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公三略》——古代第一部专论战略的兵书

《黄石公三略》，亦称《三略》，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兵书，相传作者为汉初隐士黄石公。最早提及此书的是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中记载：张良刺杀秦始皇未成，遭追捕，被迫隐姓埋名藏匿于下邳（今江苏邳县），在这里遇见一自称“榖城山下黄石即我”的老者，授其一部《太公兵法》，即《黄石公三略》，其后此公便不见于史载。张良得书，潜心研究，后帮助刘邦取得天下，建立了西汉政权。但据考证，《黄石公三略》的成书当不早于西汉中期，它是后人在吸收先秦优秀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总结秦汉政治统治和治军用兵的经验，假托前人名义编纂而成，其中有许多独到之处。

《黄石公三略》分上略、中略、下略3个部分，共3800余字。与前代兵书不同，它是一部专论战略的兵书，尤其侧重阐述政略，这是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专讲战略的专著。《三略》的另一个特点，即是大量引用古代兵书《军谶》、《军势》中的内容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共引用了700余字，占全书的1/6强。因而为后人保留了这两部已佚兵书的部分精华。

《三略·上略》共2100余字，占全书的一半以上，内容丰富，是全书的主要部分。其主要内容：①强调“民本”、“兵本”思想，注重收揽人心、民心。这也是该书政略思想的核心。《三略》开篇即指出：“夫主将（治理、统率）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故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摧毁）。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从战略的高度，指出人心向背，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意义。这里的“英雄”指德才杰出的文臣武将，“通志于众”的“众”指民众、庶民。它不仅强调收揽英雄之心，同时指出君主的意愿要与民众相贯通，强调上下要同心，体现了它的“民本”思想。《三略》认为：“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收其本，则政行而无怨。”它还指出：“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这里的“贤”也即“英雄”。《三略》十分重视收揽“英雄之心”、“民心”。对于“英雄”，它认为不仅要“使贤如腹心”，而且要“获城割之，获地裂之，获财散之”，依功进行封赏，并且“赏功不逾时”；对于庶民百姓，它强调要广施恩惠，爱护民众，具体应做到：“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这样既可以获得民众的支持，同时也增加了国力。《三略》还引用《军谶》：“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的思想，强调富国先富民，只有国富民强，才能克敌制胜。从注重收揽人心的角度出发，《三略》指出治国统军的根本在于“察众心，施百务”，即体察各类人物的心理特征和变化，采取相应的对策，并列举出20个心态各异的人物，一一提出治理办法，总的原则是，消灭怀有敌意的人，争取一切可以利用的人。《三略》的“民本”思想体现在军略上，即是“兵本”思想，强调士兵在战争中的作用。它认为：“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以寡胜众者，恩也；以弱胜强者，民也。”并指出“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三略》的“兵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的重大进步。②主张治国统军要根据具体情况的发展变化，柔、弱、刚、强四者兼施，巧妙运用。《三略》借《军谶》之语，指出：“柔能制刚，弱能制强”，并解释说：“柔者，德也；刚者，贼（祸害、灾难）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因此只有“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才会使国家强盛，前途远大，单纯用柔用弱或用刚用强，都将使国家衰弱、灭亡。《三略》还认识到，人的主观认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指出：“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并认识到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因此提出战略战术的制定，要依据敌情的实际变化而不断修正，改变，“不为事先，动而辄随”，“因敌转化”。这些思想都体现了它朴素的军事哲学思想。③提出了一整套克敌制胜的军事战略原则。《三略》十分强调对战略要地的占领和控制，要求“获固守之，获厄（险要关卡）塞之，获难（冲要）屯之（派兵屯驻）”。这种思想既是对前人关于在险要地形用兵战术的继承，又是对秦汉以来战争经验的总结。但是《三略》把它提到了战略高度，这在以前的兵书中是没有的。它是基于秦汉以来，战争的规模和范围，都较之先秦时期有了极大的发展，动辄数十万，征战数千里，战略要地的作用也明显增大，夺取或失去某一个要地，往往可以导致全局的成败这样的实战经验而提出的。这种战略思想的出现是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又一重大进步。《三略》还提出了一套具体的克敌致胜的战略原则，即：“敌动伺之，敌近备之，敌强下之（示弱使其麻痹），敌佚去（调动）之，敌陵（气势旺盛）待之，敌暴绥（退军）之，敌悖义之（以正义之措对付），敌睦携（离间）之。顺举（利用敌错误之举）挫之，因势破之，放言过之（发布檄文声讨敌人的不仁之举），四网罗之”，对先秦以来的用兵经验进行了比较完备的概括和总结。④提出了一系列统兵治军原则。《三略》十分强调将帅应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指出：“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交锋）”，并引用越王勾践洒酒于河，与士卒同流共饮的故事，说明士卒虽不可能品尝出河中的酒香，但他们会因为将帅能与自己同甘共苦而拼死杀敌。《三略》还引用《军谶》的内容，具体指出：“军井未达（挖掘到出水处），将不言渴；军幕（帐蓬）未办（搭好），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并且要求将帅“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申明这就是“将礼”。《三略》说：将帅与士卒同安危，则“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将帅“蓄恩不倦”，则其士兵可“以一取万”，战无不胜，再次强调将帅与士卒同安危，共患难，将帅时刻关心士卒的重要意义。《三略》还要求将帅必须赏罚分明，号令严明。它引用《军谶》之语，首先阐明了“赏”与“罚”的关系，指出：“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对于如何进行奖赏，《三略》具体指出，要把“崇礼”（礼节）和“重禄”结合起来运用，因为“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它十分推崇《军谶》：“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以及“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的军谚，指出：“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招其所归，示其所死，则所求者至”，并称：“礼赏不倦，则士争死”。《三略》还认为赏罚分明是将帅确立权威的重要手段之一，指出：“赏罚明，则将威行”，同时将帅还要做到号令严明，因为：“将之所以威者，号令也”，并称：“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而“乱将（软弱少威，号令不明，指挥紊乱之将）不可使保（统御）军”，因为“将无威，则士卒轻刑；士卒轻刑，则军失伍；军失伍，则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则敌乘利；敌乘利，则军必丧”。申明赏罚必信，号令严明是治军统兵的基本原则。⑤对于作为将帅的条件《三略》也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见解。它指出：“夫将者，国之命也。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正因为如此，它借《军谶》的内容，指出在个人品质方面，将帅应具备：“能清（廉洁无私）、能静（沉着冷静）、能平（处事公允）、能整（整肃军纪）、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等“八德”，同时在知识和才能方面应具备“能知国俗、能图（熟知）山川、能表（明察）险难、能制（控制）军权”等能力。但除此之外，《三略》又进一步提出，将帅还必须懂得政治和熟知历史，对于“仁贤（仁人、贤人）之智，圣明（君主）之虑，负薪（平民百姓）之言，廊庙（朝廷）之语，兴衰之事”都应该有所了解。同时《三略》还强调了作为将帅应具备的“虑”、“勇”、“动”、“怒”四项素质。“虑”即深谋远虑；“勇”即勇猛果敢；“动”即把握战机，适时出机；“怒”即适时、适度发怒。《三略》借《军谶》之语，称：“虑也，勇也，将之所重；动也，怒也，将之所用”，并指出“此四者，将之明诫也”，同时还指出：“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吏士恐；将妄动，则军不重；将迁怒，则一军惧”。对于将帅违背“八德”的危害，《三略》也指出：“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专己（独断专权），则下归咎（怨恨）；自伐（夸耀），则下少功；信谗，则众离心；贪财，则奸不禁；内顾（贪恋女色），则士卒淫”，同时强调：“将有一，则众不服；有二，则军无式（榜样）；有三，则下奔北（战败）；有四，则祸及国”。《三略》对将帅的要求，较之先秦的《孙子兵法》、《吴起兵法》等有了很大提高，也更加全面，这正是秦汉时代战争规模扩大，将帅在战争中地位提高，往往独挡一面，因而对其各方面的素质的要求也相应提高的反映。⑥《三略·上略》在最后引用《军谶》，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统军的方法、策略，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君主、将帅能去奸佞、用贤人，并总结说：“主察异言，乃睹其萌（祸乱的苗头）；主聘儒贤，奸雄乃遁；主任旧齿（老臣），万事乃理；主聘岩穴（有德才的隐士），士乃得实（人尽其才）；谋及负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再次强调了争取“英雄心”、“民心”的主题思想。

《三略·中略》共650余字。从内容上讲，它与《上略》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主要阐述的是君主与将帅的关系，其中不乏精辟之处，为历代封建君主所推崇。其主要内容：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三略》继承了《孙子兵法》以来，将帅统兵出战，“君命有所不受”的军事思想，引用《军势》之语，总结为：“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受朝中制约），则功难成”。一方面指出将帅统兵在外，必须根据战场上的具体情况自己制定作战方略，把握每一个稍纵即逝的战机，争取最后的胜利；另一方面告诫君主，既授命于将帅，就不要干扰其指挥，尤其不要干扰具体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使其“功难成”，甚至导致失败。②君主、臣下都应注重各自“德”（德行）与“威”（威严）的树立。对于君主来说，“无德则臣叛”，“无威则失权”；对于臣下来说，“无德则无以事君”，“无威则国弱”。但是《三略》同时指出，臣下“威多则身蹶（身败名裂）”，因而要求臣下多“德”少“威”，“威”要适可而止，才不致因盖主而致祸。③强调君主在具备“德”的前提条件下，还要“加之以权变”，进行统治。因为君主不精心筹策，“无以决嫌定疑”；不施诡诈奇变，“无以破奸息寇”；不用密谋，“无以成功”。④战争之后必须收回将帅的兵权。《三略》依据秦汉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的军事制度的特点，提出了：“夫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的思想。告诫君主不要使臣下久专兵权，应采取临战任将，战后罢兵的措施，牢牢控制兵权。但《三略》也不主张君主谋害功臣，它解释“谋臣亡”并“非丧其身也”，而是要“夺其威，废其权也”。对于如何对战功卓著的将帅实行“夺威”、“废权”，《三略》也具体提出了三条办法：第一、要“封之于朝，极人臣之位，以显其功”，即授予极高的爵位；第二、“中州善国（肥沃土地）”，以富其家”，即赐予肥田腴地；第三、“美色珍玩，以悦其心”，即赏给美女、珍宝。《三略》提出这种思想，是既要保证君主的地位不受威胁，又要使将帅的功名身家得以保全，正如它自称的：“人主……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这一套新的君主驾御将帅的谋略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⑤《三略》在阐述君主驾御将帅的方略时，还强调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恰当地使用他们，也即要因人而致用。《三略》将人分为四类：一是智者，即有头脑、有智谋的人；二是勇者，即行为勇敢的人；三是贪者，即贪恋钱财的人；四是愚者，即愚笨蠢钝的人。对于这四类人，《三略》借《军势》之语指出：“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追求）其利；愚者不顾死”，告诫君主要“因其至情（特点）而用之”，并指出“此军之微（微妙）权也”。同时，《三略》还提醒君主应注意以下事项：第一、“无使辩士（能言善辨之士）谈说敌美”，因为这样会使军心涣散；第二、“无使仁者主财”，因为他会由于对吏民广施仁爱而附和他们的要求，滥发财物的；第三、“禁巫祝（即巫师），不得为吏士卜问军之吉凶”，以防止他们惑乱军心；第四、“使义士不以财”，因为义士重礼轻利，对他们应以恩、义进行拢络，并指出：“义者，不为不仁者死；智者，不为暗（昏庸愚昧）主谋”。《三略·中略》阐述的一系列封建统治方略、原则，虽然主要是占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其“存社稷、罗英雄”服务的，但其中的某些思想，对今天的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略·下略》共1100余字，它承接了《上略》、《中略》的思想，主要论述君主如何招致贤人，任用贤才的问题，强调任用圣贤之人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忌贤妒能、重用奸佞的危害。用它自己的话说，《下略》是为了“陈道德，察安危，明贼（打击、迫害）贤之咎（危害）。”关于军事战略方面的内容不多，主要有两点：①主张励精图治国内事务，反对劳民伤财的远征。《三略》指出：“释近（放弃治理内部）谋远（图谋远方）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安逸、清静）而有终（善终）”，并指出：“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三略》的这种思想，是基于秦始皇、汉武帝兴衰成败的社会背景而提出的。秦皇汉武虽然都是雄才大略的封建皇帝，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汉武帝推动西汉王朝达到了极盛，但是他们都有“释近谋远”之举，秦统一后，对外频繁进行战争，对内实行严刑酷法和繁重的赋税徭役，使秦王朝很快走向灭亡。汉武帝时，连年用兵，造成经济衰退，国力下降，人民怨声载道，使封建统治一度出现严重的危机。因此《三略》不仅指出“释近谋远”将会造成“劳而无功”的结果，而且进一步指出：“务广地（致力扩张疆土）者荒（荒废内政），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自己应当有的）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败、衰落）”。“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统治的方式方方法）过制，虽成必败。”从战略高度申明了一味“释近谋远”，政权将会得而复失，造成失败。②主张以“义战”反对不义之战。从根本上说，《三略》是反对战争的，它称：“夫兵（兵器）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并指出战争对人的生命和社会财富造成极大的损害。同时还指出：“圣王（古代圣贤之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说明古代圣明的君主其本意也是不愿意进行战争的。但《三略》也知道战争是无法避免的客观存在，因而它又说：兵者，“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并称：“夫人之在道，若鱼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主张要进行“义战”，以“义战”反对不义之战。同时，《三略》还指出“义战”必胜，它说：“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用溉爝火（小火炬），临不测（高深莫测的深渊）而挤欲堕（摇摇欲坠），其克必矣。”但《三略》在主张“义战”的同时，也反对滥杀敌国人民，破坏对方财物，主张尽量减少战争给双方带来的破坏。它指出：圣明之君在进行“诛暴讨乱”的正义战争时，尽管稳操胜券，但往往不急于进兵，不急于挥军冲杀，就是因为战争会“重伤人物也”。《三略》的这种战争观，也是它在战争问题上的总的指导思想，具有比较积极的进步意义。《三略》能在两千年前提出这种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黄石公三略》作为古代第一部战略专著，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到宋代时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受到历代军事家、政治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