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用条件
那些占据上面所描述职位的是固定雇员。刑科题本中有关犍为县的一个案件说明，盐业工人的雇用是通过契约，而契约规定了工资等雇用条件。 (33) 清朝时，在人们能感受到军阀操纵盐场货币之前，这里工资水平稳定，实际收入相对来说很高，尤其是管理和监督层（见表5.2和5.3）。 (34) 工人和监管人员工作时都有伙食供应。 (35) 富荣盐场的工人与全国采掘业的同仁相比，条件优越。门头沟的煤矿工人实行计件工资。邓拓计算出一个挖煤工每月平均挣白银1.5两，而一个运煤工挣0.6—0.8两。 (36) 四川巴县煤矿工人的工资收入与此类似。 (37) 由上可知，收入最低的富荣工人少于矿工的收入，但富荣盐场熟练和半熟练工人收入很丰厚。 (38)
在富荣，对于技能和经验的要求、雇用的稳定性，以及工人动员的更高水平，这些将劳工分成三个层次。熟练的井、灶监工，就帝制晚期的标准衡量，报酬极高，在生产组织上被赋予了很多职责。在生产力和利润上升时期，他们也是除管理层外红利的主要受惠者。根据一位上岁数的锉井工人记述，像他们这样的熟练匠人可以将他们的专业工具和技能视为保障工作和优待的有利条件。他们极珍视行业秘密，一些匠人制造自己专用的工具，使用它们时不许旁观。少数的监工之下是大量的工人，他们的技能以及可以得到帮会的支持，为他们赢得了工作的保障和相对高额的工资。烧盐工人是这些人中最优越者，下面会讨论到他们的帮会。他们的收入是煤矿工人和非熟练盐业工人的2.5倍。各工种中最底层的是体力工人、打杂人员及大量临时工，他们实行计件工资，也没有伙食供应，一年到头仅做雇工无法维持生活。在20世纪初的一张照片中，没有技能的锉井工人和有技能的监管者站在钻井设备前面，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其中地位和工资待遇的不同（见图片5.1）。
图片5.1 自流井锉井图
资料来源：林振翰：《川盐纪要》，正文前图版。
相比之下，为盐业生产提供服务的附属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与盐场最底层工人的工资差不多。生产用于盐井升降卤筒的篾索的工厂工人实行计件工资，但他们工资的确切数字已无从知晓。 (39) 木厂大多数是临时工，他们堆木头、搭脚手架、建造仓库等简易房屋，这不需要富有经验的木匠的技术。他们按所完成工作计酬，每天所挣不超过铜钱24—32文，要少于一些盐井上收入最少的汲卤工人。那些有幸向盐井运送木头的，可以得到两三倍的报酬，但要向给他们介绍工作的把头缴纳10%。 (40)
我们不能从这一讨论中得出结论说，盐业工人生活得很舒适。盐场本身的环境日益恶化，卤井散发的臭气混杂着逸出的天然气。李榕称，若人靠得太近就会窒息。 (41) 这一地区流行霍乱、疟疾、痢疾。 (42) 为了躲避肮脏的盐场环境，以及保护家族免遭叛军和土匪侵扰，有钱的盐商在盐场周边的山上高处建造房屋。 (43) 大多数记载劳工条件的中文资料都说到，工人们像一同干活的牛一样，住牛棚，睡草窝，吃糙米。 (44)
待遇最差的是拿计件工资的临时工。盐灶运卤工人每天背负重达300斤的卤水，从楻桶运至盐锅。一个极壮实的人平均一月才挣一串钱，即便如此，对他的雇用很可能时有时无，且雇主不提供伙食。 (45) 体弱的人会得到老婆孩子的帮助，这种做法称为“挑面子水”。要求捣碓匠每分钟蹬踩杠杆多达40次，钻头借此凿进井口岩石。 (46) 更不走运的是干“人搬车”的工作，即用人力代替牛只转动地车，提升井中的卤筒。这种做法在1830年代遭禁，但清朝最末数年在富荣、犍为、彭水又有恢复。中国学者将这种使用人力的出现，归因于自然灾害驱使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同样重要的原因是，1890年代和20世纪头十年食盐市场的不稳定，以及发生了一连串的牛瘟，在这一时期末导致了一次严重的流行病。根据民国时期富顺县志记载，“牛食料多用蚕豆，刍牧鞭策又复需人费不赀，盐价贵贱恒因之黄牛稍省。贫者傭力挽筒水，只给数钱，以此食力者颇伙”。 (47)
在需求波动的情况下，购买和喂养一大群牛对于许多小的井户来说实无可能。一头健壮水牛平均市价80两。无论盐井是否使用它们，都必须要喂养，同时每25头就要配备一个发工资的照料人员。那些转向利用人力的盐户，可以依据市场的需要雇用或解雇工人。一些直接雇用工人，而有的与把头签约，约定要推汲固定卤水量。以这种方法受雇的人，依据提升卤筒的次数计酬。每次公布数字，晚上兑现现钱。19世纪末，一人一天以这种方法可以挣得约30—50文铜钱。 (48)
当然，说工作有保障也是相对的。长年高水平的生产以及对于劳工的大量需求，意味着受雇于固定职位的工人有望保住他们的工作，只要他们表现良好，且要避免发生工伤事故。我们没有关于这种倒霉事发生频率的材料。然而，有人在跳下井架时失去一条腿，或在盐灶烧伤并不罕见。井户、灶户等不对事故负责，工人若死去，盐场的做法是东家拿出八串铜钱作为烧埋费。 (49) 因此，并不奇怪，丢掉工作更为常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年复一年、不得间歇的重体力劳动之下的健康恶化。那些依赖盐业生存的人，当年老之时，都极担心丢掉工作。这种担心从他们在井、灶工作时所哼的曲子中就可以找到，比如下面的唱词：“跑丁不收手，老来要讨口！”“不要两头（老、少）要中间，害病跑死喊黄天！” (50)
许多固定工属于盐场雇用工人家庭的后代。 (51) 生产不断发展，需要雇用大量的以天或月为基础计酬的临时工，这些也促成了富荣固定劳动力市场的增长。到1820和1830年代，在四个地方有劳动力市场，我们对它们在清朝时的运作情况没有什么了解。然而老一辈盐业工人在1963年一次聚会上的陈述，说出了民国时期劳动力剩余的一些情况： (52)
（愿）赶水、倒碓的工人，每天天不亮就得把（拿）一个火笼，披一件烂衫，跑到人市坝上去站着，等井上外场管事来喊人。由于人市坝上人太多，外场管事不喊人而喊黑话：“有人打谷子没得（有）？”或“有人拘水案板没得（有）？”能听懂黑话的人就可找他去，可能得到工作。听不懂黑话的，只好白站着，找不到工作。
为挑选非熟练的劳力，临海井负责雇用的人使用了一种同样奇特的方法。他去劳动力市场时带一包竹签子，每根代表一个他要雇用的人。他在市场上撒这些签子，谁抢得签子，就上井干活。 (53)
这是在作贱工人，但同时也暗示这些做法具有继承性，即工人们要依赖那些把持着工作机会的人。清朝最末年间，他们也信任在劳动力市场上有着影响的秘密社会。使用只有秘密社会的成员才听得懂的暗语，这解释了上述老工人们为什么称之为怪异的“黑话”。工人们中有一部分可能是通过与该地区军阀有关系的把头才得以被雇用的。 (54) 1920—1940年代，把头在控制盐业运输上地位显赫，这方面的业务清朝时是由船户联合管理的，到这时他们予以接手。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