募兵制的盛行与私家武装的发展

自光武帝刘秀实行罢兵政策后，东汉的兵役制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秦及西汉的普遍征兵制逐渐取消，代之以募兵制的盛行。东汉无论中央军，还是地方临时组建的军队或长期屯兵，大多采用募兵的形式召募士卒，如象林营、长安营、雍营、渔阳营等，其士卒均系召募而来。

东汉的募兵制与西汉有很大区别。西汉募兵制是作为征兵制的辅助和补充，召募的士兵为数不多，但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精勇之士，战斗中往往以一当十，战斗力极强。而东汉的兵役制度由于以募兵制为主要形式，对于应募对象不再有所要求，因而士兵成分复杂，多以社会散闲人员、无业游民为主，也有农民、商贾、少数民族男子，甚至还有死刑囚徒，如度辽营即是由召募的死刑囚徒组成的，其他各要地屯兵也有不少刑徒。由这些人组成的军队素质低、战斗力差，而且军纪败坏。

东汉募兵的主要手段是以财物诱引。最先采用这种手段的是光武帝刘秀。刘秀初起兵时，因兵少问策于任光，任光建议道：“可募发奔命，出攻傍县，若不降者，恣听掠之。人贪财物，则兵可招而致也”[60]。这种思想，影响了东汉历代统治者，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应募当兵，他们往往支持、纵容兵卒劫掠财物。而许多应募从军者，也往往意在掠夺他人财物，而无心作战。如此，募兵虽多，但战斗力也可想而知了。

东汉募兵的其他手段，还有以免除赋役为条件召募士卒的。如东汉末军阀混乱时，孙策初入江东，即以“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为条件募兵2万余人，马千余匹，威震江东，形势转盛[61]。

东汉时期，由于豪强地主土地兼并极为严重、造成大量农民破产，社会上出现为数众多、无所归依的流民，为了生存，他们往往自托于营伍，走当兵吃粮之路，这样也为募兵制的盛行提供了兵源保证。

东汉募兵战斗力差，除成分复杂、素质低、军纪败坏等原因外，还有，募兵制往往是应急性临时招兵，士卒平日未经军事训练，不习骑射；而那些长期屯兵虽为职业军人，但终身从军，当兵时间很长，“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62]，这样使军中存在着大量病老羸弱之卒，战斗力自然日趋低下。由于上述原因，东汉的军队无论对外族作战，还是对内镇压反抗，常常胜少负多，“每战常负，王旅不振”[63]。

东汉募兵制的盛行，最严重的弊病是为地方军阀的武装割据提供了方便。东汉前期，中央集权有所加强，地方官吏拥兵不多，募兵须由中央下令。中期以后，随着皇权的衰落、募兵制的发展，各地军政长官纷纷自行召募士兵，组建军队，到东汉末，这些军队均成为他们自己的私家武装，使之得以割据称雄。

与此同时，各地的豪强地主也乘机大肆发展自己的私家武装。豪强地主组织私家武装，早在新莽时就出现了。当时为了抗拒农民起义军，各地豪强地主以军事编制部勒所属的宗族、宾客、子弟和依附农民，组成私人家兵——部曲，或筑垒自保，或骚扰乡里，或拥汉反新。刘秀起家的基本骨干多系南阳、河北拥有私兵的豪强地主，如刘植、耿纯等，他们加入刘秀的军队后，仍保有原来的部曲，死后则由其子继统营众。东汉建立后，刘秀以优厚的政治、经济待遇，换取这些功臣放弃军权，解散旧部。对其余各地的私人武装，刘秀采取武力镇压与安抚并施的手段，迫使其逐渐转入隐蔽、非常设的形式。如豪强地主在自己的田庄中，于每年春秋，青黄不接或寒冻将至时，召集依附农民，“警设守备”，“缮五兵、习战射”[64]。这种非常设定期召集的私兵，由于在维持封建统治秩序，实现国家镇压方面具有一定的补充作用，因而得到了东汉政府的默许。有时甚至准许地主官僚将其家兵组成正式军队出外作战，如灵帝时，“交阯部群贼并起，牧守輭弱不能禁”[65]，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朱㑺任交阯刺史，即从本郡简募家兵从征，会同其他部队，“旬月尽定”[66]。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爆发时，官军兵源、军费均告匮乏，战斗力又差，无力镇压这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于是东汉政府允许各地豪强组织私人武装，投入镇压，从此豪强地主的家兵成为公开的常设的有组织的私人军队，它们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它们迅速转为中央集权的对立面，成为军阀割据混战所依据的重要武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