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自由劳力的增长
从规模、密集程度及组织的角度看,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鲜有地方能比得上富荣的劳工条件。直到1933年(可能还要到1950年代),现代工业的工人——限定在工厂、采矿业和公用事业单位的工人,不超过约2亿中国总劳动力的1%。如果我们加上所有的手工业工人,以及现代和传统的运输工人、从事买卖和服务业的工人和职员,那么,所有的非农业劳动力仅仅占全部劳动力的25%,整个中国总人口的13%。 (21) 相比之下,1930年代初富顺和荣县农业与非农业的家庭之比是49%。 (22) 19世纪下半叶,富荣盐场正经历着最快速的增长,而当时收入主要来自非农业劳工的家庭所占的比例应该更低。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即使能挣得工资也要继续与非产业性的工作相结合。这对于大多数中国的盐业工人来说也是正确的。在大宁、开县、奉节、彭水的盐场,卤水咸度太低,用以烧盐,不可能养活全职的工人,因此这里的盐业工人还兼职务农。在偏僻的川北盐场,食盐生产大半是农闲时的一种职业,这与中国各地其他采掘业的劳工情形一样。 (23) 北京西部大规模的门头沟煤矿只在每年农历八月到来年五月开工。天气暖和时,因通风技术落后,不得不停工,大多数工人返回老家,帮助家庭在地里干活。 (24) 这种工业和农业劳力的循环使得招募工人的来源地受限,但在劳力雇用上,比起富荣所发展起来的做法,却有着更大的灵活性。
与四川其他大多数盐场不同,富荣的井和灶除了新年之外,每天都昼夜开工。凿井的高投入,天然气不论使用与否都要逸出的现实,以及延误汲卤盐井就有崩塌的危险,这些都意味着不得不设计出新的劳工使用形式。几乎所有前来富荣盐场的工人都断绝了他们与土地的联系。那些身为移民来此的人,也摒绝了定期回老家的想法。富荣盐业工人因此成为中国第一批真正的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 (25)
在当时的中国,能与富荣盐场产业环境相比肩的只有清初的半官方、大规模的景德镇瓷器和皇家丝绸工场。这些地方,劳动力最初的集中靠的是国家直接投资和皇帝的谕令。富荣盐场的发展与皇家丝绸和瓷器工场的商业活动,都代表了帝制晚期的一种私有化运动。然而,在富荣,私人市场的扩张引发了商业统一的进程,而大规模的织绸和瓷器工场却经历了分裂,原因是政府经费的撤回,以及劳工的管理是在私人转包和小作坊的制度下进行的。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