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荣盐场守卫的变换

以家族为基础的老牌盐业巨富的子孙，在20世纪初自贡盐井的经济和政治中依然发挥着作用。然而，到1920年代，他们逐渐被新的一群盐场商人超越，其中的一些我们已经见识过，是大仄子井的开凿者和包推企业的投资者。在许多方面，老牌守卫与他们的后继者相比，是更伟大的革新者。在凿井乃商业成功之关键的年代，地方关系与土地所有权的结合，令拥有中等财富的老一辈人的资产增值，形成了具有重要影响的产业和商业帝国。契约作为一种重新分配农业资源权益的手段，被转变为一种积累产业投资资本的手段。主要是为祭祀祖先从而捐献土地形成的家族堂，变成了法律和管理的框架，资产借此得以联合并能防止对资产的多重攘夺。日益扩张的市场，鼓励旧有技术的革新并发展新的技术。他们通过自己的商号，为自己的食盐开拓新的市场，这些商号成为新的渠道，通过它，新的产品——机纺棉纱和后来的蒸汽机车——被引进了四川南部。

新商业精英的背景和兴趣更加多样，他们在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舞台上活动。随着地方议事会、商会、同业公会、另一套盐业管理体制以及一个新的且仍处于演变中的现代法律体系的建立，他们活动于其中的制度性舞台也拓宽了。为此，他们的投资更加多样、分散，政治具有了在帝制晚期从未有过的重要性。尽管网络在盐场早期的发展中发挥了作用，但在20世纪，作为通向生意成功的主导路径，纵向一体化企业让位予主要依赖于网络——不单是商业关系的网络，而且也是政治关系网络——的企业。

中国学者经常将19世纪盐场精英的衰落与封建传统不可避免的腐朽联系在一起。这里不予详论这类著述中封建概念的误用，重要的是要指出，不论是从这些家族只是短时期存在于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最后岁月来看，还是从为了经济目的而利用现有的家庭制度来看，我们都无法将王家、李家、颜家、胡家与封建画上等号，即便是将封建在最广义上视作“落后”的同义词。很显然，他们情愿冒险，进行长期投资并在寻求新的市场、资本的新来源、新的技术以及新的商业组织形式中发挥企业家作用，19世纪的自贡精英是中国现代商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我们不要期盼能看到19—20世纪商业实践的线性进步。民国时期经济和政治的挑战，令民国后期的商人从一些人可能认为的更“现代”的活动中退出。然而，纵向和横向的一体化，这是19世纪大型盐业联合企业的特征，也是对市场疲软所做的回应，这些极其出色的商业组织模式，为的是确保对于投入的控制，以及对于引岸的半垄断。随着生产技术的变化，这一优势丧失了，新的进入者能够掌握生产中利润最丰厚的环节。这些新企业家的商业计划，是对一个迥异的商业环境所做出的反应：一方面是市场拓展远达上海乃至更远；另一面，日益衰落的川盐市场鼓励的不是纵向一体化而是组成企业联盟。

本章不欲对20世纪商业做多脉落的综合研究，而是考察两次重大的商业环境变动之下的自贡老牌守卫的衰落和新商业精英的崛起。首先，我们将在现存的四大家族盐堂账簿中找到商业衰落的标志，并对此衰落提出一种有效的解释。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自贡的个案委实令人感兴趣，因为它发生在中国远离外国政治和贸易深刻影响的地方。即便如此，如前所述，甚至是在自贡，西方——以新技术的形式，还是能感觉得到。第二，为了识别商业行为上他们不同于前人的地方，我们将考察新商人的一个代表性集团。为了展示影响中国近代早期商业组织和商业表现的各种力量的精细画卷，我们将在第九章转向影响帝制与“后帝制”时代自贡商人的政治和制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