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与企业史
自贡对于理解中国的工业史很重要，它对于世界范围内早期工业发展及组织的一般性考察来说，也同样具有价值。自贡商人所面临的问题和他们所做出的选择，将会被经济史家所熟悉。19世纪之前，世界上的大多数商人、匠人都是在一个低固定成本经济内部运作的，诚如朗格卢瓦所指出的，“营利不依赖于有形资产的占有权，而在于专业知识的掌握及运用的能力” (3) 。产品在小作坊中加工，由携带各种各样产品并穿梭往来于极其分散的市场间的商人售卖。在19世纪，西欧和美国的部分地区市场发展，这反过来使得大规模制造工艺的引入成为可能。在美国，产业的这种发展，导致了国内市场的扩张。另外，它也是海外贸易扩张的结果。无论原因是什么，市场规模的这一变化，使得向资本更集约的生产以及生产过程一体化转变成为可能。工厂生产的引进，意味着更高成本的机器以及更大规模的工资和原料的安排，这要求金融业务要有新的办法。
19世纪初自贡引人注目的扩张，以及它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同样急速的衰落，首先是市场扩张及后来萎缩的产物。就此而言，正是国家管理盐业市场的地区分配政策，使得投资开凿深井技术成为可能，并刺激这些技术的改进，大幅度地提高卤水和天然气的供应。这一市场的膨胀，不是运输或其他有利于市场整合和信息流动的因素得以改进所造成的，这一点在后来变得很重要。然而，在19世纪初，自贡食盐生产商发现他们所面对的形势，与世界各地纺织、酿酒、矿山等制造商所面对的一样，都看到了不断扩张的市场所带来的机会以及利用规模经济的可能性。
这些新的工业企业如何筹措资金，这要视各地的情况而定。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若固定资本的支出很低，企业家就可以依靠个人的和联合起来的所有人集资，并保留利润以求产业的发展。商人借款也在提供短期和长期信贷方面发挥着作用。 (4) 在银行起着重要的资本积累作用的事例中，最常见的，不是银行作为一个不近人情的出借人，而是作为一个或多个因亲属关系而结成的金融—产业网络的参与者。内奥米·拉莫罗奥斯已论证了银行作为“内部出借人”，对于新英格兰早期纺织制造商的重要性。在19世纪，由著名的新英格兰家族成员创建的银行，成为银行主管们及其亲属商业风险事业的重要资金来源。与此同时，通过向普通大众公开银行股份的购买，这些金融—产业网络扩大了用于产业发展的金钱募集。 (5)
在自贡，我们将会看到两种模式都在起作用。在四川，最富有的商人是那些控制着食盐批发市场者。因此，自贡一些最早凿办深井的人，吸收来自主导着食盐批发市场的陕西大商户的资金就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企业家们利用其他已有的种种做法以取得前所未有的资本投资水平。第二章细致考察了利用亲属组织以及自贡当地股份市场的发展，将众多地方和区域的、未充分利用的家族资金联合起来。在新英格兰的事例中，银行在资金的联合中起着媒介作用，而在自贡，亲属关系网络直接充当了资金的募集者，同时，专门的中间人促成了不归亲属所有或管理的资金的联合。在这两种情况下，资金积累的基本形式，是以契约为基础的无限责任股份公司。
股份公司在自贡的形成，在基本做法上，与由19世纪初西方工业家创建企业的股份公司相比，既类似也有不同。与后者一样，他们开始是签约的合伙关系，其中投资人以所贡献的资本基金比例，分享利润，承担损失。自贡个案中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股份的商品化，允许井、灶开发商进行股份交易以延长企业的寿命——超出了最初投资者的财务或生命的持续时间。购买和出售股份，也赋予了企业对于生产性投入的控制，这与直接购买生产性资产相比，更具灵活性。
在中国自贡等地，政府没有为商业组织制定游戏规则，这一点令人惊讶。自贡商人不得不在赋税和市场问题上与国家进行斗争，但他们享有一个无管制的环境，可以利用契约来打造他们的生意，并通过一套简单的自我约束规则来管理他们的行为，而这在法庭上是予以承认的。这里与新英格兰不同，在合伙制规模或资本化问题上没有限制，国家也不干涉劳资间的关系，股权完全通过契约进行管束。当出现规模经济以及合作机会时，自贡商人利用扩大了的亲属集团自然拥有合并而来的资产，以组织生产单位，并确保它们在缔造者这一代人之后还能长久存在。
清朝时，国家对于管理经济没有什么兴趣，这被证明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中国商业，包括自贡在内，任由其自我管理。尽管对于类似活动的描述，有着大量不同的术语，但中华文化的相对同质性和高度流动的商人和官僚阶层，似乎造成了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都有着相似的商业活动。另一方面，缺少解决商业活动争执的司法机关以及更好地为商业活动服务的法律文件，因此商业活动上升不到法律的层面，所有商人共同面对的种种问题也从未通过政府行动得以解决。结果，直到1904年，中国商业的运作，都是在没有有限责任的法律或通过破产法作为一种解决商业债务手段的情况下进行的。
高固定资本不是现代工业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的唯一特点。在19世纪后半叶，许多生产商开始向下游发展，与营销一体化；而在一些事例中则向上游发展，与原材料供应一体化。学者们对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意见不一。威廉森赞同科斯的看法，认为这种一体化的发生是为了克服由不完全且常常是不对称信息所带来的交易成本。 (6) 而由阿尔弗雷德·钱德勒所描述的美孚石油等场景，对自贡企业的演进提供了最有用的分析框架。钱德勒强调新技术的发展，这反过来使高生产能力成为可能。 (7) 就美国的情况而言，在运输和制造业上的创新造就了新的商业环境。正如朗格卢瓦提醒我们的，事实上最早的是市场革命，“扫除了地理上的障碍并促成了国内市场的一体化” (8) 。在美国等地，正是市场的膨胀，鼓励了在新技术上投资，因此可能实现前所未有的产量水平。当高生产能力的生产商寻求控制供应和营销，以求最好地利用他们的资金投资时，这就导致了一体化的形成。
在自贡，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不久，高产盐卤井的开发以及与此同时认识到了当地潜在的天然气储量，为川盐开辟了市场。拥有足够资金的投资者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典型的高生产能力生产商，他们拥有的市场潜力无限。当时没有储存天然气的技术，这刺激了人们将卤水源源不断地输往盐灶。企业首先将卤井、气井和煎盐的盐灶合并在一起。拥有卤水、但天然气不够用的企业利用市场，通过长期的合约及购买气井的股份，确保天然气的供应。一些企业通过投资土地饲养推卤的牛只，并通过发展网络，以确保得到关键性的投入物质，如竹、木和篾索，进一步拓展了它们的上游产业。最大的企业也拓展它们的下游产业，创设自己的营销部门，后来还投资建造卤笕，这二者都赋予了它们对于小生产的优势地位。因各方面条件具备，许多自贡的盐灶昼夜开工。
一体化要求管理上要有变化。不是所有企业都经历了钱德勒所认为的美国工业巨头能够成功的那种管理专业化，一体化企业内部处处要协调被纳入的不同功能，导致了企业内部各部门的专业化和组织上的层级制。一体化也造成了要引进管理人员队伍，这些人既不是股东也不是股东的亲属。 (9) 在自贡，我们可以从以家族为基础的大企业所采用的层级管理结构，以及在非家族合伙关系（我们有零碎的材料）内管理实践的类似转型的种种表现中，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管理培训的专业化滞后于管理组织的发展。管理技能继续通过学徒（在一个人最终工作的企业则不一定需要）和在工作中获得，许多管理人员在一家企业内部不断晋级。然而，合伙协议和账簿表明，人们日益认识到了对于那些不是企业活动积极参与者的股东的管理的责任。
尽管一体化解释了利用深井技术优势的第一代食盐生产商的成功，但自贡商人的故事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就这点而论，它可以回答20世纪末大的一体化工业企业衰落所引发的种种问题。由内奥米·R.拉莫罗奥斯、丹尼尔·M.G.拉夫、彼得·特曼所提供的企业批评理论在这方面是有用的。 (10) 他们并不将工业一体化视为一种必然，而是开列了沿着从以市场为导向的合作到以层级为导向（也就是一体化的）合作的连续统一体中，各种组织形式各自的优势与弊端。这几位学者主张，这一连续统一体中某一企业结构的选择，要视因时而变的许多因素而定。他们认为，大的一体化企业并不再拥有曾经有过的高效。朗格卢瓦虽然依然坚持着钱德勒的基本框架，但他有着与上述类似的主张，认为一体化的结果之一，是发展了以后可以从事多种经营的能力，而这最终导致了20世纪末许多企业的分崩离析。 (11)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自贡盐场的历史，强调了企业多价理论（multivalent theory）的重要。如果我们假定所选择的企业组织，主要是建立在努力降低风险的基础上，那么一体化大型盐业联合企业为生产商提供了缓冲，防止供应的突然中断，以妨碍全天、整月不间歇的自贡燃气盐灶的生产计划。只要他们能生产，批发商就能够在北至湖广南到云贵、不断扩张的川盐销售地界中找到市场。即便提高了盐税、政府接管了营销，在19世纪结束之前也没有造成产业组织的结构性变化。
20世纪初，应用溶解开采方法，开掘新近发现的盐岩储藏，这创造了新的规模经济，改变了卤与气的所有人之间的均势。随着卤水创记录的低价，低产卤井纷纷关张，上游供应产业的重要性下降。同时，盐场引入蒸汽机车，允许新的投资者——这些盐井开发领域的后来者们，挺进该产业，因为他们控制资本，熟悉机械工程，并与汉口和上海的机车制造商有联系。
对商业组织影响最大的，可能是20世纪不断变动的政治环境。清朝覆亡及继之而起的一系列不稳定的军事政权，增添了在其间运作的自贡盐业的不确定性。盐业管理变动频繁，更是雪上加霜。到1920年代，军阀间夺争盐业收入造成了自贡盐业法定市场的急速萎缩，而盐税却迅猛增加。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自贡盐业企业的瓦解，造成了投资组合的多样化，并凸显了商业行为中网络的日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