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荣盐场的崛起

富荣盐场的崛起

直到18世纪中叶,作为四川南部两个盐场所在的自流井和贡井,同其他数个盐场,一起供应它们所在的人口稀疏的四川省的部分地区以及云南、贵州、湖北的小部分市场。在总产量上,它们不及北部的射洪、蓬溪以及乐山、井研等盐场,也远远落后于南部的竞争对手犍为。 (79)

到19世纪中叶,数种因素改变了自流井和贡井食盐生产商的生产条件。四川人口不断增加,边岸扩展,其他盐场尤其是四川北部盐场的盐井日见枯竭,这些刺激了富顺和荣县盐井的开凿。不仅18世纪四川人口增长了四倍,而且本来出产一些食盐的云南,也遇到了满足本省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困难。清初,靠近四川的云南两个府——昭通和镇雄,被划归为“食川盐”。1738年之前,又有数个云南地区设定了川盐的额数,包括东川以及边境县份南宁、沾益和平彝。犍为、富荣盐场供应云南边岸几乎所有的食盐。 (80) 贵州自身不产盐,明朝时基本依赖中国东部的淮盐, (81) 到清中期,几乎完全由四川供给。开始时,因为高昂的运输成本,贵州消费者买不起川盐。然而,贵州更靠近富顺和荣县,可以利用现存的和修复的水路运输通道,这使得它转向富(顺)荣(县),将其作为新的食盐供应来源地。 (82) 同时,允许一个盐场接管另一个盐场市场的改配做法,对富荣来说大有裨益。到1870年代,富荣负责1300多张水引,约合650万斤盐,而这些最初属于三台、射洪、蓬溪、中江、盐亭、犍为和兴文县。

请求富荣运送新的食盐的贵州官员谈到了富荣正在开凿的新井。 (83) 富荣官方的统计数字,1720年代有298眼井、755口锅,后升至19世纪末的405眼井、1055口锅。 (84) 然而,这些数字对于衡量产业的扩张没有多大意义。私人契约和其他非官方的材料显示,在这150年间,盐井有的多次转手,产量低下或是资源枯竭的盐井遭弃置,而新的盐井正在开凿。而且,我们已指出,与清初记载的盐井相比,从19世纪初开始,新井的开凿更深、更高产。尽管犍为在总产量上继续是富荣的对手,且有着更多的盐井,但在19世纪末,自流井和贡井每眼井的产量则是犍为的近两倍。 (85) 盐产量应比官方数字所揭示的还要高,因为后者不包括所有进入湖广的私盐或在盐引制度之外上税的食盐。 (86)

此外,在凿办深井的过程中,富荣的生产商不仅碰到了更多的黑卤,而且因自流井丰富的天然气储藏的发现,该盐场也摆脱了煤炭进口依赖,并在富荣两盐场之间创设了一种共生的关系:贡井供应黑卤,而自流井在它的井火灶上煎盐。这一联合产生了效率,自流井和贡井的巴盐主导云南和贵州盐业市场的同时,富荣口味极佳的花盐也渗透进了四川其他产盐县所控制的市场。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切断了中国东部和湖南、湖北等中部省份——这些以前基本供应的是淮盐——的贸易路线,富荣生产商适时而进,占领了这一市场。

可以说,技术和政治共同为富荣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潜在的巨大利润是富荣企业家积极投资的原因。然而,投资者,尤其在盐井发展的初期,是在一种有限的家庭财富——相对于萌芽状态的盐业要求而言——的环境下进行的。因此,富荣最初兴盛的历史,是组织也是技术创新的历史,旨在降低风险、合并资源、保护资产、抓住市场机遇并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这也是在中国帝制晚期的政治和法制环境中进行商业制度建设的商业史。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从自贡商人的成败利钝,我们可以了解许多近代早期中国的经济史,以及它在近代早期商业共同体比较史中的应有位置。

(1) 厘金是对过境货物征收的一种赋税,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不久在华中地区开始征收,以资助地方和各省军事开支。这一新的加征本要扩大征收范围,将商业和制造业包括在内,这在1863年争论得尤其激烈,当时对于太平天国及有关起义的镇压正接近尾声。

(2) 1989年我在自贡期间,多次听人讲起这一故事。这里有用的版本是由王三畏堂的高层管理人员罗筱元所记,见《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71—173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8辑,1963年。

(3) 实行官运商销的原因及意义的详细探讨见第七章。

(4) 一里相当于约1/3英里。

(5) 王朗云故事的这一版本源于罗筱元记述以及王朗云的曾孙王余杞所写的一部长篇小说,见曼因(笔名)《自流井》(成都,1944年),18—19页。

(6) 更为完整地探讨帝制晚期中国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见曾小萍《清代中国经济的结构:鸦片战争150周年的思考》,载李侃如等编《对于近代中国的观察》(纽约州阿芒克:夏普出版社,1991年)。

(7) 两部著作探究了食盐在整个历史中的作用:阿谢德《盐和文明》(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2年)和马克·科兰斯基《盐:一部世界史》(纽约:沃克出版社,2002年)。

(8) 阿谢德:《盐和文明》,44页。

(9) 傅汉思指出,元末80%的国家税收来自食盐。傅汉思:《中国伟大的井》,载《科学美国人》,1993年6月。食盐税收的重要性在后来的王朝中锐降,这归因于国家对于其他经济部门尤其是耕地课税能力的提高。据王业键的研究,1753年盐课占全部税收的11.9%。这一数字在1908年升至15.4%,这是因为中国政府收征田赋的能力的下降。见《清朝的田赋(1750—1911年)》(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年),80页。当然,所有这些数字都没有考虑地方和各省官员向食盐运商和生产商的法外征收。关于盐课作为地方收入的一个来源,见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的中国合理化财政改革》(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62—65、119、142—146、154、198、201、204—208、218—219页。

(10) 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11) 傅汉思:《中国伟大的井》,119页。

(12) 阿谢德:《中国盐政的现代化:1900—1920》(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11页。在帝制晚期的中国,这些引地鲜有变动。

(13) 阿谢德已指出,政府投入相当多人力、物力防止走私,但基本上是食盐成本与品质间的均衡维持了对于每个引地的食盐垄断。国家通过不同的税收以改变这种平衡的努力通常是徒劳的。 

(14) 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2—3页。

(15) 阿谢德:《盐和文明》,74页;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9—25页。

(16) 弘治年间(1488—1506)的全部食盐收入,将盐引和盐票换算为斤,达500780395斤。其中,四川的份额只有20666850斤。此时最繁荣的产盐区是江苏的两淮,每年的盐额为141030500斤。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28,盐课;引自唐仁粤等编《中国盐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648—649页。

(17) 冉光荣和张学君估计,明末四川的实际盐产量是各产盐地区向国家供应食盐定额的10倍。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0页。

(18) 鄢华阳:《四川与清朝的移民政策》,载《清史问题》第4卷第4期,1980年。

(19) 《富顺县志》,卷3,1777年版,光绪朝重印本。

(20) 鄢华阳:《四川与清朝的移民政策》;曾小萍:《清雍正朝垦荒和隐地的政府政策》(未刊稿,1986年)。

(21) 鲁子健:《清代四川的盐榷与盐枭》,56页,载《盐业史研究》,1987年第1期;彭泽益:《清代四川井盐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27—28页,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02—103页。

(22) 1斤等于16两,约合1.3磅。

(23) 丁宝桢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16,引票1,颁行,页2b—4a。

(24) 同上书,页3b—4a。也见张德地《四川盐课疏》,载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50,户政·盐课下,70页,1826年版,台北:国风出版社,1963年重印本。

(25) 一包的重量各时期不等。一包盐基准重100斤。在食盐运输的过程中不可避免有损失,还有外包装和捆扎草绳的重量,因此时常外加额度不等的食盐。如此一来,一张盐引允许商人运输5000斤以上,远多于早期的盐票。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03页。

(26) 阿谢德:《中国盐政的现代化:1900—1920》,21页。边岸作为官府营销的组成部分,特别重要。贵州自身不产盐,被认为是依靠一个委托市场,以鼓励商人历经漫长艰辛的跋涉,向它供应食盐。

(27)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5辑,雍正五年八月十九日,陕西总督岳钟琪。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7年。

(28) 鲁子健:《清代四川的盐榷与盐枭》,57页。

(29) 早在1729年,四川布政使高维新就指出,各府官员监督不力导致私盐泛滥。尽管每一个售盐地区都有引额,但没有人系统地追查四川山区深处数以百计的小井生产。《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5辑,雍正八年三月初七日,四川布政使高维新,823页。

(30) 施坚雅认为1713年四川人口约4.5百万,1813年约1.77千万。施坚雅:《十九世纪四川的人口:对残缺不全资料的解读》,载《帝制晚期中国》,第7卷第2期,1986年。我们将看到,许多移民在四川迅速发展的盐业中找到了工作。的确,保罗·史密斯认为盐业生产是四川盆地转变成为该省人口中心的最重要因素。保罗·史密斯:《长江上游的商业、农业和核心区的形成:公元2—1948年》(980—1980年中国经济史上的时空趋势与周期研讨会论文,意大利贝拉蕉,1984年),60页。

(31) 《四川盐法志》记载,在雍正乾隆两朝的73年间,四川增加的水引超过25000张,陆引超过116000张。丁宝桢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17,引票2,页22b—27。

(32) 同上书,卷19,引票4,页1a—4b。

(33) 鲁子健:《清代四川的盐榷与盐枭》,59—60页。

(34) 驿盐道试图将一个地方的引额转归其相邻地方,但有关的公文混乱不堪,难以把握。《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1辑,雍正十一年八月初二日,881—884页。

(35) 丁宝桢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18,引票3,页1a—1b。

(36) 鲁子健:《清代四川的盐榷与盐枭》,50页;严如熤:《论川盐》,载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50,户政·盐课下。

(37) 丁宝桢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17,引票2,页1a—17a。

(38) 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11—113页,引《清盐法志》。到清末,另有37个归丁的州县。

(39) 丁宝桢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17,引票2,页21a—29b。

(40) 林振翰:《川盐纪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410页。为凸显这最后一点,林振翰使用了中国过度分散的地方官僚都熟悉的老生常谈之语——“耳目难周”。

(41) 同上书,410—11页。

(42) 王仁远、陈然、曾凡英编著:《自贡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17页。

(43) 吴天颖:《因利聚人,因人成邑:从盐都自流井看工商业城市的形成及其特点》(未刊稿),3页。 

(44) 林振翰:《川盐纪要》,202页。

(45) 关于清廷划分政治边界,以切断跨边界的经济圈,见林振翰《川盐纪要》,274—345页。施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城市》(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

(46) 丁宝桢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22,征榷3,页7a。

(47) 同上书,页7ab。

(48) 傳汉思:《中国伟大的井》,120页。

(49) 丁宝桢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17,引票2,页1a—17a。

(50) 姜道章:《清代的盐业历史地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夏威夷大学,1975年),64页。

(51) 樵甫:《自流井(第一集)》(成都:聚昌公司,1916年),113页。

(52) 姜道章:《清代盐业的历史地理研究》,22页。

(53) 同上书,7页。

(54) 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志编纂委员会:《自流井区志》(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207页。

(55) 宋良曦:《试论清代四川盐商的发轫》,36—37页,载《井盐史通讯》,1984年第1期。

(56) 对于研究中国的史家来说,度量衡是个麻烦问题。本研究中的所有英尺和英寸都由中国的度量衡单位转换为美制单位。赖明钦认为,富荣盐场使用的度量衡,即便从地方的标准来看,也不统一。赖明钦估计,富荣盐场的尺要比富荣县市场的长2—3英寸,约相当于现在的1.2英尺。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5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6—10辑,1982年。

(57) 李榕:《自流井记》,230页,ISIS第39卷,1948年。英译者所依据的《自流井记》版本是1890年板刻的李榕《十三峰书屋全集》。哥伦比亚大学斯塔尔东亚图书馆藏有原刻本。在编写盐业技术这部分时,我参考了中英文两种版本。

(58) 李榕:《自流井记》,230页;傅汉思:《中国伟大的井》,119页。

(59) 李榕:《自流井记》,230页。

(60) 1989年5月我与退休盐井工人的谈话。

(61) 姜道章:《清代盐业的历史地理研究》,109页。自贡盐业研究的著名专家陈然,将锉办黑卤井的起始时间定在1835年。陈然:《自流井的崛起及其发展》,141页,载《盐业史研究》,1987年第1期。

(62) 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55页。

(63) 一担等于100斤,约合133磅。

(64)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四川盐政史编辑处,1932年),卷2,篇2,章4,节1,页50b。

(65) 傅汉思:《中国伟大的井》,120页;华莱士·克劳福德:《自流井的盐业》,226页,载《中国科学和艺术学刊》第4卷,1926年。

(66) 樵甫:《自流井(第一集)》,143页。

(67) 克劳福德:《自流井的盐业》,227页。

(68) 对于这些改进的简述,可见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61—64页。

(69) 林元雄、宋良曦、钟长永:《中国井盐科技史》(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385—388页。 

(70) 《富顺县志》,卷2,山川下。

(71) 乾隆《威远县志》记载,威远煤矿业的发展大部分归因于明代自流井盐场的第一次扩张。引自陈然《自流井的崛起及其发展》,138页。

(72) 李榕记载,19世纪最高产的海顺井,同时可烧700口锅。李榕:《自流井记》,载《十三峰书屋全集》(龙安书院,1892年)卷1,页3b。

(73) 李榕:《自流井记》,231—232页。

(74) 自贡市档案馆、北京经济学院、四川大学合编:《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51—153页。

(75) 克劳福德:《自流井的盐业》,284页。

(76) 林振翰:《川盐纪要》,222—223页。

(77) 克劳福德:《自流井的盐业》,284页。

(78) 李榕:《自流井记》,234页。

(79) 王守基:《盐法议略》(北京:1877年),卷下。

(80) 丁宝桢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9,转运4,页2a—2b。尽管我们不知道18世纪四川各盐场的云南引额,但1870年代以前,犍为供应4381张水引和83张陆引。荣县引额是2086张水引,富顺是3986张水引。另外,富顺接手了内江和资州的222张水引和56张陆引。这还不包括走私进入云南的不知数目的川盐,最晚从18世纪中期开始,私盐就成为了云南官员的一个难题,见丁宝桢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9,转运4,页6b。

(81) 同上书,卷10,转运5,页1b。

(82) 同上书,卷10,转运5,页20b、38b—39a。

(83) 同上书,卷10,转运5,页39a。

(84) 同上书,卷5,井厂5,页1a—18b。

(85) 《四川盐法志》记载,犍为在1880年代的引额数,水引11858张,陆引51608张。换算成斤,犍为每年至少生产食盐79933200斤。据记载,犍为有盐井1195眼,经折算,每眼井平均年产盐66889斤。这一时期富荣每眼井年产食盐118642斤,见《四川盐法志》,卷17,引票2,配引表,以及卷5,井厂5,沿革下,页1a—18b。

(86) 我们将要看到,由于对在湖广出售的川盐征收厘金,部分造就了这一市场,这可上溯至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及之后。这种食盐大多来自富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