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荣盐场机推大仄子井的影响
开凿大仄子井使用卧炉机车，提升了自流井盐岩井生产力，平均月产约1500担。到1931年，自流井共有48眼、贡井共有46眼井使用蒸汽动力汲卤。 (74) 1920—1925年间，仅在大坟堡，盐卤产量升至年均156333吨，1925年达到峰值202000吨。那些年汲卤总量达到可观的983000吨，占到总储量的9.61%。随着连接通道的增多，汲卤成本也下降了。到1920年只有两大系统。从来龙井注入的水可以汲采5眼井，从积荣井、新发井和神涌井注入的水冲刷93眼井，仅在其中71眼汲卤。 (75)
富荣盐场盐岩井产量激增，在多个方面影响着盐场经济。最为深远也是不可避免的影响，是促进了四川机械工业的增长。 (76) 大量安置蒸汽机车刺激了盐场的机器修理和制造生意。早在1914年，王和甫在自流井的周家冲附近建立了一家机车修配厂。这是自流井的第一家机器工厂，从上海引入一些熟练的铁匠和五金工人在此做工。《自贡市机械工业志》记载，王和甫的工厂很快就雇用了40多个工人，装备了皮带驱动车床2台、立式钻床1台，牛头刨床1台，翻砂设备化铁炉4座，配风箱4架。王和甫在技术上得到了王大洪的支持，他是上海同济医工学堂的工科毕业生。1915年，范容光也雇用了来自上海的技工，建立了翻砂厂并附设修理房，为自己和其他公司的机车提供服务。与此同时，褚雅三在大坟堡建厂，吴茂常在洞口井开办了一家修配厂。 (77) 到1930年代，自贡已有数家大大小小的五金店和机器修配厂，还有约28家铸造厂，盐场可以为自己的绝大多数设备提供服务。 (78) 这一时期获得的技能为当时自贡机械制造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新技术增加了自贡对于国内和外国市场的依赖。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由于日本的占领，阻碍了自贡与东部沿海的联系，此前自贡的蒸汽锅炉一直从上海和汉阳进口。大仄子井的出现也令钢丝绳和镔铁卤筒分别取代了以前从井中提升卤水的竹篾绳索和竹卤筒。 (79) 铁桶似乎是国内生产的，利用了荣县丰富的铁矿资源，但钢丝绳则从国外进口。这些物资的最早供应商是聚兴诚银行的外国贸易部。1915年前后，周恒顺——它的汉阳工厂提供了大多数早期自贡使用的机车，在自流井成立了一个营业部门销售配件，钢丝绳和金属工具。1919年，杨笃行开办了他的康五金号经营同样的业务，随后又有了李敬才的述善公司、颜心畬的佛缘成号。 (80) 安装钢丝绳令自贡第一次对外国市场有了依赖。聚兴诚银行最早出售的钢丝绳来自德国，而后来的公司则从英国和美国进口。对于坐落在上海的外贸公司的依赖，制约了本土公司对于设备质量和数量的控制能力。这也加深了自贡制造商应对四川货币与东部通商口岸货币间多变的汇率的脆弱性。
机械化技术的引入也极大改变了自贡与其腹地间的关系。我们将在第十章中看到，盐场使用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从以自贡为中心、半径数百英里的范围内购买的。附近州县供应井、灶所需的竹、木、桐油和牲口。四川的农村和横跨贵州的边界地区，专门饲养供盐井使用的牛只。在四川农村及周围省份的未充分就业的人，许多受雇于盐场或是在为盐业服务的运输和手工业中就业。盐场对周围经济的嵌入，渗透效应以及它给旧式盐场精英带来的种种有利条件，在20世纪都消失了。
钢丝绳和镔铁卤筒的引入，对于服务于盐井的竹业是一个沉重打击。 (81) 有人估计，在1920年代，一年购买的竹子数目比以前减少了一万多根。 (82) 尽管没有在镔铁卤筒使用之前盐场使用竹子数目的材料，但我们知道，一个竹卤筒一般需要10根斑竹和20根楠竹。如果假定1916年每眼在产的盐井每年更换竹卤筒，那么自贡一年仅为制造竹卤筒就要购买15000根竹子。事实上，事故和竹卤筒破裂意味着每年更换不止一次。《四川盐政史》记载，1932年自贡仅输入楠竹4368根，且没有提到斑竹。我们可以将此与同时代的犍为用竹进行比较，那里仍然购买了11000根斑竹、11000根楠竹，用于制造竹笕和竹篾。竹子继续在富荣盐场起着一定的作用，用于建造和维修竹笕，还有少量竹子用于汲卤。 (83) 而且，一些自贡的竹商，最有名的是王德三和黄纯武，都已经开始在大仄子井及盐业其他方面进行多样性投资。对于竹林的种植者、将竹子运往自贡的运输者、在盐场制作卤筒和篾索的熟练工人，以及利用不能在盐井使用的竹子边脚料制作手工艺品的小手艺人来说，他们找到其他工作的机会微乎其微。
那些在大仄子井、机车和盐灶投资巨大的有钱商人所获利润上升，但机械化给那些从前依盐业为生的大部分人，带来的却是失业和津贴收入的丧失。遭受最沉重打击的，是那些投资或受雇于黄卤井、黑卤井的人，尤其是在贡井。1890年代，为满足自流井井火灶的需要，人们巨额投资锉办黑卤井。而在20世纪初，当盐岩井的供应超出盐灶的煎盐能力时，这些盐井纷纷倒闭。 (84) 世纪之交在贡井所开凿的87眼盐井中，至少有46眼在1910—1930年关张，大部分是由对于贡井卤水需求减少所致。 (85) 据林耀伦记述，1940年代仍然生产的黑卤井已降至不超过20眼，黄卤井几乎没有了。 (86) 1914年的《富顺县志》也显示出了与1911年相比盐井总数上的减少。 (87)
到世纪之交，19世纪大的盐商家族业已开始从食盐营销中抽身，这是清末对在边岸和湖北济岸销售食盐加征新的赋税和附加税的结果。自流井丰富盐卤资源的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贡井盐卤需求的下降，对于竹笕业也是沉重的打击。从贡井到自流井的十大笕中，六个彻底遭到毁坏，四个被拆除，移至自流井，以向天然气产量高的地区运输盐岩卤水。为应对日益下降的生产效率，一些笕商试图将以前他们高度竞争的生意进行合并。第一个尝试竹笕合并的是王和甫，他的源昌新笕与胡铁华的同新笕以源新笕的名字进行合并。不久李允之效仿他们的做法，他的一福笕与高云从和范容光拥有的全福笕合并。 (88)
在以上这些事例中，笕本身不是合并的主要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在它的名义下进行生产的卤井和盐灶。大多数合并为的是确保煎锅。李四友堂的卿云笕是最明显的例子。到1920年代，该笕自身拥有的火圈较少。通过将笕移至自流井，利用盐岩市场的有利条件，它能够吸引一些无笕的盐灶在大生笕的名义下进行合并。尽管有这些措施以适应变化的环境，大多数笕户在1920和1930年代越发难以应对盐卤供应的过剩，以及独立的盐灶合伙日益壮大的势力。到1920年代中期，在自流井仅有六条竹笕，大多数属于新来富荣盐场的投资者。许多依赖旧有竹笕的盐井，也发现它们的市场遭切断而被迫关张。这对于老牌盐业巨富的影响，将在第九章做进一步的考察。
在机械化汲卤为新一代投资者——他们中许多都是新来富荣盐场的——提供了一个进入盐场的途径的同时，它也为所有的当地人带来了好处。机械化汲卤使得自贡牛只数量锐减，自贡长期遭受污染的水供应即刻有了改善。它也为盐场带来了稳定的生产机制，因为机车不受天气变化，也不受疾病的影响。然而，机械动力取代了畜力，对于那些不直接从事盐业生产的人也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向盐场供应牛只的山区遭受的打击最为沉重。此外，对于身为牛贩子的农民来说，也失去了一种补贴性收入，尽管其中许多人可以受雇成为运输工人或是推销其他物品。专门生产喂牛主粮胡豆的四川南部地区，其市场也在萎缩，那些部分收入依赖向盐井提供草料的当地农民的情况也是如此。
盐场雇用也受这些生产方式变化的影响。低产盐井的关闭，管理和照料牛只工作的取消，改变了自贡雇用结构。据1930年自流井土地使用情况的调查，仅有6%的人口直接受雇于盐业生产，大多数工人从事盐业的服务行业。尽管盐岩卤导致了盐井数目的减少，但盐岩井的雇用人数众多，每井多达60人，而每眼黑岩井最多只有30名工人。 (89) 许多以前在井上汲卤的非熟练工人，现在都被技工和能够操作蒸汽机车的熟练工人取代，后两种人许多来自外省。 (90) 一些非熟练工人负责新的任务——向盐井渡水，这种工作的唯一要求就是有蛮力。一位上了年岁的原久大公司——这是中日战争期间在自贡建立的一家大型盐业联合企业——的挑水工人讲述，这些大的盐岩井对非熟练工人需求的唯一条件是：一手老茧，能负重300斤而气不大喘、脸不变色。 (91) 随着盐岩井的生产力上升，极少量的盐井就可以满足对于川盐的需求，因此甚至是技术极精湛者也不能保证就业。然而，机械化对于笕和灶的就业结构鲜有影响，它们的生产技术19世纪中期以来就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自贡众多劳动力因技术进步而付出的代价，在政治处处干预、川盐市场崩溃的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感受最为强烈。传统的劳工联合组织和现代的政治团体，在一个日益不稳定的经济中为工人申张权益，而食盐生产商也为了争夺所剩余市场的一席之地而互相倾轧。清朝的覆亡，民国初期的衰弱，一系列军阀掌控四川，这些都重新建构了自贡商人与国家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商会、同业公会、短期存在的地方议事会等新的组织，为地方权力创建了新的舞台，为商业利益的表达创建了新的平台。它们与我们刚刚考察过的生产上的转型汇流，预示着富荣盐场所进行的另一种商业方式的变革。
(1) 曼因（笔名）：《自流井》，成都，1944年。
(2) 李柏斋在盐场的影响甚小，他最早开凿盐岩井，但未能得到自流井官运局销售引盐的许可。据记载，只是经他与官运局有关系的属下的斡旋，才给予了他的盐灶优先售盐的权利。见罗筱元《富荣官运局的弊害》，59—60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84年。
(3) 黄植青、聂无放：《自贡盐场发展片断》，256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6—10辑，1982年。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8页，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4辑，1982年；杨筱舫：《自贡盐岩的发现》，154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2年。
(4) 马宗瑶、聂成勋：《自流井大坟堡岩盐体开发状态及开采历史解析》，37页，载《井盐史通讯》1983年第1期。
(5) 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5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6—10辑，1982年。
(6) 黄植青、聂无放：《自贡盐场发展片断》，255—256页。
(7) 马宗瑶、聂成勋：《自流井大坟堡岩盐体开发状态及开采历史解析》，37页。
(8) 同上文，36页。
(9) 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3页。
(10) 同上文，6页。
(11)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10，节1，页69b，四川盐政室印辑处印行，1932年。
(12) 见第二章。
(13) 黄植青、聂无放：《自贡盐场发展片断》，256页。
(14) 同上文；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33—34页。
(15) 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34页。
(16)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史》，5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8页。
(17) 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8页。
(18) 挑是水、米等物的一种标准计量单位，指搬运者肩上扁担两端的桶、筐内商品的容积。
(19)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2，篇2，章10，节1，页69b。
(20) 马宗瑶、聂成勋：《自流井大坟堡岩盐体开发状态及开采历史解析》，37页；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23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21) 到1910年代，从位于金龟山的积荣、神涌井渡水，可供37眼井汲卤。见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7页。
(22) 黄植青、聂无放：《自贡盐场发展片断》，256—257页。
(23) 同上文，257页。
(24) 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7页。
(25) 林振翰：《川盐纪要》，24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
(26)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9，节1，页59b。这一数字被称为平均产额。同书另一处给出平均产额的数字要低些，该数字与这里给出的数字及别处纳税的数字不相吻合。同上书，卷2，篇2，章3，节3，页44b—45a。
(27) 林振翰：《川盐纪要》，208页。
(28) 同上书，226—228页。当机车汲卤早在1905年就被引入并且特别适用于盐岩井时，许多盐岩井不大可能仍由牛或骡推汲，见后面的讨论。
(29) 此种叙事的撮要，见费维恺《中国的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私人对于新的和创新性的投资缺乏回应，对此的解释包括：不愿冒险，有其他出借金钱的途径，缺少长期投资的传统，担心官员盘剥，限制性的行会，以及对非亲或非本地人的不信任。
(30) 确实，科兰斯基在关于世界盐业史的通俗讲述中指出，18、19世纪之交，在现在西弗吉尼亚卡诺瓦的食盐工厂，一家食盐开采者发明了一种冲击凿井方法，并且使用底部带有活塞的汲桶，这与中国中古时期发明的方法类似。见马克·科兰斯基《盐：一部世界史》，250页，纽约：沃克出版社，2002年。
(31) 霍柏森：《重庆海关1891年调查报告》，192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62年。
(32)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2，篇2，章5，节3，页90b—91a。
(33) 《川盐纪要》提到了首次且不成功地尝试机械汲卤这一令人心酸的往事。尽管没有提到欧阳显荣的名字，但该倡导人与重庆有关系。由于机车动力不足导致失败，以及随后井户的犹豫这一事实既与欧阳显荣开创性的活动也与其他材料的记述相符。林振翰：《川盐纪要》，235页。欧阳显荣在1941年写给川康盐务管理局的信中记述了他在引进蒸汽动力机车中的作用。当时欧阳显荣已80多岁，身体虚弱，请求政府承认他对于盐场技术的贡献，向他提供帮助。书信得到采信，给了他2000元，他作为富荣使用蒸汽动力的先锋得到了国家的认可。自贡档案馆3-5-745，44—48。也见周启圣《对〈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一文的探讨》，265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6—10辑，1982年。杨笃行：《自贡盐岩层的发现》，137页。杨笃行本人是富荣盐场蒸汽机车的投资者。
(34) 对于汉口作为长江口岸和外贸中心的探讨，见罗威廉《汉口：一座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年。
(35) 自贡档案馆3-5-745，44—48。欧阳显荣声称，他的公司归一个有着国外博士学位的失业者所有。这个人不大可能拥有博士学位。在19世纪末，对于极少数在国外接受技术培训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回国后发现他们的技术用途不大。
(36) 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137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2年。
(37) 有些记述认为早在1897年就进行了最初的实验。可见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8页。然而，钟长永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证据是1935年对湖北工业所做的调查，它记载周恒顺厂建于1900年，这是在声称制造富荣运作第一台蒸汽机车的3年之后。此论断令人信服。见钟长永《富荣盐场的机车汲卤》，43页注7，载《井盐史通讯》第8期，1981年。
(38) 自贡档案馆3-5-745；44—48。
(39) 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138页。
(40) 自贡档案馆3-5-745；44—48。
(41) 同上资料。钟长永：《富荣盐场的机车汲卤》，39页。
(42) 自贡档案馆3-5-745；44—48。周启圣：《对〈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一文的探讨》，267页。
(43) 经济史家依然在争论市场需求对发明的刺激作用。支持需求驱动理论的经典研究包括：戴维·S.兰第斯：《摆脱束缚的普罗米修斯：西欧自1750年迄今的技术变革和工业发展》，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69年；雅各布·施莫克尔：《发明与经济成长》，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6年；肯尼思·L.索科洛夫：《美国工业革命初的发明创造：来自1790—1846年的专利记录的证据》，载《经济史学刊》，第48卷第4期（1988年），813—850页。富荣场引进机车汲卤似乎既有市场需求又有内森·罗林贝格所说的相互依存的原因。首先，我们可以在发展机车汲卤以利用溶解开采更大的生产潜能看出这一点。在本章的后面部分，我们看到在发展大仄子井以及同时设计更强劲的机车，以利用它们的更大输出功率时，同样的过程在起作用。见内森·罗林贝格《技术论》，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年；内森·罗林贝格《1840—1910年机械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载《经济史学刊》，第23卷第4期（1963年），414—443页。
(44) 《川盐纪要》出版于1919年，将董镜莹的购置时间定为1913年。见林振翰《川盐纪要》，225页。《四川盐政史》出版于1932年，它给出的时间是1915年。见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2，篇2，章5，节3，页90a。这一时间上的分歧可能在于机车购买和投入生产的时间不同。
(45)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2，篇2，章5，节3，页90a。
(46) 杨笃行等：《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138页；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8—9页。
(47) 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9页；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钟长永：《富荣盐场的机车汲卤》，40页。
(48) 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9页；杨筱舫：《自贡盐岩的发现》，139页。
(49) 林振翰：《川盐纪要》，225—226页。
(50) Reinderpest，即牛瘟，是“一种影响牛的高度传染性疾病，特点是首发症状为眼、鼻和口、肺感染，此后发热，接着停止反刍、便秘、腹泄、肺气肿，直至死亡”。《简明牛津词典》，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
(51) 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140页。很难计算机车和畜力的相对成本，因为我们不知道一台机车的使用寿命（牛只一般在盐井劳作不超过10年）或是饲料和煤的相对成本。各井间产量不同，但《川盐纪要》估计一台蒸汽机车可抵约200头牛或骡。林振翰：《川盐纪要》，229页。
(52) 林振翰：《川盐纪要》，229页。这些事故，每起都死伤数人，似乎由于工人错误操作——很显然是在初期——或维护机器没有经验造成的。
(53) 同上书，226页。
(54) 1916年至1917年，每担卤水售价0.6两。依此计算，一眼日产130担卤水的盐井（大多数盐岩井出产超过此数）一月得银约2340两。据赖明钦等的记述，除去煤、伙食和工资，一月净利润仍有2000两。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34页。据《四川盐政史》，1932年所有盐岩井都是机车汲卤，只有黄卤井和低产井仍使用畜力。见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2，篇2，章5，节3，页90a。
(55) 例如仲兴祥拥有自己的翻砂厂和机械修理厂。蒲月生：《自贡盐商罗华垓》，75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989年。钟长永在《富荣盐场的机车汲卤》42页指出，1915年范容光建了一个翻砂厂，褚雅三在大坟堡建起一个修配厂。钟长永痛惜未能将自流井和贡井发展成为中国的钢铁产业中心。不过，到1945年，该盐场确实有了一座小型的钢铁厂和20家翻砂厂，制造机器配件。
(56)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2，篇2，章5，节3，页90a。
(57) 钟长永：《富荣盐场的机车汲卤》，42页。
(58) 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138页。
(59) 这种安排类型最有名的事例，是与王和甫和范容光有联系的投资者所拥有的盐井。
(60) 我对于包推的讨论，源自《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一书编者所提供的未出版材料，以及他们收集刊印的契约。
(61) 蒲月生：《自贡盐商熊佐舟事略》，4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1987年；王柔德、钟朗华：《罗筱元四十年的盐业经营及其晚年事略》，77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5年；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149—151页。
(62) 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150页；自贡市档案馆、北京经济学院、四川大学合编：《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17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63) 厂房建设及所有权与实际使用该厂进行生产的企业的分离，对于中国商业管理并非前所未闻。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发生在纺织业，一个投资集团会建造一座缫丝厂，而另一个集团则租用它生产棉纱。见林达·贝尔《从买办到县大亨：吴锡县丝绸县的中产阶级实践》（中国地方精英与统治模式研讨会论文，班夫，1987年），30页；罗伯特·恩格《中国的经济资本主义：丝绸生产与出口，1861—1932》（伯克莱：中国研究中心，1986年），71页。
(64) 《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483号。
(65) 同上书，契约第509号。也见契约第482—518号。
(66) 内森·罗林贝格：《技术论》；内森·罗林贝格：《1840—1910年机械制造业的技术进步》。
(67) 对于这些事件发生时间的记载颇有歧异。罗筱元将它们置于1917年，赖明钦是1918年，杨笃行则是1916年。见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84页，1981年；赖明钦《盐岩井发展概况》，11页；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140页。这三人都是在所讨论的这段时期内受雇于富荣盐场的。
(68) 这些盐井现在归类为中口井，因1950年以后盐井口的直径是过去小仄子井口的三倍。清朝时的大仄子井约3.9—4.5英寸。1920年至1957年平均开口是6.8—7.8英寸。现在一些井开口宽达11.6英寸。马宗瑶、聂成勋：《自流井大坟堡岩盐体开发状态及开采历史解析》，40页。
(69) 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142页。
(70) 熊佐舟，20世纪初成为了商人圈最重要的成员之一，早期部分是通过从上海进口钢绳发财致富的。见蒲月生《自贡盐商熊佐舟事略》，4页。
(71) 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11—12页。
(72) 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140页。
(73)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2，篇2，章5，节3，页90b）记载，到1931年，犍为有四台卧炉机车和一台站炉机车。也见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140—141页。
(74)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2，篇2，章5，节3，页90a—b。
(75) 马宗瑶、聂成勋：《自流井大坟堡岩盐体开发状态及开采历史解析》，37—38页。
(76) 一个有意思的比较是，美国南部的纺织业在美国内战结束后开始扩张，在很长时间内依赖于北方工厂的技术和技工。见贝丝·贝亚蒂《南方的洛厄尔：北方对于十九世纪北卡罗来纳纺织业的影响》，37—62页，载《南方史学刊》，第53卷第1期，1987年。
(77) 自贡市机械电子工业管理局编：《自贡市机械工业志》，63页，自贡市地方志丛书之二十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杨筱舫：《自贡盐岩的发现》，145页。同济建于1907年，是一所医校，1912年添设了工科。
(78) 钟长永：《富荣盐场的机车汲卤》，42页。
(79) 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7页。
(80) 杨笃行等：《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145—146页；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38页。
(81)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10，节6，页81a。
(82) 黄纯武等：《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竹业》，69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63年。
(83) 即便是镔铁卤桶也要安三节楠竹。同上文。
(84) 黄植青：《自贡盐场发展片断》，244页；吉润卿：《贡井盐场发展一瞥》，189—190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64年。吉润卿1909—1936年在贡井盐场工作。
(85) 吉润卿：《贡井盐场发展一瞥》，192—207页。这些井中至少有八眼是李四友堂的财产，其他的可能属于李家的一些家庭所有。所开列的盐井据说只有一眼属于王三畏堂，它在贡井的投资要远远少于李四友堂。这些井有四眼与胡慎怡堂有关系。
(86) 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8页。
(87)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1840—1949）》第3卷，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88) 罗筱元、姜相臣：《自贡盐场的枧商》，144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1983年。
(89) 张树植：《自流井土地利用之调查》，载萧铮编《民国二十年成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28927—28948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38年。
(90) 同上书，29056页。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盐井多数的熟练修理工来自江苏和浙江。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2，篇2，章5，节3，页90a。
(91) 张学君：《辛亥革命与自贡盐业》，16页，载《井盐史通讯》第11期，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