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与自贡自治

到1911年初，几乎各个省的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都对清朝统治表示不满。该年10月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起义，尽管当时反清情绪还处于初始阶段，且本质上不是一场革命运动，但此种情绪极为强烈，致使断断续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大厦”坍塌。在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清朝最终崩溃的最直接原因是反对将中国刚刚发展起来的铁路国有化的运动。在四川，保路运动势头强劲，在省会引发大规模骚乱，政府请求调湖北新军来平定成都的动乱。然而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在四川由于国家盐业管理的困境所引发的反政府情绪的高涨程度。被认为是有利于富荣和犍为等更高生产效率盐场的政策，将小规模盐场驱出了市场，这些盐场长期以来成为了煽动反清的中心以及白莲教、义和团招募成员的所在。 (1) 清末四川盐税管理和分配政策，也将这种不满扩大到了整个商人圈。1903年，当官运商销的做法从边岸扩大至四川计岸时，加剧了这种不满情绪。正如阿谢德所说：“到1911年，盐业管理不受欢迎程度仅次于铁路的国有化。” (2)

研究近代中国的学者发现，要衡量清朝最后一些年份地方精英的政治态度极为困难。地方各界的领袖们，作为一个集团，似乎直到1911年的最后日子里才转向，从而反对清政府，当时人们已经很明白，变化发生了，并且要从中找到一条权宜的出路。 (3) 自贡的精英们也不例外。尽管他们对于政府的盐务政策不满，在川汉铁路被国有化时，一些人在铁路股份上有经济损失，但没有材料表明他们在1911年年底之前参加了革命性的政治活动。仅有一小部分当地人似乎参与了成立保路同志会，或是它的军事组织——同志军。 (4) 尽管一些地方拥有功名者同情革命，但张筱坡是唯一有证据表明参加了同盟会的重要商人精英。 (5) 胡铁华在北京的经历，使他与梁启超等改革者有联系。革命运动成员与哥老会成员间的合作，表明其他与秘密社会有关系的盐场精英们可能也支持过推翻清朝的行动。然而，直到驻扎在荣县的同志军冲向贡井要推翻清朝在此的统治时，盐场才正式地被拉入到革命中来。

荣县的革命者在1911年9月底宣布独立。 (6) 不久，他们宣布组建自己的军队，在富荣盐场周边的川南各州县表现活跃。据此次革命参加者的记述，该军队与贡井当地精英成员取得了联系，包括至少我们知道的这时已拥有众多黑卤井的黄玉书。 (7) 然而，直到11月初，他们才向自贡发动第一次进攻。清朝在自流井和贡井驻扎有大量军队，包括团练、州县军队和官运局辖下的治安力量。反清力量与盐场政权的首度交锋，以起义失败告终。 (8) 然而，随着各省相继宣布独立，清朝控制军队和官僚的能力减退。到了该月底，自贡，像别的许多地方一样，没有了政府和维持治安的军队。愤怒的乌合之众和原先的清朝军人抢劫商铺、钱庄，全省各地抢劫盐政运库、仓库以及运输途中的食盐。所有的权力部门都不复存在，那些留下处理地方事务的人，肆意抢夺政府储备的食盐厘金，而商人也发现他们不用支付所欠的厘金。盐商面对的是打劫者和在他们中间随时掌握权力的集团的盘剥。 (9) 甚至是清朝覆亡前革命动荡所产生的重负，也要食盐产业偿付多年。正如张习在1912年所说：年老的商人无一日不在盐政官署哭诉他们内心的苦楚。 (10)

对于自贡商业圈来说，清朝的覆亡，显然意味着日益上涨的盐税和严厉营销政策的终结，他们有了自我管理的机会。林悦葱等忆述者所给出的事件发生时间有时不可信，但他们都肯定，待清朝的县丞逃走，地方精英最早的要求之一，就是撤销官运局，成立议事机构。 (11) 在清朝的最后几年，自治机构得到国家承认，旨在通过动员精英参与治理，是加强国家宪政改革过程的一部分。组建议事机构，它的成员基本限制为身有功名的当地人，这样，国家认可的县和省两级的一些精英，在地方事务的集体管理上有了一些历练，尽管严格限制在帝国的官僚统治之内。 (12) 组建这样机构的特权，还没有扩大到自流井等在清朝的官僚组织内部没有地位的地方。 (13) 另外，富荣盐场的地界也分属两县管辖。然而，当清朝统治一撤出盐场，一些身拥功名者和商人精英，就参与组建了一个自治机构，他们显然是要恢复作为统一的政治实体的秩序和市民统治。

创建自贡临时议事会的过程中没有争吵，这说明即便是到了民国成立的前夕，人们在谁代表盐场精英利益的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林悦葱等人回忆，率先占领自贡的革命军队的一名参谋，建议召开盐场领导层的会议，以宣布独立。在井神庙召开的这次会议之后，王和甫在他的宝兴隆盐号宴请与会者，席间第一次提出了临时议事会的想法。 (14) 临时议事会于1911年12月30日成立。

议事会由20位贡井议员和40位自流井议员组成，这一构成反映了盐场这两个部分的人口和富裕程度的差异。代表中，我们能确认有19—22人是清朝的生员，至少两人拥有举人以上的功名。另有八人曾在日本或中国的新式学堂学习过。 (15) 尽管缺少成员的商业和教育情况的完备记录，难以测算商人与士人精英间的权力分配，但像王恩溥、王铁生、王作甘、王文琴、张筱坡、陈湘涛等盐商都在议事会中占有重要位置。这一新的临时议事会的构成，鲜活地反映了自贡精英们的情况。陈湘涛，议事会的首任议长，来自宜宾，可能是议事会中仅有的中过清朝进士的成员。然而，他的任命书中，包括的不止是他以前做过清朝地方官的经历，他也曾跻身自贡盐业。 (16) 副议长王恩溥，是有权势的王三畏堂成员，而他的同族，也是议事会成员的王作甘最近才从日本学成回国。至少还有其他两位成员，王余霖和王余淮，也与有权势的王家有关系。 (17) 1912年3月，临时议事会改为常设机构，王恩溥成为议长，另一位有权势的商人、来自贡井的刘景贤成为副议长。其余的成员基本保持不变。 (18)

议事会创始人所设立的组织机构，反映出他们意欲将自己建为富荣盐场所覆盖地界的一个综合性政府。12人的驻会委员指导全面工作。日常管理由三股和四科负责。它们与议事会有什么不同还不清楚。三股是审察股、文牍股、庶务股。四科是教育科、财政科、盐政科、交通科。另外，议事会选举产生地方行政机关、军事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19) 仅通过它的组织机构就能清楚地看出，盐业对于议事会工作的重要性，只要看一下各部门的领导层就可以证实这一点。据曾经接触议事会现存材料的林建宇说，王三畏堂的王文琴是盐政科的负责人，王和甫是财务科的负责人，交通科的副科长是生员、正在崛起的井灶企业家张筱坡。 (20)

自贡地方议事会，在它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发布了数百份公告，表明至少在纸面上，他们对于现代政府的作为有着成熟的理解。《川南自贡临时议事会第一月议事录》清楚地表明，议事会主要目标之一，是恢复公共秩序，鼓励继续开展商业活动。为此，它呼吁建立一支真正的民众武装以及一个由议事会领导的军事部门。议事会也呼吁恢复商业活动，认为这不但是一种促进盐场经济的手段，而且也是走出在革命浪潮中失业所造成的无序状态的一条途径。它降低了赋税，取消了各种陋规。与20世纪初中国许多地方的改革政府一样，自贡议事会也呼吁采取措施对于吸食鸦片、卖淫等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治理。为博得信任，它誓言公开财务，经费用于为公共谋福祉。 (21)

尽管自贡地方议事会在自贡公共事务中，代表了非官方声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但在它存在的不到两年时间内所取得的成就却很有限。各种军事力量走马灯似地进出盐场，以致难以保持公共秩序和文职治理。而且，在议事会存在的大部分时间内，它似乎陷入了一场斗争：要通过创建一个以自贡为中心的新县，来表明实质性的政治统一。创建这一“新和县”，存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从中可以透视议事会自身的政治。“新和”要合并相邻的四个县：富顺、荣县、威远、宜宾。这一提案上呈四川省临时议会和1913年初召开的有关各县代表参加的一次会议。5月，自贡议事会选举廖泽宽、刘景贤为议员，参加7月召开的省议会。就该问题，支持与反对的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游说。受影响的各县代表们反对失去地盘，尤其是带来高税收的土地。来自自贡以李敬才为首的激进反对建县的一派，反对这一新的行政单位将给王恩溥等商业对手所带来的权力。

最终，政治上谋求统一富荣盐场的计划失败。本来要组成新县的各地界保持原有的行政区划。从地方议事会中选出向省政府负责的一位文职行政长官。1914年年末，该行政长官和议事会被废除，再次在自流井和贡井设立县丞，分别隶属于各县政府。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