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富荣盐场与中国工业发展
清中期自贡出现的商业活动，遵循的是经济史家熟悉的组织与投资模式。面对类似的机遇和困难，自贡商人想出的解决办法，与同一时期美国的企业家没有根本上的不同。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简要地从三个方面考察一下19世纪的富荣盐业。
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纺织业的经典研究，聚焦于新技术的作用、商业组织的新方法，以及银行融资。所有这三者与我们对自贡的研究相类似。美国纺织制造业技术是从外面引进的（动力织布机），而富荣的技术突破却是内生的。富荣盐业与纽约、新泽西、新英格兰的纺织业，都有赖于它们在最初技术基础上的不断改进。正是由于这些改进，决定了这些工厂在地理位置上与现今的商业中心有着相当的距离。
二者的商业组织，都集中于最初是为了吸收商业资金的合伙制。从事食盐生产的陕西商人等资助了自贡的发展，而纺织品进出口商为美国东部纺织业的发展担负了大部分的费用。两种新兴产业对于信贷都有很高的需求。然而人们不应该认定，自贡的企业家依赖于互助，而在美国东部，制造商可以得到低息的、非个人的银行信贷。的确，在自贡如同洛厄尔 (*) 一样，亲属关系和私人联系对于商业的发展极其重要。就自贡而言，低息的信贷问题是通过家族财产合并、家庭借款以及允许合伙人通过引入新的合伙人——上下节，来扩大他们股权的形式得以解决的。在美国，银行和信贷团体的增长似乎与随着制造商的信贷需求增加相关联。成功的纺织业制造商投资银行业，以很低的利息从这些机构得到贷款。 (1) 更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新英格兰早期银行有着亲属关系的基础。据内奥米·拉莫罗奥斯的研究，在新英格兰，“银行的确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尽管不是作为经济理论上不可或缺的中间物。更确切地说，作为亲属集团的融资武器，它们筹措资金主要是为了成员的各种投资。而同时，它们为这些集团（普遍认为是前近代的组织）提供了合作的基地，使得这些集团在工业时代生存下来并长期繁荣。” (2)
对于早期行业新入道者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自贡也采取了常见的组织上的解决方法。大多数自贡企业是以家族企业或简单的合伙制起步的。到19世纪末，所有大规模的自贡制造商已实现了复杂、有层级组织的企业的转变，这些企业拥有对企业许多部门进行全面管理的、分立的柜房。尽管这些柜房的构成反映的还是大商家那一套，但越来越多地利用非亲属的专家充实这些管理部门，这是迈向管理专业化的重要一步。 (3) 盐场内部的劳动力分工，一些在清中期以前就已存在，也变得日益复杂。工人培训体系与在车间监督的工头的体系相配套，在上面树立的是一个既非工人也非老板的新管理层，即所谓蓝袍，相当于西方的白领。
这一管理上创新的推动力，来自于纵向一体化企业的创立。如前所述，到了19世纪中期，自贡规模较大的食盐生产商已经将盐业的各个方面置于一个“屋顶”之下：盐井开凿、盐灶煎盐、食盐销售，还有为牛只提供饲料、为雇工提供伙食的农业用地，再加上商号——任务是销售那些从重庆等主要的食盐市场拿回的物资，以及向井、灶供应大部分日常需求品。企业主要部门不制造和销售的那些物品，常常是从与该企业有着连锁股权关系的企业购买的，这与新英格兰纺织制造商所拥有的连锁管理职位和合伙关系没有什么不同。
纵向一体化既是进步也是市场不发达的标志，驱使制造商努力将各种投入置于垄断之下。新英格兰纺织制造商逐渐将梳棉、纺纱、织布与上色结合在一起，美孚石油是将原油的提炼与营销联合， (4) 而自贡食盐生产商使用纵向一体化，确保供应的来源，为的是最有效地利用他们的生产能力。他们生产卤和气越高效，就越可能保证他们的工厂24小时开工，保证他们的食盐占有日益扩张的市场。就自贡而言，落后的交通以及农业投入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将无能力进行一体化的生产商置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即便如此，食盐生产商不能包揽所有的投入，1918年篾索制造工人罢工所引发的恐慌就证明了这一点。 (5)
为了帮助理解自贡在工业史上的地位，指出它与美国南方棉花种植园制度相类似也很重要。我们认为，自贡与美国工业中最先进的部分有着相似性，这种类比可能显得有些怪异。然而，不仅自贡最终命运的答案，需从它的技术、金融和管理的创新去寻找，而且必须将自贡作为工业的“单一经营”的例子加以理解。
我们已经从定性的角度，指出了自贡对于川南农业物资市场的重要性。将自贡对于全省经济的重要性进行量化估算则要困难得多。 (6) 我们没有清末四川非农产值的可靠数据。然而，20世纪初的数据，可以为我们提供食盐在四川占主导地位的认识。托马斯·罗斯基对1933年四川省内总产值做过估算，约有50.1亿元，其中35.53亿元约合70%是四川的农业产值。 (7) 由于没有四川1930年代全面的调查数据，罗斯基的估算是建立在全国数字的基础之上，并从1950年代农业与非农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比重进行回推。 (8) 依据他的计算，1933年四川非农产值包括矿业，约14.57亿元。这些数字可能偏低。四川盐政体系收集的数字使得我们可以计算1933年盐场销售食盐的总值。这一数字是2756112417元，比罗斯基的整个工业产值高出许多。 (9) 一些农业产出作为盐业的投入被重复计算，可以部分解释这一差异，同时毫无疑问，罗斯基未能将一些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在内也是其中的原因。总之，对这一数字进行合理校订，可以认为四川工业产值的大部分应归结为盐业。
其他关于四川工业化低水平的材料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根据海关总税务司1933年的报告，在上一个十年间，四川在利用机器上没有什么进步。棉纺织仍旧是家庭手工业，只有一家试用织布机的纺织厂。全省只有一家机械染色厂和四家面粉厂。86家缫丝厂中，只有17家拥有现代机器。此外，四川还有数家针织厂、制革厂、蒸汽缫丝厂，一家肥皂厂以及一家碾米厂、两家水泥厂、数家衰败的火柴厂、两家现代制冰厂、为数不多的干电池厂。 (10) 这些所谓的“工厂”都是家庭手工业，散布在四川各处。因此，一直到1930年代，盐业一直是四川主要的制造业，自贡是四川最大的制造业中心。
这对于我们分析自贡之于工业发展的贡献有什么意义呢？它说明，自贡在为自己筹集资金上极其成功，成为了一块海绵，吸收了四川稀缺、正在寻求出路的资本。许多来自山西、陕西、江苏、湖北等地的商人不是将利润汇回老家，而是投资于井和灶。来自四川各县的商人，像江津的盐锅制造商，投资服务盐场的商业，并最终也投资盐业生产。自流井和贡井的当地人，更无理由远离家乡去寻求商机。到19世纪末，一个强势的井帮跻身盐场的跨省各商帮群体。富荣盐场不仅成为投资资本的一个目标，而且它也成为人力资本的培训基地。许多井、灶管理人员出身于盐场以外的商人家庭，被派到自贡当学徒，有的留下来任职员，后来他们自己成了投资者。尽管没有办法考察这种人力和资金的流动是否流向别处，但毫无疑问，到19世纪末，富荣盐场的发展及其合伙制刺激了前所未有的人力和金钱，顺沱江南下，来到川南。
为自贡盐业繁荣供给“燃料”的不只是来自商业资金，例如由从事食盐批发贸易的陕西商人所赚得的资金。自贡制盐业利润的主要投资目标还是自贡。利润被投资在股份，而出自股份的利润，又被投资于更多的股份。大生产商起家于小生产商，像颜桂馨堂的颜家，它的原则是以井创井，即使用一眼井的利润去凿锉下一眼井，这造就了它，成为19世纪自贡四大家族之一。在自贡，清末最富有的大型盐业联合企业的历史记述中，没有在盐业以外投资的材料。要求有农业资产，以养活企业的雇工和水牛。成立商号以营销食盐并取得制盐所需的物资。井、灶投资于出售竹木的企业。甚至有材料表明，在世纪之交，大型盐业联合企业从最初是为建设川汉铁路所筹的经费中借款，以进一步增加他们从食盐获利的机会。 (11)
投资集中于自贡盐业，这很容易理解。自贡就像沙漠中的一眼泉水。清初生灵涂炭，四川中部肥沃的红色盆地在农业上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但四川整体上多山，并被中国一些最不发达的地区所包围：云南北部、贵州、湖北西部、西藏东部以及西北部干旱之地。长江，将四川与外部世界相连接，但难以逆流而上，这限制了东来的物资交易。但顺流轻松而下，利于四川出口大宗物资，如粮食、草药、农产油品和食盐。正是这一河运网络，可以将货物从重庆带至宜昌乃至更远的地方，也使得在太平天国高潮时富荣食盐突进湖广市场。
四川在晚清成为中国的粮仓，它所供应的大米，不但养活了日益增多的人口，而且也成为中国东部不再出产粮食的新兴手工业中心的主要粮食来源。自贡保有着这一仅有的工业，孤零零地位于遥远的四川南部。而且，该产业的性质也确保了至少在短期内不会产生其他新的产业。一直到1890年代，储量丰富的天然气似乎可以无限制地吸纳新的盐卤，人们还只是投资于开凿新井而不顾其余。而且，这一生产上的扩张对于产业向上游或下游企业的发展，没有什么影响。直至该世纪末，大多数投资于自贡这一产业的投入都来自农业。对于盐锅、钻头等工具，自贡有着源源不断的需求，这刺激了四川东部的炼铁厂。一些盐灶燃煤煎制巴盐，采煤业也随之繁荣起来。但是直刺自贡天际的天车，还有天地滚子，大多数由木料制成，坐落在乡村的柜房、仓库、楻桶和牛棚也由木料制成。卤筒和竹笕由竹子做成，提升卤筒的绳索也是如此。麻和桐油包裹着竹笕，竹制盐包盛装食盐以供出售。皮制活塞控制着卤水进出卤筒。只是到了20世纪，向大仄子井的转变以及引入以蒸汽为动力的机车才将自贡盐业与以非畜力为基础的工业连在一起，并用金属的机车、绳索和卤筒取代了天然的制品。
自贡没有提供多少向下游产业发展的机会。拥有一个以采掘和提炼为基础的产业，自贡朝这一方向发展，仅有的希望是提炼的多样化，提炼丰富卤水储藏中所包含的其他矿物资源，包括锂、钡、铯、镁、钾、铬、碘、硼、锶。 (12) 我们已经看到，早在1916年，盐业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像林振翰，已经提倡对富荣丰富的卤水资源进行替代性的工业和农业利用。然而，在第二次大战以前，这方面鲜有成就。在20世纪头20年，盐井技术和机械化汲卤的创新，吸引了自贡大部分的投资。在1920和1930年代政治和军事动荡时期，四川市场经济经常被打断，加上盐业利润不断下降，挫伤了外来的投资和盐场的科学调查。 (13) 四川的交通设施以及与中国北部、东部工业和沿海出口市场的联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也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正因如此，在抗战前夕，这座矗立在食盐之上的城市仍旧矗立在食盐之上，无力对抗单一经营的风险，对于周边产业发展也没有什么贡献。有人估算，自贡出产了约15万吨卤水，这也是它所出售的全部。 (14)
1937年，战争的爆发改变了四川的经济。随着东部食盐供应地被日本占领，四川盐业再一次被要求满足广大人口的烹饪以及工业之需。无法仅依靠市场的力量以复兴这一日见衰落的产业，国民党政府重新制定了一套国家购买和分配食盐的制度。为刺激已报废的井、灶重新开工，国家也实施了一套向生产商提供低息和无息贷款的方案。在很短的时间内，富荣的产量超过了此前数十年的最高水平，最多时一年约生产26万吨盐。 (15)
日本占领中国东部，也引发了中国企业的西迁，其中包括久大盐业公司、永利碱厂、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16) 它们每个都给自贡带来了新的生产技术、设备和研究人员，使得盐场能够制造食盐的副产品，如氯化钾、硼酸、碳酸钙、碳酸镁。同时，军工和中国工业再安置的种种需求，为自贡的新化学产品开创了一个新的市场。尽管它们的科技和生产水平仍然落后于中国东部的样板企业，但到战争结束时，有15家当地企业也向这一领域进行了投资。 (17)
差不多半个世纪前就有了机器生产和维修，在此基础之上，自贡机器工具产业在战时也繁荣起来。到1940年，战前的9家工厂发展到15家。根据自贡地区机器工业同业工会的注册登记，到抗战结束时，有32家服务于机械制造业的企业：12家是铸造厂，20家是修配厂。 (18)
1946年，随着战争的结束和中国东部的光复，中国东部的工业家返回东部沿海，富荣市场再次崩溃。到1949年，富荣仅有979口盐锅在煎盐，仅生产1920吨盐。 (19) 战后留在盐场的久大制盐公司在该年8月停产。至此，大多数自贡的铸造厂和修配厂都已关张。 (20)
共产党治下的自贡仍然是个停滞不前的产业城市，受阻于与中国沿海经济间的落后交通，也受阻于有限的盐和盐副产品市场。共产党一掌权，自贡的私人企业，如同中国其他地方的一样，允许与新兴的国营企业共存，后者有一些是国民党发起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遗存。自贡残存的久大工厂1951年变成公私合营企业，雇用了许多当时自贡破产的盐业企业家。1954年，在国家的压力下成立了公私合营的建华制盐公司，它的“投资者”包括罗筱元、侯策名、罗华垓、熊佐周和张开铭。 (21) 1957年建华成为了国营自贡盐业公司新成立的一厂、二厂和三厂的一部分。私人企业家身份在中国结束了。对于自贡商人来说，他们的遗产成为了他们的历史，他们建设的产业成了博物馆、档案和人们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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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结束自贡这部分历史之前，值得看一眼今天的自贡。1939年东场和西场合并所成立的自贡市，现在是一座人口300多万、日益繁荣的大都市。竹木的天车已被高层楼群所取代，成为了自贡天际线的主要形象（见图片E.1）。自贡的生产商现在将生意做到了整个中国以及国外的市场。在互联网上用“Zigong”进行搜索，
图片E.1 今日自贡——汇东区的新发展
摄影：Mattew Malloy.
你会看到数十家正在寻求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公司的网址。
1992年，作为中国政府“开发大西北”战略的一部分，自贡定位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从那时起，自贡受益于政府商务服务的再建设，建设跨老城釜溪河高科技工业园的行动，可能最为重要的是，连接自贡与成都和重庆的现代高速公路和铁路的建设。根据高新区网站介绍，2004年夏自贡有18122家工业企业，其中49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 (22)
今天自贡的工业家们可以从国内和国际的资本市场受益，还有政府以基础建筑形式给予的支持。与前辈相比，他们活动在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以及不断变化中的）法律和国际商业环境中。自贡现在有一所理工院校和60多所科研机构。技术、工程以及管理人员在国内外的许多大学和技术学校接受培训。
自贡的工业家们能否在当代中国这样高度竞争的环境中取得成功，决定性因素与影响他们先辈的迥然有别。但是在改革年代，自贡产业的根基仍旧存在于19世纪盐业的成就之中；在20世纪初依然兴盛的这一产业，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在国营企业与中等科研机构中保持着生机。今天，资源——卤水和天然气——依旧构成了自贡繁荣的基础。自贡的主导产业继续是食盐、食盐副产品以及在为它们服务中成长起来的机械制造业。
(*) 洛厄尔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北部，在美国以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著称。——译者
(1) 芭芭拉·瓦特：《1840—1860年新英格兰纺织厂的产业借款》，216—221页，载《经济史研究》第21卷第2期，1961年。
(2) 内奥米·拉莫罗奥斯：《银行、亲属关系和经济发展：新英格兰的个案研究》，648—649页，载《经济史研究》第46卷第3期，1986年。拉莫罗奥斯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对马萨诸塞和罗德岛的研究之上。
(3) 阿尔弗雷德·钱德勒指出，美国早期大多数企业依靠的都是商户管理模式。直到19世纪晚期为了应付修建营运美国铁路日益复杂的工程设计和融资技巧，才过渡到真正的专业管理。见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商业的管理革命》，320—322页，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属贝尔纳普出版社，1977年。
(4) 同上文，68、335—336页。
(5) 见第五章。
(6) 富荣的营销网络延展深入邻省，但它对于川西地区的影响很小。即使如此，它在由省里所确立的盐业管理中的地位，以及它对省财政收入的重要性和它对省内投资的影响，都说明了以省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是可行的。
(7) 托马斯·G.罗斯基：《战前中国的经济增长》，20页，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9年。
(8) 这一方法，是假定在抗日战争期间四川工业经济鲜有持久性的改变。这一问题已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考虑到战后来自中国东部的难民大量外迁，以及1950年代初国家在西部投资的低水平，这一假定似乎有道理。
(9)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9，节2，页59a—61b；卷3，篇2，章11，节7，页107a—109a，四川盐政室印辑处印行，1932年。
(10) 总税务司：《十年报：1922—1931年》第1卷，“北方和长江口岸”，海关统计系列第6号，480—482页，上海，1933年。
(11) 张端甫：《犍乐地区首屈一批的大场商——吴景让堂》，51页，载《井盐史通讯》第6期，1979—1980年。
(12) 王仁远、陈然、曾凡英编著：《自贡城市史》，1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
(13) 1934年，邓惠霖聚集投资者在凉高山开办四川建国化工厂，但第二年就停产了，直到1940年代才重新开张。见自贡化学工业管理局编《自贡化学工业志》，1页，自贡市地方志丛书之十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14) 王仁远、陈然、曾凡英编著：《自贡城市史》，68页。
(15) 同上书。
(16) 唐仁粤等编：《中国盐业史》，6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九大和永利，见关文斌《管理市场、层级和网络：1917—1937年的久大—永利公司》，商业史协会年会论文，马萨诸塞州洛厄尔，2003年。
(17) 王仁远、陈然、曾凡英编著：《自贡城市史》，69页。
(18) 自贡市机械工业管理局编：《自贡市机械工业志》，64页，自贡市地方志丛书之二十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19) 王仁远、陈然、曾凡英编著：《自贡城市史》，71页。
(20) 《自贡市盐业志》编纂委员会编：《自贡市盐业志》，656页，自贡，1992年；自贡市机械工业管理局编：《自贡市机械工业志》，64页。
(21) 《自贡市盐业志》编纂委员会编：《自贡市盐业志》，658页。
(22) http：//www.zggxq.com/english/brief/en_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