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组织与劳工斗争
关于清朝时工人帮会活动的资料极少。大部分情况，我们都是通过距今较近的工人们的回忆和口头传说，以及记述工人行动中的请愿内容和他们为自己组织所制定规章的少数碑刻得知的。
我们知道，明朝时四川西北部大宁盐场烧盐工人的集体行动，是全国范围的身在匠籍的工匠们反抗的一部分。 (56) 大宁罢工自身更像是对于政府政策的自发性反抗，主要是由独立的匠人们进行的，煎盐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家庭产业。直到清朝中期，当时盐业生产膨胀，开始将大量的工人聚在一起，尤其是在四川西南的盐场，我们才看到致力于盐场工人利益的帮会的形成。
富荣的劳动力有着悠久的结会传统。在清朝，以保护神为名并为它们筹集钱财进行祭拜的各种帮会，可以在城乡各地和社会各阶层的成员中找到。 (57) 帮会在富荣盐业工人中的发展反映出盐场的一些特点：大规模的移民人口，劳工不断分化，熟练与非熟练工人间的区别日益扩大。
据近年编纂完成的《自贡市盐业志》记载，到18世纪末，富荣的工人们已经参加了许多以专门工种来划分的帮会。尽管还不能肯定这些帮会何时建立，但到19世纪中叶，除烧盐工人组成的炎帝会外，还有挑卤工人的华祝会、锉井工人的四圣会、汲卤工人的孟兰会、篾索工人的巧圣会、铜工和木工的鲁祖会、铁匠的老君会、山匠的普贤会，为同业工人提供帮助。 (58) 每个帮会都以保护神的名字命名，这些神常常由该会成员虚构，使之与他们的行业产生共鸣，加强他们间的联系。牛牌子们的帮会——牛王会，是以牛王命名，令人惊奇。 (59)
大蜡会
从我们掌握的材料看，清代四川南部第一次重要的盐业工人罢工不是发生在富荣，而是在犍为的五通桥盐场。原因部分在于该盐场发展较早，以及来自富荣盐场的日益增大的竞争给该盐场商人造成的经济压力。五通桥工人的行动，由大蜡会领导，这是该盐场工人的主要组织。与富荣以后所演进出的多种组织不同，该会面向所有盐业工人，开始时是作为在盐场周边一座山上的观音庙集会祭拜的工人间的宗教性组织。1820年初，有一群工人汇集在一起，正式从各主要工种的工人中收取献金，为观香庙购买油、香。这一活动，后来发展成为在观音庙所在山的山脚、山腰和山顶树立20英尺高的大蜡。这些大蜡每天拂晓点燃，该会因此得名。到1840年代，该会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五鬼节举办一次特殊的仪式。这一场合的大部分内容只具有民间宗教的意义，尤其是燃香和诵经。
五通桥盐业工人的罢工，就发生在1850年庆祝鬼节的时候。大蜡会的两位领袖，利用大批工人集会燃香之机，鼓动工人停止盐业生产。这次罢工主要是要求改善悲惨的经济待遇。工人仅有的要求，是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有数百名工人响应号召，停止了煎盐，而井户、灶户则通过他们自己的盐总会，要求与工人代表举行会谈。熊四伦和吕汶中向井户和灶户们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并警告说，如果不满足这些条件，他们将放飞观音庙里所养的100多只鸽子，作为信号，号召整个盐场工人罢工。最后他们的要求被拒绝，约有2000名工人加入到了反对井户和灶户的行动中。
官府对于大蜡会的处理，遵循了处置被视作威胁帝国秩序的私人结社的通行做法。地方官府第一个举措是召开罢工者参加的会议，会上地方官提出警告，劝他们复工。黄昏时分，乐山知县和嘉定知府邀请工人领袖熊四伦回县衙进一步商谈。路上，以煽动叛逆为由将他逮捕，据说他在狱中被打死。吕汶中很快也被抓并处死。官府勒令工人返回工作岗位，既往不咎。
逮捕领袖而宽免追随者，这是清朝对待骚乱所广泛采用的办法，也是一种成功的办法。当得知官府要派兵介入时，停工几乎立即结束。同一群人在1852年试图第二次罢工。然而，行动之前他们的计划泄露，领袖宋老八被抓、遇害。 (60)
炎帝会
富荣盐场工人组织中最有势力的是炎帝会。我们对它的起源、组织和对付雇主的大多数情况的了解，都来自工人们的回忆和一通纪念它创建的石碑。炎帝会似乎始于18、19世纪之交由烧盐工人组成的互助会。富荣大多数烧盐工人来自四川的江津和南川县，其中许多人已经加入了一个同乡会——江津帮。正是这种联系，促成了在一小群烧盐工人间于18世纪末组织一个放堆金会。将会费投入该会的柜中，以一定利息放贷给其他工人。相关的款额一定很小，因为经过了一段时间才积累了100两，工人们才能够建造一个小庙，供他们的组织使用。 (61) 这庙是土地庙。土地庙通常由井基的投资者在一眼井见功时建造，在此大摆宴席并举行其他感恩仪式。位于自流井八店街的这座特别的庙宇，正是烧盐工人在19世纪初的聚会场所。对于每24小时一换班、在盐灶仅能睡草垫的人来说，土地庙是他们的栖身之处。每个成员要缴纳会费，这够买三斤木炭。随着成员的增多，该会决定扩大他们的活动，建造一个更大的庙，并以他们已选好的保护神的名字命名。
工人们在盐灶干活，对于火的热量的依赖，自然会激发他们祈求火神的帮助，并将其作为他们正在扩充的组织的保护神。在中国传统的宗教诸神中没有火神，与工人们鲜有干系。在传说中，这让一位与工人友善、名叫邓可玉的当地人花费了一番心思。他是该帮会的书写，拥有低级功名。他建议帮会改名为炎帝会。炎帝是神农的别名，是中国传说中的帝王，他向人民传授的就包括农业。他与烧盐工人仅有的联系是“炎”字，意思是大火，“火”字之上再加一个“火”字。
邓可玉还建议，工人们学习家族组织的做法，使用他们节省的钱购置一块地，可以收租，供奉他们的庙宇。他们利用年收30石稻谷的一块地，开始建造炎帝宫。第一部分在19世纪初的十多年间完成，在财力许可的情况下，其余的部分分别在1825年、1854年和1855年完成。成员提供所有的人工，这样整个建设开支不超过10000两。有一种说法是，炎帝会自身是在1842年正式组建的。 (62)
炎帝会，当它在1850年代最终形成时，与帝制晚期中国的任何行会组织一样复杂。张学君关于四川南部盐业工人帮会活动、具有开创性的文章中，抄录了19世纪初刻在石碑上的炎帝会章程。 (63) 该会有总首六人，任期三年。其下有襄首十人，任期一年。总首分为三班，分别负责财经、寺庙本身事务以及帮会与外界的联系。襄首也分班，赋予特别职责：外部事务、计账、帮会厨房、采买和杂务。新的总首由原任总首从那些担当过襄首的人中选出，需得到全体成员批准。
不清楚一个人是怎样当选成为襄首的。要成为该会的一员，必须有保人介绍，并征得大多数成员和总首的同意。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该会的成员资格，成为在富荣盐场得到高薪报酬的高级烧盐工人职位的根本性条件。当这些职位变得越来越少时，帮会只设定极短的入会期，以限制会员的人数。入会的过程在炎帝会称作“开簿”。“开簿”在清朝最后一些年份中可能每年举办一次。到民国中期，它限制在16天，视对新工人的需求，数年举行一次，时间间隔不定。
新工人加入炎帝会，首先要交入会费。炎帝会最初成立时，入会费是铜钱约2.8串，到清朝末年升至6.8串，民国大部分时间一直保持在8.8串。相当于熟练烧盐工人一两个月的工资。另外，每年的会费，以香钱的名义，向每位烧盐工人收取。因能优先谋得工作，上手即帮会成员所缴付的钱是下手即非成员的一半。 (64)
炎帝会对于烧盐工人行为的约束能力，是我们所掌握的、最值得注意的帝制时期劳工斗争的结果之一。在炎帝会成立后，就对盐灶工作制定了一套规章。其中包括如下条款：
火花盐，上手（会众）每人烧火圈五口，下手（准会众）每人烧三四口。上手烧二人共烧十口、下手一人烧三四口为一排。上手烧一天耍一天，一月上工十五天，称十五班。下手则每天烧盐，一月上工三十天，称三十班。
炎帝会也有约束个人行为的章程。禁止赌博、抽大烟、嫖妓、抽洋烟、吵骂、酗酒。 (65) 有以上行为的会员若被抓住，要受处罚，或罚钱以演戏若干本，或罚若干点神灯灯油钱。偷窃或是从事其他严重犯罪，要被清除出会。后者是极其严重的处罚，因为失去会员资格就意味着丢掉了工作。该会成员似乎有互带责任，这使得领导层除了处罚犯事之人外，还要处罚任何对此知情不报的人。
该会也建立了成员间纠纷调解的制度。每当出现严重的争吵，就要求挑起这一“诉讼”之人拿出3200文，这差不多够摆两桌宴席，所有争吵的当事人、证人和调解人出席。饭后，调解人将听取各方的陈述，他对于此事的决定各方必须遵守。帮会规章中也开列了处理案件的严格程序。要举行仪式向保护神致敬。要宣读与案件有关的帮会规章，调解过程中任何人捣乱都要被罚款。如果发现“原告”有错，除了赔偿所有的损失外，还要偿还将案件带到宴会上之人所拿出的钱。
从这些规定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炎帝会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它继续作为一个“家庭替代”机构，强化纪律和调解纠纷，这与家族保护集团利益的做法接近。另一方面，它作为手艺人的帮会，为工人们制定工作规章，并为确保成员工作和工资而斗争。除约束自己成员的规章以外，炎帝会寻求为盐灶上的熟练工人建立酬劳等级，除了每月一斗五升大米、一斤菜油、每日定量四文钱购买蔬菜外，每口盐锅每月补贴一两。 (66) 这与19世纪末王家和李家灶上二至四串铜钱的工资标准相比，已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还不清楚何时炎帝会将这些要求呈交给灶户管理层。一些材料认为，这发生在它成立之后不久。然而，更可能是在纪念炎帝宫这一庙宇建成的石碑竖立之时。这是在1859年。炎帝会正是通过八大号，寻求与盐场数以百计的盐灶掌柜达成一致的。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陕西盐商八大号，可能是当时盐业开发的最大投资者。商人们根本无视工人们的要求，谈判达数月之久。谈判最终破裂时，陕帮八大号请求知县惩处炎帝会非法造雇主的反。 (67) 与预料的相反，烧盐工人没有罢工，而是通过诉讼争取他们的利益。他们请求老朋友邓可玉为他们辩护。没有发生暴力，尽管经过数年才等到最后的裁决。此时，案件已经上呈到省里，邓可玉被迫前往，将他的女儿留给炎帝会照看。最后陕西商人同意了工人们的要求，他们将这些规定光明正大地刻进石碑，成为富荣每个盐灶劳动关系的基础。正是通过这通石碑我们才了解这一事件的大部分情况。
这次烧盐工人的胜利，是我们掌握的既制定工作规章，同时事实上也垄断某工种的工人帮会的唯一例证。煎盐过程要求高超的技艺，井、灶户等的利润最终依赖于此，气井产量近来的突飞猛涨，要求增加盐灶烧盐工人数目，以及由工人组建的有势力的组织，以上都无疑决定了雇主和知县的决定要屈从于炎帝会的要求。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炎帝会在约束劳工以及为盐场提供高生产能力的煎盐业所需的可靠熟练劳动力方面的作用。地方官有意扶持地方产业，既可作为一种赋税来源，也为日益增多（以及潜在扰乱性）的熟练与非熟练工人的人口提供就业机会。炎帝会和富荣正在出现的工业家间的这种工作关系，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确，直到20世纪，大规模的工人行动极其少见。 (68) 直到清朝覆亡，可靠文献所记载的仅有的罢工发生在1884年。这是由富荣锉井工人的四圣会领导的，熟练和非熟练工人参加，持续了大约一个月。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由一名锉井工人与一名盐井掌柜间的争斗所引发。 (69) 由于赋税的提高，以及两淮盐商要恢复在太平天国及以后的战争中丢给富荣的湖北市场所感受到政治压力日益增长，造成了工人工资的削减，这极可能是上述罢工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