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荣盐场的地理位置

今天的自贡，是富顺县盐场（即自流井）和荣县盐场（即贡井）的所在地，是一座建立在食盐之上的城市。这是“自贡”字面上的解释。自贡坐落在曾是一个远古广阔内陆海的边缘。气候的变化和四川盆地的抬升，导致了内陆海逐渐缩小，留下了大量的卤水和盐岩等含盐物质，以及天然气。根据中国地理学家的研究，自贡地下的含盐物质极为丰富，依目前的技术水平，还可以再采2000年。 (42)

这一地区最早见诸记载的盐业生产，可以追溯到6世纪，四川其他地方盐业生产有的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开始。 (43) 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中，这一地区有着不同的名字并隶属于许多地方管辖。然而，似乎直到元朝（1271—1368）初年，今天的自流井和贡井盐场才被视作一个产盐区，由荣县的先辈们管辖着。元朝时，自流井成为富顺县的一部分，尽管自流井与贡井两个盐场仅相距十里。清初，这两个盐场被一并管理，隶属富顺县。1730年，它们再次分别划归富顺县和荣县（见地图2）。 (44) 这一划分持续了将近200年，长期保持这样的状态，至少部分是因为清政府希望此地政治与经济领

地图2　贡井、自流井和附近城市

制图：Douglas Smith.

域间保持分裂状态，以消解经济精英的政治力量。 (45) 在清朝，尽管两个盐场分属两地，但两个盐场人员和经济活动日益跨越分界线。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两个盐场建立的首个商会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其名字取自两个盐场名称的首个汉字，这是两个盐场精英们有着共同目标的表现。清朝覆亡后，当地精英成立了地方政府，再次使用了自贡这一名称。尽管这一商人自治努力很快被镇压，但建立一个统一的自贡市的想法一直沿续下来，两地最终在1939年合并，正式成立了自贡市。

在帝制晚期，盐业造就了中国的许多巨富。数世纪以来，经济心脏地带的最重要商人凭借出售引盐的特权大发其财。然而，尽管他们的历史对于理解帝制晚期的商人文化至关重要，但他们毕竟植根于一个经济力量源自世袭特权和政治关系的社会。盐引政治同中国沿海地区地势平坦、海水丰富的地理条件一样，构成了清初绝大多数盐商成功的基础。自贡商人的成功有着全然不同的环境。首先，地处帝国西部偏远、多山地区，地理位置就是一个障碍。更为重要的，自贡商人开始是制造商，只是后来才从运输和批发营销他们自有的品牌产品中获利。

直到18世纪中叶，不论是生产川盐还是销售川盐的商人，都不是特别富有。17世纪后期实施的盐引制度不是明朝盐税管理的延续。随着引盐销售制度的建立，重新招募四川当地人，购买盐引并营销食盐。这些当地人，有坐商、本商、引商等不同的名字，一般来自中等殷实家庭。大部分四川人是明清易代战争的孑遗，许多人购买很少的引盐，或是与别人一起购买，即所谓的“朋领”。这些新的四川引商，其中一些，或缺乏商业精明或缺乏资本，将他们的盐引出赁于人，其中最有名的是来自陕西的富裕商人，这些人被当地人称为“行商”，与本地商人不同，意指从事贸易的商人。 (46)

清朝初年，四川盐引制度并没有提供多少轻易发财的机会。四川官员抱怨，因无力预测供应以及盐场多变的盐价，从而促使了盐引承租人营销食盐时追求最大利益。由此导致的高昂食盐消费价格，是迫使一些州县请求将它们的食盐供应网络免除盐课的又一原因。 (47) 对于在四川北部经营的商人来说，这里山路艰险且少有可通航的水道，运输成本成为长途贸易的一个主要障碍。卤水和燃料日益减少，也降低了射洪和蓬溪等北部盐场的重要性。 (48) 大多数至19世纪仍存在的北部盐场，仅仅供给它们所在的州县而已。 (49) 南部的盐场有着水路运输的先天优势，因此多数水引引盐交易始于此并不为奇。依靠南部的生产商以供应四川省内以及外销定额，这一转变是自贡商人精英兴起的一个原因。然而运输费用，甚至是对于日益发展的南部盐场来说，依然是一项主要的支出。四川的盐引课税低于中国东部盐区，这是为了补偿这一高昂的运输成本。 (50)

釜溪河（也叫盐井河），是一条浅而弯曲的水道，只有小船可以通行，将食盐从自贡运往邓井关。在邓井关，食盐改装大船，驶向泸州——四川南部的盐政中心。食盐从泸州向南运往云南和贵州，或是换装更大的船只运往重庆。抵重庆后，食盐顺长江而下，到达湖南和湖北的西部边界州县。 (51) 运输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釜溪河枯水季节可以徒步蹚涉，而在汛期时常泛滥成灾。为保持货物长年稳定通行，修建了堤堰以提升水位，有专门的堤堰维护机构，经费来源是堤堰使用费。“”是标准的食盐船运单位，一盐平均重75—78吨，在20世纪时要少些。每盐不得不在自流井分装五艘船，到泸州后，再重装上三艘船，到了重庆还要再卸装，每一行程都要雇用装包人员、苦力、船只和船工，费时费钱。 (52) 从外面输入供应盐场、盐业工人、做工用的牲口以及辅助产业的物资，由骡或肩扛的人夫经由陆路，或是通过注入沱江的浅窄河道运入，运输成本也很高。 (53)

清政府极少干预四川盐业市场，同时也几乎不予扶持。自贡远离政治中心，在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上无法吸引很多。事实上直到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接连自流井和贡井、自流井和泸州的道路，才由土路升级为由泥结碎石、上铺煤渣的马路。 (54) 市场的扩大刺激了自贡产业进步，但交通运输的突破性发展在这一进程中没有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