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盐业帝国的经营
作为公司的家族
学者们长期以来视中国的传统家族制度是保持精英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它们的“家庭主义”,还有对于土地财富和科举功名的不断聚积,已经被认为限制了它们作为推动增长引擎的效用。 (37) 在富荣的大家族中,很明确,是祠堂巩固了早期经济的成功和现代管理技术的发展。祠堂及其附属资产的作用,相当于当时西方正在发展的各种各样的公司组织。至少有半个世纪的时间,家族堂是集结商业资产,进行多种经营,反对收税人、债主和家族成员攘夺的组织形式。通过这种组织,早期的有限责任和纵向一体化得以完美实施,这使它成为帝制晚期中国最先进的商业组织之一。
李四友堂的建立,在时间上早于李家作为伟大盐业王朝的崛起。 (38) 然而,到1850年代,它基本上已转变成了一个保存李家商业财富的组织。在李维基下一代的两位继承人时期,所有的家族资源都进行再投资,以增加该堂的集体财产。甚至家族成员的潜在争执——而这不久就沉重打击了王家——一开始就得以避免:给家族每房一笔固定的800石的粮食津贴,还有每年不超过1200两盐业利润的现金津贴。家族企业的其他一切收入都投回到生产和销售。 (39)
胡慎怡堂也可能在1830年前已形成。然而,随着家族资产的壮大,它的结构发生了改变,专门为了满足大型盐业联合企业的需求。在胡慎怡堂的早期,所有重要的位置全由家族成员担任。我们对于与家族堂有关的族规一无所知,但家族堂的结构很简单:柜房掌管盐业财产,一个分立的部门掌管农业财产,一个部门掌管家族与外面打交道的所有事务。后者被赋予培植家族的业务及与盐业有关官员间的关系的责任,作用相当于现在的公关机构和说客。三个部门分别由胡元和的三个女婿雷小松、钟春泉、王笔田负责。 (40) 直到1890年代,胡元和的长子胡勉斋去世,次子胡汝修继任,这时胡慎怡堂的结构和负责人员,都基本保持不变。在胡汝修的时代,重新修改族规,包括了家族永不分家和财产永远归集体所有的条款。然而,在分家势在必行的情况下,又增加了一款,根据当时家族的房数,而不是最早组成胡慎怡堂的三支,平均分配财富。 (41) 这将使胡家避免王三畏堂和李四友堂最后解体时给家族带来重创的许多痛苦和内讧。
同时,一套管理办法也写入了家族堂规,建立了复杂的合作结构,这将继续控制着胡慎怡堂的生意和人事安排。除了一个账房管事负责出纳外,还有多位管事,专门负责农田、家塾、祭祖、买办、修缮、牛只等喂养、仓储等等——总计20项。这一层级体系向下又分数个层次,完全是为了满足家族成员的私人需要。另一个分立的层级体系专注于生意。而且,到了光绪朝(1871—1908),大多数的部门都由雇用的管事而不是亲戚掌管着。 (42)
王三畏堂似乎是四大家族堂中唯一专门为满足日益壮大的盐业帝国的需要而成立的。鉴于家族的传统,王朗云担心他的家族会将他呕心沥血积累起的财产虚掷。因此,他将盐井与由祖产发展而来、划出作为祠堂用地以永久保留的农业财产合在一起。新的家族组织的核心,是一座新近建造、坐落在板仓坝的祖祠——玉川祠。正是在这里,三房发誓仿效范文正公,设立了一块义田。 (43) 1877年,王朗云向皇帝奏请在玉川祠镌刻、竖立一通石碑,这样王家后世子孙都可以看到并遵守祠堂的堂规。
图片4.1 王家祠堂
摄影:曾小萍。
王家总共拿出20眼井和600亩地作为家族堂的资产。 (44) 这一财产用于祭祀祖先、维修祖先坟茔、资助族中老人、族人参加科举的开销,以及饥荒时资助亲友。为了实现家族的财富和影响力的目标,家族制定了特别的条款以资助科考中第者。设立一所学校,男性子孙都可入学,同时也向有前途的非亲人员开放。王家子孙每人给20两作为参加乡试的费用。如果他们参加县、府、院试则给两串钱。那些中试者将奖赏100两。若有幸参加会试,则给予400两作为赴京的盘费。如果有人点翰林在京师为官者,家族将提供每年400两的津贴。
王三畏堂也向租种该祠堂土地的60岁以上老人,提供每年一石大米的养老金,每年拿出240串钱支付给各房选出的管理祖先祭祀的人员。该堂答应为族内贞节女性竖立牌坊,凡是获准修建的,该堂出银50两。然而最重要的条款,也使王三畏堂堂规不同于典型家族族规的是,对于王三畏堂最后所创造的巨额剩余利润的处置。家族将每年碰面以解决该堂的账目问题。将开支和家族财产保值之外的一半钱财用于再投资,以保持家族的财产。另一半将根据每房在家族共有资产中的股份额,为每房添置更多的财产。如此,净收入的一半被再投入家族生意,而另一半可由每一房进行处置或是投资。
在其他盐场,家族堂也是经营产业资源并保证商业财产一体化和连续性的极重要工具。犍为的吴景让堂,是经历了20世纪初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变动而生存下来的极少数盐业企业之一,成为中国西南一个主要的产业巨头。另外,更为传统的家族组织也服务于产业发展。袁和乐堂是犍为盐场最大的地主之一。他们的族规专门有一部分是关于盐业资源管理的,规定了各种形式租佃的费用,规定家族成员的任何土地出卖契约都必须与土地上建造的盐井和盐灶相分离。 (45) 转让不动产可以接受,但家族的盐业财产必须保持不动。
祠堂的商业组织
王家、李家、胡家非凡商业成功的关键,是发展出了高效的管理组织,它提升了专门技能,集中控制一个巨大的商业帝国,并将最初的盐井生意扩展成为纵向一体化的大型盐业联合企业。 (46) 这些做法,在最大的盐业家族中发挥到了极致,而各种企业的集中管理、划分层级,对于当时涉身盐业的许多家族来说是很常见的。 (47) 富荣这些大的家族堂的经济利益建立在一个两层管理体系之上。最顶端是一个对于下属每种事务都有着全面监管控制的总的部门。在胡家,这一功能是由成立于1867年的慎怡堂来执行的。总柜房通常以一个家族成员为首,他的头衔是总掌柜。其下有五个部门:(1) 由一名总账和两名帮账掌管的柜房,全面负责家族盐井和盐灶的运行;(2) 货物股:负责购买盐井和盐灶日常运行所需的物品;(3) 交际股:负责购置家族盐灶所需的盐卤并在家族拥有的零售店铺销售食盐。(4) 农庄股:负责收租和出售粮食。(5) 现金股:负责日常现金支出和银钱兑换业务。 (48)
王三畏堂在缔造者王朗云的带领下,历经三十多年的统一管理,却在19世纪的分裂时期几乎被摧毁。互不信任的家族成员们,接管了井、灶和其他家族事务。尽管王家从未违背维持家族财产作为不可分割资产的堂规,但生意不景气、浪费、挪用以及井灶与批发商号间合作优势的丧失,致使王三畏堂欠债近70万两。 (49) 1880和1890年代的教训,导致了对于集中管理的重新审视,在它最鼎盛时期金丰井柜房掌管所有的收支、制定计划,为王三畏堂的田房地产、井、灶、批发商号和卤笕分配物资。 (50) 潘仲三掌管大柜房多年,在盐场他的权力之大,几等同于王家的继承人。他死后,在大柜房与各部门之间加入了第二层的管理领导。在当地他们被称为“四大朝臣”,这些新的管理人员分别负责田房地产、大的卤笕、扇子坝盐井及广生同批发商号。此后不久,设立了类似的机构以监管在郭家坳和贡井盐场的井和灶。 (51)
大柜房与其下属专门机构以及各个生产单位活动的协调,是通过一个典型的M型(多部门的)结构达到的。 (52)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富荣食盐生产商选择了在一个统一的组织之下的分权形式,尤其是家族堂自身倾向于采用更统一的管理结构,每个掌柜负责一个专门经营领域。可能是因为,在快速增长和事业扩张进入一个新领域时,分权管理被视作更为灵活。而且,至少一些在分权过程中本已失去了的规模经济,似乎通过集中购置井和灶的供应物资,以及盐灶食盐的集中营销得以恢复。
每个家族堂的主要监管机构之下,是每个灶、井、批发商号和笕的分立的管理机构。有关李四友堂的资料给出了这些管理层级是如何运作的最完整描述。 (53) 以盐灶的组织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领导层(见图表4.1)。各盐灶都处于一个柜房的全面监管之下,它的掌柜直接听命于家族的总办。
图表4.1 李四友堂盐灶人员等级结构
资料来源: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展到衰亡》,170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62—1963年。
事实上,在一名管账和两名帮账的协助下,掌柜在掌管盐灶上有着相当的自由。除了处理盐灶的账目,管账也是掌柜的助手,当掌柜不在时负全责。这三人一起组成了盐灶的主要决策集团,负责所有的购买、销售和规划。
在掌柜等人之下是一些监管人员,在盐灶各有专责。其中有些人与监工的作用相同,地位处于管理层与工人之间。最重要的是总灶,他负责煎盐、捆盐和称重。其下有数名直接监督烧盐工人的坐灶,保卫食盐仓库的人,还有桶子匠,他们的工作包括浸泡锅边被卤水泡过的泥土,以提取额外的盐卤供煎煮之用。坐灶的人数依盐灶的规模而各异,大多数是三四十口火圈配备一人。总签也起着类似的监管作用,他与助手散签,监管将卤水搬运至煎烧之前的特制大缸中,并确认缸中盐卤的咸度相同。每一个灶都有一名水外场,他的职责是在盐灶购置盐卤时进行商谈。还有一名跑街,负责购买其他物品,包括盐灶所需的伙食。
此外,大多数盐灶也雇有师爷,他有些学问,了解官场之道。他的工作是处理管理层的外部关系。社会关系在食盐制造和销售高度竞争的环境中起着重要作用,选中这些人很可能是他们能给盐业生意带来的种种关系。然而,他们也有着其他作用。大多数师爷也是家族最高决策部门的高级顾问,不受所在部门的辖制。他们可能也是安插的耳目,监督生产,并在问题出现时建言献策。同时,他们也承担着训练学徒的任务。这些学徒在学习经商之道、使用算盘和计账知识时,要侍候师爷,为他打杂。
训练学徒仅是家族堂重视挑选管理人员的一个表现。犍为吴景让堂盐灶的中层管理人员都是从送往盐灶柜房学习经营之道的年轻人中选出的。在被选中出任这些职位之前,他们要经过严格的考查,在数年内表现突出的就有可能升任掌柜。 (54) 王三畏堂和胡慎怡堂常常将他们自己的学徒升为掌柜。罗筱元,是20世纪中期的头面盐商,他父亲是南溪县的盐商,他将罗筱元送给王达之做学徒,从此开始了他的盐业生涯。罗筱元以前跟随父亲接受过传统教育和经商之道的训练,不到三个月就转到王三畏堂柜房,当了管现钱。后来他升至管账,开始了长期作为高层管理者——经理的生涯。 (55)
表4.2 1880年前后李四友堂管理人员的薪水(铜钱:串/月)
资料来源: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54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62—1963年。
李家也有一套严格的训练和挑选制度,在提升至永久性的管理职位之前有一个见习期。 (56) 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他们自己的白领人员被他们的竞争企业多方招揽。 (57) 我们将会看到,管理大家族财产的这些人具有精明的商业头脑和高超的专业技能。20世纪崭露头角的大多数盐业巨富们开始盐业生涯时,都拥有此等才能。鼓励优秀的经理人,在高薪和物质激励的机制下,发挥才能,投身企业,努力提高生产力。 (58) 表4.2和表4.3是李家和王家井、灶付给管理人员的平均薪水。如果拿陕帮盐号的标准——这是各堂所仿效的——作为参照的话,批发商号掌柜薪水可能更高。
表4.3 1880年前后王三畏堂灶房管理人员的薪水(铜钱:串/月)
资料来源: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8辑,1963年。
这里一个能干的掌柜每月至少得到100两,还有招待、制装及支付轿夫的费用,他们的坐轿在帝制晚期相当于现在的公司用车。以此计算,他的报酬与省里大员的法定薪水相当,是盐场工人工资的100倍。 (59)
管理人员也在他们办公的地方用餐,掌柜们常常滥用此种做法,频繁为自己和手下大摆宴席。 (60) 另外,李家建立了一套物质激励机制,这也是效仿陕西商人。在协兴隆批发商号——李家是股东之一,每年百分之二三十的利润交给总柜房,每三年对此进行分配。掌柜们从中得到红利。在晚清盐场最兴盛的时候,其他管理人员和工人也能得到红利。 (61) 李四友堂也有资助家庭困难管理人员的做法,并资助婚丧等开销。 (62) 胡慎怡堂也许诺给不同企业的掌柜和属下一定比例的利润, (63) 在王三畏堂,红利有时相当于半年到一年的薪水。 (64)
掌柜与家族堂领导层之间以及掌柜们之间都以诚相待。在繁荣时期,全面协调林林总总的商业利益集团是家族领袖自身的工作。罗筱元回忆,在王达之负责王三畏堂的时候,每天早饭前都要到大柜房,听取最高层掌柜们的汇报并给予他们当天的指示。饭后,他前往镇上家族的批发店铺并照料其他的家族事务。订立长期的计划,集中在端午节、中秋节和年关所有高层管理人员都参加的会议上。这些会议之前,每个业务单位的全部白领人员碰面数周,讨论问题,准备报告。在这些基础之上,最后由王达之拍板。 (65)
在李四友堂,新年后不久,以一年的情况为基础,召开管理会议。出席这些会议的,有负责井、灶、笕、号四个部门的掌柜,还有家族的领袖。事前,各部门掌柜要与下属单位的管理人员进行商议。这些会议,不仅是同其他家族堂一样,清算各项账目和分配利润,而且也是商讨计划的一个论坛,为成员提供了促进生意和提升技术设备建言献策的机会。 (66) 家族领袖李祥庵等不定期前来了解情况,表明管理之事还是他们说了算,是对玩忽职守的制约,同时这些会议也向领导层提供了生意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的第一手信息。 (67)
胡慎怡堂的资产少于同行,地理分布上不像同行那样分散,它可以采取更为直接的集中管理。每天早晨,各个业务单位都要汇报头一天的生产情况。一份送往慎怡堂,一份送往家族的总柜房。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慎怡堂的总掌柜主持各单位掌柜和家族领袖参加的会议,可以讨论任何生产问题,并决定解决方案。在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后,召开讨论所有最高管理问题的年会, (68) 决定整个下一年的计划。 (69)
大盐业家族赞同的协同行动,要求有一个成熟精细的通信体系,对于经营分布广泛的批发点的行动而言更是如此。帝制时期不存在一个政府掌管的邮政系统,这已被视为信息交流的主要妨碍。然而,在四川,为了满足盐业等贸易利益集团的需要,我们可以看到发展出了许多高效的私人信息服务机构即大帮,以及民信局。到1880年代,由来自重庆和湖南的投资者所建的七个大的民信局,服务区域由四川中部拓展至甘肃、云南和贵州。 (70) 李四友堂,还有其他类似的大多数家族堂,在他们的薪水簿上有一些“快脚”之类的名目,他们在总号与分布西南的各分号间传递紧急信息。这些人三昼夜可以在成都和重庆间走个来回,看似不快,但考虑到四川盆地起伏不平的地形,这个速度已是很快了。 (71) 下属产业,尤其是位于边远地区的批发商号,也可以成为获得市场情况和竞争对手活动信息的基地。 (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