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多年来本研究受益于许多中国同仁的友谊、意见和睿智建议。冉光荣（四川大学）、鲁子健（四川社会科学院）和高王凌（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对于我研究计划最初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吴天颖（北京经济学院）帮助安排了我访问自贡市档案馆，在那里陪同我，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让我分享他对盐业技术和术语的见解。冉光荣、高王凌和吴天颖在访问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期间，与我和我的同事进行了学术交流。
在自贡，自贡市档案馆和自贡市盐业博物馆的研究及工作人员，慷慨赋予了我他们的时间和学识，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不是这几行文字所能表达的。我要特别感谢宋良曦，在我离开自贡后一直与我保持通信联系，这么多年来确保我能收到自贡各历史研究单位的出版物。我也特别感谢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在那里在找到了清代四川的粮价数据。
中国之外的朋友和同仁也对此研究贡献很多。Hans Ulrich Vogel送给我剑桥史科技部分的早期文稿的复印件，还有《自贡文史资料选辑》早期版本的复印件。我也感谢Emily Luo、Li Chen、Khee Heong Koh所提供的研究上的帮助，感谢Janice Duffin、 Elizabeth Lacouture和Jason Petrulis，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Anne McCoy和 Irene Pavitt在编辑方面给予我极大的帮助。在绘制本书中地图时，与Douglas Miller和Christian Brest一起工作十分愉快。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Anne Routon是我这部著作的编辑，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是无价的。Jon Ocko、David Weiman、Robert Gardella、Elizabeth Köll、Tim Brook、Brett Sheehan和Georgia Mickey阅读了本书的各稿，帮助我梳理了本书的观点，并迫使我了解一个极复杂产业的有时是深奥难解的细节。我也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史研讨班（Seminar on Economic History）成员睿智的建言。我感谢以上每一位为本书付出的辛苦，希望这本书不负大家所望。
家人对于我的学术事业有着特殊的作用，他们的亲切言语催我奋进，他们生活幸福就是为我铺平道路。首先感谢我的父母，Murry和Rita，虽不在一起生活，但他们永远与我相伴。所有辛勤劳作的单身母亲们都该被赋予一个可爱、相伴有益且有成就感的孩子——如同我的儿子Iain那样。我开始撰写此书时，他还是一个咿呀学语、不知疲倦、初学走路的孩子，而当我将这本书献给他时，他已是有着无限美好未来的青年人。Joey，我的继子，我感谢他的甜美，他总是逗得我开怀大笑。最后，我感谢我的丈夫David Weiman——一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真正的朋友。他是我极具眼光且严厉的批评者，是我的最长久和心仪的支持者，能与这样一位学者和高尚的人结合是一种莫大的恩典。
(1) 曾小萍：《清代中国经济的结构：鸦片战争150周年的思考》，载李侃如等编《对于近代中国的观察》，纽约州阿芒克：夏普出版社，1991年。
(2) 我希望有人解释，20世纪之前，为什么其他产业没有表现出利润至上，而是一直嵌身于农村经济之中。对于这一现象的大多数解释，都说是受制于小农经济的节省开支。关于家庭手工业，尤其是纺织和茶叶，可参见保罗·加德拉《福建及中国的茶叶贸易，1757—1937》（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1年）；李明珠《中国的丝绸贸易》（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赵冈《中国棉纺生产的发展》，哈佛亚洲研究丛刊第74种（剑桥：东亚研究中心，哈佛大学，1977年）。伊懋可关注一些因素，包括——正如菲利普·理查森概括的——“低劳动成本与吸收低层次近代技术的结合”，“这有助于加强前近代经济制度的竞争力并巩固强大的领地”。菲利普·理查森《1800年前后至1950年中国经济的变迁：经济和社会史的新研究》（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11页，对于伊懋可《中国历史的模式》（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年）一书评语。最近对这一问题新的讨论，尤其是其中农民经济所起的作用，是发生在黄宗智与彭慕兰之间的激烈争论。黄宗智视中国农村为农业内卷化的例证，而彭慕兰认为存在着一个不遵循英格兰模式的工业革命，因为中国得到能源资源和海外贸易的情况不同。见黄宗智《十八世纪英国和中国是发展还是内卷？：评彭慕兰〈大分岔〉》，载《亚洲研究杂志》第61卷第2期，2002年；彭慕兰《超越东西方二分法：重新确立十八世纪世界的发展道路》，载《亚洲研究杂志》第61卷第2期，2002年。
(3) 理查德·朗格卢瓦：《消失不见的手：工业资本主义多变的动力》，357页，载《产业与公司变迁》第12卷第2期，2003年。
(4) 悉尼·波拉德：《英国工业革命中的固定资本》，载《经济史杂志》第24卷第3期，1964年；理查德·朗格卢瓦：《消失不见的手：工业资本主义多变的动力》；乔尔·莫基尔：《十九世纪上半叶低地国家的工业革命：比较研究》，载《经济史杂志》第34卷第2期，1974年。377页说：“十九世纪欧洲的资本市场极不完善，大多数的工业家无以从其他产业部门的储蓄中得到长期信贷。”波拉德指出，短期银行贷款在提供流动资本方面确实起着重要作用。
(5) 内奥米·拉莫罗奥斯：《银行、亲属关系和经济发展：新英格兰的个案研究》，647、663页，载《经济史杂志》第46卷第3期，1986年。
(6) 奥利佛·E.威廉森：《比较经济组织：离散结构替代方案的分析》，载《管理科学季刊》第36卷，1991年6月。
(7) 这些看法是钱德勒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中提出的：阿尔弗雷德·杜邦·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商业的管理革命》（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属贝尔纳普出版社，1977年），以及他与引野隆志合写的《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属贝尔纳普出版社，1990年）。
(8) 理查德·朗格卢瓦：《消失不见的手：工业资本主义多变的动力》，358页。
(9) 英国的企业在提升经理人时，继续看重个人的联系，超过了对专业管理技能的重视，钱德勒对此予以批评。钱德勒、引野隆志：《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
(10) 内奥米·拉莫罗奥斯、丹尼尔·M.G.拉夫、彼得·特曼：《超越市场和层级：迈向美国商业史的一个新综合》，404—432页，载《美国历史评论》第108卷第2期，2003年4月。
(11) 理查德·朗格卢瓦：《消失不见的手：工业资本主义多变的动力》，358—371页。
(12) 李榕：《自流井记》，见《十三峰书屋全集》，卷1，龙安书院，1892年；樵甫：《自流井（第一集）》，成都：聚昌公司，1916年；张树植：《自流井土地利用之调查》，载萧铮编《民国二十年代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1938年。
(13) 其中许多列入“自贡市地方志丛书”已经出版。
(14) 自贡市档案馆、北京经济学院、四川大学合编：《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编辑者为该选辑所写的“引论”对于了解自贡盐商圈的专用词汇极有帮助。
(15) 对本研究极重要的是：自贡市档案馆《自贡盐业诉讼档案专题选编（一）自流井王三畏堂与渝沙债团债务纠纷案》，载《盐业史研究》，1993年1—2期；彭泽益编《自贡市志——商会志资料长编》，自贡：自贡市工商业联合会，1989年；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市总工会编《自贡盐业工人斗争史档案资料选编（1915—1949）》，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