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事统御机构的变化

东汉前期，如秦及西汉，皇帝是全国军政的最高决策者，国家的各项军事制度、战略方针、重大战役的部置、国防建设的重要措施等，均须由皇帝作出最高裁定。但是，自和帝以后，诸皇帝多年幼，皇太后、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执掌军政大权。有关军事的决策名义上虽仍以皇帝诏令等形式发布，但实质已不具有最高权威性了。

东汉中央军事统御机构，在光武帝刘秀时，出于强化皇权的目的，进行了一些调整。

东汉建立后，刘秀鉴于王莽篡汉的教训，不信任大臣，以设在宫中的尚书台为国家政务中枢。尚书一职在秦和西汉时不过是九卿之一少府的属官，掌殿中传达诏令等事。因其接近皇帝，为皇帝近臣，故多为皇帝亲信。以后逐渐参预政务，至武帝时，地位渐重，其职权扩大到替皇帝裁决并下达章奏。成帝时设尚书5人，开始分曹办事。刘秀时扩充为尚书台，名义上仍属少府，实际上与中央政府脱离，直接听命于皇帝，至此尚书正式成为协助皇帝处理军政要务的官员，不仅参预机密、受理章奏、起草和宣布诏令，而且参与国防、战略的各项决策。尚书台成为东汉中央实际上的最高军事统御机构。

东汉时，太尉的职权较之西汉时有所扩大。西汉后期，大司马（太尉）名列三公之首，为首席宰相。东汉改大司马复称太尉，仍为三公之首，领导中央政府，是全国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同时由于地方郡国兵的罢省，太尉的实际军权不重，东汉皇帝对太尉的戒心远不及西汉。因而东汉太尉与西汉太尉（大司马）名同实异，职权较重。而且属官也较西汉大大增加。有“掾史属二十四人”[32]，分为西曹、东曹、户曹、奏曹、辞曹、法曹、尉曹、贼曹、决曹、兵曹、金曹、仓曹等，其中尉曹“主卒徒转运事”[33]，兵曹“主兵事”[34]，与军事有关。另外还有“令史及御属二十三人”[35]。东汉九卿分属三公，太常、光禄勋、卫尉归太尉直接领导。东汉太尉虽为外朝官领袖，但加“录尚书事”也可预政，有时甚至统领尚书台，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最高军事长官。

东汉皇宫宫殿门户的宿卫仍由光禄勋负责，其属官有五官中郎将，“主五官郎”[36]；左中郎将，“主左署郎”[37]；右中郎将，“主右署郎”[38]；虎贲中郎将，“主虎贲郎习射”[39]；羽林中郎将“主羽林郎”[40]；羽林左监，“主羽林左骑”[41]；羽林右监，“主羽林右骑”，以及驸马都尉、骑都尉、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谏议大夫、议郎、谒者仆射等。“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唯议郎不在直中”[42]。

卫尉仍“掌宫门卫士，宫中徼循事”[43]。其属官有：公车司马令，“掌宫南阙门，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44]；南宫卫士令，“掌南宫卫士”[45]；北宫卫士令，“掌北宫卫士”[46]；左右都候，各一人，“主剑戟士，徼循宫，及天子有所收考”[47]，另外还有七宫门司马，即南屯司马、仓龙司马、玄武司马、北屯司马、朱爵司马、东明司马、朔平司马，分主南宫平城门、东门、玄武门、北门及北宫南掖门、东门、北门。“凡居宫中者，皆有口籍于门之所属。宫名两字，为铁印文符，案省符乃内之。若外人以事当之，本官长史为封启傅；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48]。

东汉京城洛阳的警卫虽仍名为执金吾负责，但实际上虎贲郎、羽林郎、羽林左右骑及北军五营士等都参与京城的警备，因而其职权大为缩小，仅以备水火非常之事为主[49]。手下数百缇骑、持戟更多的意义是示威显仪。其下属还有武库令一员，负责保管中央武库中储备的武器装备。

东汉北军不属光禄勋，而直隶皇帝，以北军中候掌监，秩六百石；由五校尉即屯骑校尉、越骑校尉、步兵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分统。五校尉均为比二千石吏，互不相属，共同担负京城守备及车驾扈从的任务。

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争斗激烈。灵帝时，外戚大将军何进控制北军五营、羽林军，宦官遂创建西园宿卫禁军，设八校尉分统，称西园八校尉。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谏议大夫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凡八校尉，“皆统于蹇硕”[50]。从此，宦官、外戚分掌兵权，互不相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