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陆产业城市
19世纪末自贡的居民，不论是本地的还是寄寓的，不论是工人还是商人，已精心培育了一种中国独一无二的产业制度。与上海、汉阳等对手城市不同，自贡从观念到实施，不折不扣是中国特色的。在服务于生产的技术和组织革新上，它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它与周边乡村农业经济的联系，造就了一个雇用上万运输工人的密集市场网络，并支持着四川森林地区兴盛的木、竹及桐油产业。在西方的产业技术引进之前，自贡是中国最大的非农工人聚集地。
自贡商人在使用合约等手段以筹集资金并组织商业关系上，开辟了新天地。在1877—1939年，富荣盐场的生产发生了重大变革，包括出现了大仄子井、开采盐岩和机械化汲卤。商人们最大程度地利用了这些时机，开拓新的市场，在应对落后的通信以及由多变和日益掠夺性的政治体制所带来的种种阻碍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然而，我们一直在研究的这种产业制度最终无法得以保持。我们已在第九章看到，到1930年代末，那些还没有放弃盐井、关闭盐灶的食盐生产商面临着很快就会吞蚀他们的挑战。尽管抗战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对此叫了暂缓执行，但到了1949年，富荣盐场的金融机构以及所有的辅助产业全部崩溃了。最终，社会主义拯救了富荣盐场，既保存了它的历史也保存了它的技能，在此基础之上，自贡奠定了它未来在中国经济中的角色。
(1) 樵甫：《自流井（第一集）》，2页，成都：聚昌公司，1916年。
(2) 同上书，7页。
(3)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7，节2，页4b—5a，四川盐政室印辑处印行，1932年。
(4) 诸子言：《江津帮的形成及其在自贡盐场的经营活动》，243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2年。谢立山：《四川：物产、工业和资源》，189页，上海：别发洋行，1922年。
(5) 谢立山：《四川：物产、工业和资源》，189页。
(6)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10，节6，页80b。自贡市档案馆、北京经济学院、四川大学合编：《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16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7)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10，节6，页80b。
(8) 《乐山县志》，卷7，井制，乐山：1934年。
(9) 谢立山：《四川：物产、工业和资源》，177页。
(10) 《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219、586件，时间分别是1917年和1918年。两份契约都将盐锅的价格按质量开列有65两、30两和15两，说明这是整个产业中相当统一的价格。
(11) 诸子言：《江津帮的形成及其在自贡盐场的经营活动》，243—244页。诸子言是江津商人，1930和1940年代在自贡有投资。
(12) 同上文，247页。
(13) 刘镇国：《新兴制盐厂》，249—259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2年。
(14) 马仿波：《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271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6—10辑，1982年。马仿波的记述是建立在对自己及曾树怀、刘凌湘、黄纯武等木材商人同仁做木材生意的回忆之上。
(15) 同上文，277，280页。
(16) 黄纯武等：《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竹业》，67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63年。
(17)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10，节6，页80b。
(18) 马仿波：《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274—275页。
(19) 棚民种植木材的探讨，见安妮·奥斯本《苏皖浙交界地区农业集约化的自然障碍》，美国历史协会年会论文，1985年12月。
(20) 马仿波：《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280页。
(21) 黄纯武等：《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竹业》，70页。
(22) 马仿波：《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280—283页。
(23) 黄纯武等：《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竹业》，70—71页。竹子抵达盐场后的描述及它们的加工，见71—72页。
(24) 马仿波：《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274页。
(25) 黄纯武等：《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竹业》，71页。据樵甫的记述，每年有价值数百万两的楠竹运往富荣。两个人扛一大根，一人可扛一小根。计件付酬，一根四五文钱。见樵甫《自流井（第一集）》，138页。
(26) 马仿波：《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276页。
(27) 同上文，277页。
(28) 富荣木厂的高层管理人员平均每年得钱200多吊，这还不算他们为自己设定的临时性补贴。身为永生恒管理人员的王聚金、芶坪三，一年得钱超过360吊。见黄纯武等《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竹业》，68页。
(29) 马仿波：《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277页。
(30) 同上文，274页。
(31) 这一讨论的主要材料是黎雷《罗筱元旧事》，108—132页，载《自流井》1983年第1期；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7页，《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4辑，1982年。
(32) 樵甫：《自流井（第一集）》，138页。
(33) 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7页。
(34) 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市总工会编：《自贡盐业工人斗争史档案资料选编（1915—1949）》，1—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35) 自贡市档案馆3-5-745。欧阳显荣写给川康盐务管理局的一封信。见蒲月生《自贡盐商熊佐周事略》，4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1987年。
(36) 姜相臣、罗筱元：《自贡盐场的牛》，108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81年。
(37) 同上书，111页。
(38) 诸子言：《江津帮的形成及其在自贡盐场的经营活动》，243页。
(39) 有人告诉谢立山，即便是照料很好的牛最多使用五年。见谢立山《四川：物产、工业和资源》，176页。
(40) 谢立山看到，1884年他参观盐场时，每头牛售价约四五十两。同上书。
(41) 姜相臣、罗筱元：《自贡盐场的牛》，110—111页。
(42) 同上文，111—113页。例如，黄鉴庭作为牛掮客发了财，后来在大坟堡开了荣王厚钱庄。
(43) 诸子言：《江津帮的形成及其在自贡盐场的经营活动》，243页；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90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8辑，1963年。
(44)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10，节6，页81b。
(45) 姜相臣、罗筱元：《自贡盐场的牛》，115页。盐井工人所雇用的收集牛粪之人，被称作牛拾客。加工后的牛粪每百斤卖100文，而同样数量的煤卖300文，木材卖200文。
(46)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页11，1822年版，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重印本。
(47) 胡少权：《自贡盐场济公皮局始末》，69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1993年。
(48) 姜相臣、罗筱元：《自贡盐场的牛》，119—125页。
(49) 胡少权：《自贡盐场济公皮局始末》，69—70页。胡少权是以前的盐商，据他的记述，皮局相当多的利润用以救济穷人，安置无家可归者和孤儿，培训失业人员。
(50) 例如，自贡市档案馆17-1-241，时间是民国十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抱怨说前些年来自皮局的钱拨付给警察购买新的制服，质疑为何今年至今没有拿到此项经费。
(51) 陈本青：《渝沙债团与王三畏堂债务始末》，6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1992年。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67页；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61—162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62—1963年。
(52) 马仿波：《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274页。
(53) 黄纯武等：《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竹业》，67—68页。
(54) 崔雨脂、颜绍渊：《贡井盐商余述怀》，170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84年。
(55) 马仿波：《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279页。
(56) 黄纯武等：《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竹业》，68页。
(57) 樵甫：《自流井（第一集）》，187—188页。
(58) 同上书，137页。
(59) 提前预付的额度约相当于这些食盐官方定价的三分之二。剩余的在这些食盐交至官方仓库（以包装并向引岸运输）时付清。见罗筱元《富荣官运局的弊害》，58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84年。
(60) 当李四友堂开始对它的吉通笕供应商不履行义务时，井户们既不能解雇工人（他们过去欠这些人太多的钱），也不能卖掉水牛，因为担心将来缺少动力。见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201页。
(61) 黄纯武等：《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竹业》，75页；罗筱元：《罗筱元自述》，手稿，藏于自贡市档案馆。
(62) 罗筱元：《罗筱元自述》。
(63) 可见马仿波《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285—286页的账目。
(64) 纪念自流井西秦会馆建成的碑刻。
(65) 欧阳樾牟等：《自贡地方的典当业》，147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1983年。
(66) 同上文，其他三家分别由一煤商、一丝绸商和一纸商所有。
(67) 《自贡市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编：《自贡市金融志》，147页，自贡市地方志丛书之十八，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68)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D50，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
(69) 聂无放：《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的金融业》，79—80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1991年。
(70) 田茂德：《票号在自贡的一些活动》，56—72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1984年。
(71) 田茂德：《票号在自贡的一些活动》，69页，引用一份巴县档案馆的档案。
(72) 聂无放：《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的金融业》，80页。
(73) 同上文。
(74) 宋良曦：《自贡地区的钱庄、票号与盐业发展》，15页，载《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2期。
(75) 聂无放：《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的金融业》，81页。
(76) 同上文。
(77) 宋良曦《自贡地区的钱庄、票号与盐业发展》，16页。20世纪时，钱庄直接涉足商品市场，这一做法被当地银行所采用。埃文·厄兰森描述了聚兴诚银行在20世纪四川桐油贸易发展中的作用，指出在中国钱庄与银行的作用类似。然而，钱庄倾向于依靠数个合伙人已缴纳的资本，而银行的业务是以出售股份和通过存款业务增加所带来的资本积累为基础的。见埃文·厄兰森《1915—1935年的四川商业银行业：聚兴诚银行个案研究》，43—82页，载《中国历史论文》第6卷，1997年。
(78) 佚名：《自流井之金融与金融业》，71页，载《四川经济月刊》第3卷第6期，1935年。
(79)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D45。
(80) 同上书，D47。
(81) 大清银行成立于1904年，借助的是国家和私人资本投资。当该银行在辛亥革命后重组为中国银行时，这一投资结构得以保留。
(82) 《自贡市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编：《自贡市金融志》，45—47页。
(83) 樵甫：《自流井（第一集）》，132页。
(84) 倪敬先：《我对裕通银行自贡分行的回忆》，294—299页，载《自贡文资资料选辑》第6—10辑，1982年。
(85)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D43—44；马绍周、何兆清：《重庆川盐银行始末》，122—156页，载《重庆5家著名银行》，重庆工商史料第七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关于川盐银行自流井分行的开业时间有些分歧，《自贡市金融志》定为1933年9月。见《自贡市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编《自贡市金融志》，47页。
(86) 马绍周、何兆清：《重庆川盐银行始末》，124页；在派至自流井作为刘湘政府与富荣盐商的中间人之前，曾子唯在湖北任旅长。他本人后来从事盐业投资。《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文件第10号提到，他因在1930年代初出售井盐股份而摊上了一桩诉讼官司。
(87) 佚名：《自流井之金融与金融业》，68页。
(88) 同上书。
(89) 同上书，68—70页。重庆银行最初被授权发行钞票，然而，这些钞票在1935年年末被回收。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D44。
(90) 见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