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自贡

本书记述的是中国最早的私人高资本、高生产能力工业企业——食盐制造企业的百年兴衰。这些企业清朝中期时出现在今天的四川省自贡市。这是一部商业史的著作，也是一部与外界互不关联的商人圈的社会史——他们调配经济、社会和政治资源，向我们呈现了帝国边缘地带的中国城市精英的形成。这些商人本身从事多种产业，但以生产食盐著称。19世纪时，食盐从卤水中提炼，而卤水则从当地群山中开凿的深井中汲取，然后通过笕送至盐灶，这些笕随地形上下起伏，像巨大的竹制过山车，最后，卤水在盐锅中煎烧，许多盐锅由当地开采的天然气供热。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鼎盛时期，组成自贡的两个镇——自流井和贡井——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横跨两镇的富荣盐场的盐产量占四川盐业生产的60%。它的工人，是最早的一批离开村镇来工厂做工的男人（因为这是只有男性参与的产业），这些人做工，不只是在一些年份或是农闲季节，而是从早到晚且终老一生。它的企业家们，不论大小，是创建产业资本并发展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先驱。最成功之处在于建立了大规模的横向、纵向一体化企业，它们主导着四川南部的经济，也使得它们的股东们跻身中国最富有之人的行列。

我讨论自贡的食盐生产商，有两个目的：更好地理解建构中国内生型经济发展的制度，以及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更宏观的企业史框架内，重新解读中国商业史。凡是了解这些中国工业家的人都明白，他们的经历只有部分是后人可以体验的。他们的成功，部分是拜大自然恩赐的储量丰富的卤水和天然气，这些直到今天仍然构成了自贡工业发展的基础。然而，自贡商人筹集资本、发展和利用新技术、占据市场以及组建和维持合作商业组织的能力，表明他们对于极幸运的地质条件的依赖是很有限的。同任何地方的企业家一样，他们是在塑造了他们商业行为的文化资源和政治现实的综合体中奋斗，而在他们追求利润时，这一综合体也被他们所利用。

自贡人组建他们的商号时所利用的文化资源，在整个说中文的世界里，在建构产权和安排各种形式的合作实体方面，是极其重要的。即便是外商在华扩张以及海外华人日益为中国的工业提供了新的模式之后，它们的地位依然重要。因为盐场的主要增长时期是在西方影响中国商业之前，所以自贡商人，为在纯粹内生的“大企业”脉络中考察中国制度提供了一个极难得的机会。自贡也使得我们可以跟踪内生商业组织随时间的变化，对于工业组织的种种力量、与区域和全国经济的互动，以及在一个不由西方和日本主导的城市环境中的商业精英的种种行动做出细致入微的评价。

商业从不是在政治真空中运作的。自贡百年繁荣的历史，横跨了中国近代史上三个重要的政治转型——早期的满族统治，镇压太平天国后帝国政治的重新调整，以及清王朝结束后的军阀和国民党的民国时期。对于中国统治者来说，长久以来食盐一直是收入的一个来源，但清初朝廷致力于王朝的统一，无力关注从边远的四川盐业最大限度地攫取收入。直到19世纪中叶，在盐业管理体制之下，富荣盐商的商业运作方式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与中国东部和北部的盐商相比，在市场上享有更大的自由。太平天国（1851—1864）期间，中国中部与东部沿海食盐出产地之间的贸易中断，富荣盐商的市场范围骤然且急速地扩张，这一形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可以说，四川食盐生产商大多数方面是在无外部限制的情况下运作的，即便是在1870年代末，官府对于食盐销售实施更强有力的控制，自贡盐业生产依然能从日益扩张、鼓励新投资和技术创新的市场中获利。

在自贡富荣盐场的历史中，很难找到中国历史叙事中那种“封建”国家扼杀式的影响。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主张的，清朝经济的政策相对宽仁，既没有限制资本和工人的流动，也没有限制批发商和制造商的企业家活力。 (1) 自贡投资者成功地将他们的产业从手工作坊转型为大规模的工业企业，这也证明了长久以来人们所坚持的信念是错误的，即社会结构、现代金融业的缺位，以及排斥商业的文化偏见阻挠了中国的产业投资和发展。正如提姆·赖特在研究19世纪末中国采煤业时所指出的，在中国凡有利润的地方就有投资。 (2)

就经济而言，清政府在产业上的不作为，比它对产业的作为更值得注意。为了保持中央与地方各省的联系，清政府维持着一个密集的道路和河道网络，这有利于长途贸易。然而，在18世纪之前，这一网络远远落后于中国的生产商，尤其是那些远离沿海贸易中心的地区生产商的需求。19世纪，已衰落的清政府继续着国内经济上自由放任的传统做法，未能及时承担起发展基础设施和推动产业进步的责任。

指责最后一个帝制政府在迎接西方和日本的挑战中缺乏远见卓识，这是很容易的事。然而，在重要的领域，它的表现要比继任者们好得多。富荣盐场的早期发展，发生在政治相对稳定的条件之下（除了太平天国那些年）。国家认可产权和契约，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国家直到19、20世纪之交才颁行商业法的缺位。尽管食盐生产商激烈抨击19世纪中叶对食盐征收的厘金，但总体上，清朝的税制对于制造业和商业利润的征收相对来说是仁慈的。尽管四川的竞争对手不断提出要求，但国家并没有令四川食盐市场退至太平天国运动之前的地界。

清朝覆亡后的诸政府，并没有如此善待自贡商人。基础设施建设——本有助于自贡商人的产品多样化，并参与中国东部和东北部正在形成中的更为繁荣的贸易和制造业——并未实施。政治动荡不安，这对于他们进入已有的市场以及得到并不高昂的资本来说是个挑战。相互冲突的军阀为了收入，提高了实际的赋税负担，远远超过了过去清朝的加征。20世纪对于自贡商业的逼拶没有摧毁盐场，但确实驱逐了不重要的生产商，并且改变了幸存商人的生意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