，故也是“得道”的。战国时期的用兵则是“失道”的“晚世之兵”。这时期的战争，无道之君往往设渠堑，“傅（防守）堞（城上女墙）而守”，进攻一方也不是为“禁暴除害”，而是要“侵地广壤”，都是为了个人的私利。为个人私利进行的战争，不仅“失道”，而且造成人员的巨大伤亡，同时这种战争最终也不会获得胜利的，因为它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其次，军事上取胜的根本，在于加强政治统治，即为“存政”，建立牢固的统治基础。《兵略》认为，军事上“甲坚兵利，车固马良，畜积给足，士卒殷轸（众多）”等物质条件，以及奇谋诈术的巧妙运用和良臣猛将的合理任用等主观条件，虽然是克敌制胜不可缺少的条件，但“皆佐胜之具也”，并不是保证战争必胜的根本条件。军事上的“必胜之本”在于政治上的强大，即“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略足以知强弱之势。”《兵略》认为：“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并指出：“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它主张“修政于境内”，使“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这样就可以“修政庙堂（朝廷）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㧑（指挥）而天下响应”，《兵略》认为这是“用兵之上也”。它还列举楚怀王、秦二世败亡的教训，以及武王伐纣的事例，说明“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的道理。再次，《兵略》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提出：“全兵（获得彻底胜利的军队）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思想，主张：“制胜于未战”。它说：“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者也”，这样可以“费不半而功自倍也”。它主张先以德胜敌，然后再与之战，可以获得全胜，并指出：“千乘之国行文德者王，万乘之国好用兵者亡”，反对穷兵黩武。它强调：“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所谓“庙战”，即在采取军事行动以前，就敌我双方的“主孰贤？将孰能？民孰附？国孰治？积蓄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备孰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加强不足之处，保证最终取得全胜。《兵略》认为：只有进行充分的“庙战”，“运筹于庙堂之上”，才能够做到“决胜于千里之外”，并指出：“庙战者帝”。
其二，比较精辟地论述了军事行动中动与静的辩证关系。《兵略》认为，军队出击，要如“神出而鬼行”，“运于无形，出于不意”，使敌人无法察觉，“莫知其所之”、“莫知其所集”，以达到出敌不意，攻其不备”的目的。《兵略》同时认为，军队不动则已，动则应“发如疾风，疾如骇龙”，“若从地出，若从天下”，使敌人“未见其发，固已至矣”。因此《兵略》十分注重“兵贵神速”的思想，指出一旦抓住“敌之虚”，就要“乘而勿假也”，要以“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及掩目”之势，迅速发起进攻，并穷追猛打，使敌人“静不知其所守，动不知其所为”，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为此，《兵略》强调军队采取行动前一定要在思想上、装备上、后勤保障等诸多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出击，就“当以生击死，以盛乘衰，以疾掩迟，以饱制饥”，这样就如同“以水灭火”，“以汤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达？”为了保证“兵出而不徒归”，《兵略》还指出，善于指挥作战的军事将领，必须掌握“三势”、“二权”。所谓“三势”，即“气势”、“地势”、“因势”。“气势”即激发兵将的高昂斗志；“地势”即善于利用险要地形，能控制战略要地；“因势”即能把握战机，“乘敌之虚”，“因其劳倦怠乱，饥渴冻暍（中暑）”采取军事行动。所谓“二权”即“知权”、“事权”。《兵略》强调在采取军事行动前，一定要详尽侦知敌情，并据此制定出完备的作战计划，同时要很好地隐蔽自己的军队，做到出敌不意，使“敌人之兵无所适备”，此谓“知权”。两军交战，能够灵活有序地调遣军队，布阵迎敌，使本方“受刃者少”，而“伤敌者众”，此谓“事权”。《兵略》认为掌握好“三势”、“二权”，选拔出精兵强将，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战术之后的军事出击是所谓“必胜之攻”，是所谓“胜定而后战”，可以“攻不待冲隆云梯而城拔，战不至交战接刃而敌破”。它强调军队“唯无一动，动则凌天振地，抗泰山，荡四海，鬼神移徙，鸟兽惊骇”，并指出，在这样的军队面前将“野无校（对抗）兵，国无守城”，无人能挡。然而，《兵略》由于受道家“无为”思想的影响，最推崇的还是所谓以静制动，以无形制有形，以无为制有为的战术思想。它指出，“静以合躁，治以持乱”并认为以静制动，以无形制有形，以无为而应变，“虽未能得胜于敌”，敌人也“不可得胜之道也”。并称：“敌先我动，则是见其形也；彼躁我静，则是罢（疲）其力也。形见则胜可制也，力罢（疲）则威可立也”。它还提出：“物未有不以动而制者也”。但是，《兵略》推崇的“以静制动”，并非被动地待敌先动而后击之，而是要“视其所为”，根据敌人所犯的错误，制定相应的作战计划之后，出击致胜。当敌无隙可乘时，《兵略》认为要“饵之以所欲，以罢（疲）其足（满足）”，引诱敌人出错，一旦敌人“有间”，就要抓住战机，“急填其隙”，迅速出击，打败敌人。相反敌人若止而不动，《兵略》认为，己方应相应调整部署，待敌动做，侍机出击。若己方已先敌而动，也要尽力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变我静而敌动，重新掌握主动。《兵略》反对在敌人未显现错误之举前，便冒然对其发动攻击，提出：“善用兵者，当击其乱，不攻其治，是不袭堂堂之寇，不击填填（旗帜牢固树立的样子）之旗”，强调敌“容未可见，以数（密集）相持”，一定要等到“彼有死形”，才可“因而制之”。《兵略》在强调以静制动的同时，还强调以无形制有形。它认为：“诸有象（相貌、形象）者，莫不可胜也；诸有形者，莫不可应也”。并举例说：“风雨可障蔽”，是因其有形，“寒暑不可开闭”，是因其无形的缘故。它认为，兵家所恃，无非是“天时”、“地利”、“巧举”、“人和”。而此四者皆为有形之举，因而都有相应的破除之法，如：“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时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只有“无形者无可奈也”，没有任何可以破除的方法。所谓“无形者”，按《兵略》的描述，实际上就是“无法无仪”、“无名无状”，“上穷至高之末，下测至深之底”，高深莫测、变幻无穷的军事韬略。《兵略》认为，善用韬略者，可以打败一切敌人。
其三，为将帅具体提出了一些统兵、用兵之要。①将帅必须使部下与自己同心齐力。《兵略》认为：“将卒吏民，动静如身，乃可以应敌合战。”因而强调将吏一定要“以民为体（身体）”，而兵民则一定要“以将为心”，并指出：“心诚则支体亲刃，心疑则支体挠北。心不专一，则体不节动，将不诚心，则卒不勇敢。”它还强调：“民诚从其（将帅）令，虽少无畏；民不从令，虽众为寡。”认为战争的胜负，在未“交兵接刃”之前就已由兵将的齐心与否而决定好了。《兵略》不仅强调兵将要齐心同力，而且还强调将帅应能使兵卒“同其心，一其力”，指出“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它认为：“良将之卒，若虎之牙，若兕（古代称类似犀牛的一种野兽）之角，若鸟之羽，若蚈（百足虫）之足，可以行，可以举，可以噬，可以触，强而不相败，众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因此要求将帅统兵，要“同其心，一其力”，使“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同时要“止如丘山，发如风雨”，如此则战无不胜。《兵略》还指出：“夫五指之更弹，不若捲手之一挃（捣）；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也。”《兵略》认为将帅能使部下“用力谐”，不仅能致胜于敌，而且还可以以少胜众，以弱胜强。它分析了战争中以少胜多，以寡胜众的问题，指出这种情况的出现，又能是在人众一方“势不齐”，即士卒不能同力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如果人众一方做到“人尽其才，悉用其力”，若要以少胜之，则“自古至今，未尝闻也”，从这个角度再次强调士卒同心共力的重要性。②将帅要善于利用天道、地利、人和及兵势。所谓“兵势”，即指战无不胜，攻无不破的气势。《兵略》认为：“兵之所隐议（占卜视兆）者天道也，所图画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决胜者钤势也。”它根据用兵的方略把将帅分为上中下三等，认为：“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并善于把握战机，利用“兵势”，战无不胜，从不失败，是所谓“上将之用兵”；“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专用人与势”，虽然未必能获得全胜，但也能胜多败少，是所谓“中将”之用兵；“博闻而自乱，多知而自疑，居则恐懼，发则犹豫”，结果动辄败北，是所谓“下将之用兵”。《兵略》还十分重视“兵势”的作用。它认为在天时、地利、人和齐备的情况下，若兵无势，仍不会取得任何战果。它要求将帅利用“兵势”，要“如决积水于千仞之隄，若转员石于万丈之谿”一般，使任何人、任何军队都无法抵挡，这样才能百战百胜。③将帅要威义并用，要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兵略》认为：“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所谓威义并用，就是要赏罚分明。《兵略》明确指出：“夫人之所乐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广泽，白刃交接，而卒争先合者，彼非轻死而乐伤也，为其赏信而罚明也。”赏能使士卒冒死征战，罚则使他们令行禁止。只有“赏信而罚明”，军队才有战斗力。此外，《兵略》还强调将帅必须爱护部下，使自己得到士卒的爱戴。它说：“上视下如子，则下视上如父；上视下如弟，则下视上如兄”，并指出：“上视下如子，则必王四海；下视上如父，则必正天下。上亲下如弟，则不难为之死；下视上如兄，则不难为之亡。”因此要求“将必与卒同甘苦俟饥寒”，这样他们作战时才不会吝惜自己的生命而拼死杀敌。《兵略》还具体提出将帅要做到：“暑不张盖，寒不被裘”，“险隘不乘（乘车、骑马），上陵（山丘），必下（下车、下马）”，以体验士卒的辛劳，同时还要做到“军食孰（熟）然后敢食，军井通然后敢饮”，与士卒同饥渴。不仅如此，《兵略》还要求作战时，将帅“必立矢射之所及”，与士卒共安危。《兵略》认为，将帅能够做到上述要求，就能“积德”、“积爱”于自己的部下。它还指出：“良将之用兵也，常以积德击积怨，以积爱击积憎，”如此，何敌不可战胜。④将帅必须具备“三隧”、“四义”、“五行”、“十守”等能力或品质。所谓“三隧”，即要上知天道，下习地形，中察人情；所谓“四义”，指治国不拥兵自负，为主不独顾自身，见难不畏死，决疑不避罪；所谓“五行”，指柔而不可卷，刚而不可折，仁而不可犯，信而不可欺，勇而不可凌；所谓“十守”，指头脑清醒，谋略深远，意志坚定，明辨是非，不贪于货，不淫于物，不滥发议论，不推御责任，不轻易欢喜，不轻易动怒。总而言之，就是要求将帅做到，“发（举措）必中诠（公允），言必合数，动必顺时，解必中揍（道理）”，同时还要做到，“通动静之机，明开塞之节，审举措之利害，若合符节”。《兵略》认为，只有这样，将帅才能使自己的政敌无隙可乘，做到“攻则不可守，守则不可攻。”它还认为：“善用兵者，必先修诸己，而后求诸人；先为不可胜，而后求胜。”同时指出：“修己于人，求胜于敌，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救火，以水应水也，何所能制！”⑤将帅要善于利用己方之“实”，攻敌方之“虚”。所谓“实”者，即指“主明良将，上下同心，气意俱起”，同仇敌忾；所谓“虚”者，指“上下有隙，将吏不相得”，为将者所持不直，士卒心中积怨深重。《兵略》认为：“虚实之气，兵之贵也。”两军相遇，“实则斗，虚则走”。气虚一方是无法与气实一方对敌的。但《兵略》也指出：“胜兵者非常实也，败兵者非常虚也”，认为“虚实之气”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它引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强盛及败亡的教训，指出：夫差最初之所以能取得包括生俘越王勾践在内的一系列战争的胜利，拥地二千里，“带甲七十万”，是由于“用民气之实”的结果。其后，夫差“骄溢纵欲，拒谏喜腴”，使上下失和，吏民不附，直至国灭身亡，是越王勾践“因制其虚”的结果。由此，《兵略》指出：善于治国统军者，“能实其民气，以待人之虚也；不能者，虚其民气，以待人之实也。”
《淮南子·兵略》的上述主要思想，即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优秀的军事理论，同时又有许多独到之处，因而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