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政与盐业技术

在四川南部的自贡市，也就是富荣盐场的所在地，人们常常说起王朗云的故事，他是富裕的食盐生产商，抵制清廷（1644—1912）向川盐征税、控制川盐销售市场。一种说法是，作为该地区最有实力的商人之一，王朗云和一位地位相当的颜姓同伴，设法挫败了1863年向盐卤生产商和食盐煎烧商征收厘金的计划。 (1) 王朗云和颜氏的雇工们冲向一个新建的税收点，在深夜将它拆除。与此同时，颜氏急忙赶往省城去说服省里的官员，也可能是摆脱自己与此有干系的嫌疑。该故事有一引人的曲折情节：这些雇工中有一人酩酊大醉，在事发现场睡着了，这人身边有一根扁担，上面刻有颜姓盐灶的名字。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进行破坏的雇工们就会逃之夭夭。颜氏在成都极尽所能劝说官员的时候，王朗云被抓，但很快获释。根据有些说法，尽管王朗云对地方官员们不敬，但知县并不愿意关押他，因为他在太平天国时期捐助了大量金钱并在防卫地方上起过领导作用。 (2)

这一故事中，作为抗议对象的赋税从未征收过，这里所说的赋税及对它的反抗只是传奇素材而已。但是，自贡商人精英英勇行为的种种传说自有它的价值。对于王朗云故事的另一种解读是，它反映的是晚清盐业税收真实、剧烈的变动。1877年清廷打算建立一套盐业特许和官方运输即官运商销的制度，限制清初以来相对自由的川盐市场。新任四川总督丁宝桢的设想是，官运商销的改革，将四川所产全部食盐的一半以上卖给官府承运人，然后他们再将食盐卖给得到许可的销售商，这些人被准许购买川盐地界内的食盐。 (3)

对于像王朗云这样的商人，这一改革意味着，他们将损失整个生意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批发，还有就是在运输食盐时不能逃税。对于大的生产商来说，运输他们的自产食盐既可以打上自己的品牌，还可以培植与地方商贩的关系，控制零售市场。在上面所讲的故事中，据说，王朗云先行游说反对这些改革，最后才采取了暴力反抗。该故事还有一个生动曲折的说法，在下令众人打劫他家乡自流井官运局的同时，王朗云飞速前往成都。他日夜兼程，每十里就一换轿夫， (4) 两天两夜走了六天的路程，造成了事发当天他不在现场的假象。王朗云一开始就成功地转移了调查人员对于自己的注意，他向南逃到了贵州。四年后，在向朝廷输纳重金后，王朗云才返回四川，重新过上了国家最富有商人的生活。 (5)

这些莽撞的四川盐商的故事，可以在很多层面上予以解读。这首先是一个发生在以商业传统著称的地方的故事，这一商业传统使得一个中等的制盐市镇发展成为了中国一个了不起的、拥有人口和财富的非行政中心。王朗云和颜氏利用财富、狡黠以及政治影响逃脱了罪责，问心无愧，之后又以同样的手段恢复了名誉。然而，他们求诸暴力，这说明他们对国家模棱两可的感情，说明了他们通过合法手段以影响国家行动的能力是有限的。颜、王所雇进行抢劫的人员既是工人也是私人跟帮，这就提出了精英权力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还有工人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英勇行为——如果它们发生的话，是在中国最重要的近代早期制造业城镇之一的命运转折点上发生的。从清初到1870年代晚期，政治和地理的因素，共同给王朗云和他的富荣同乡们提供了一个对于企业家创业来说相对自由、免于国家严格管制的舞台。自贡地处偏远，经济事务少受官僚的干预，商人们能够利用中国东部省份的动荡不安。然而，在这一抢劫事件发生之时，国家日益强化了对四川盐业的干预，这一情况将改变这些精英的原本状态和他们的财富基础。当中国政府的财政压力日益增大时，自贡的盐业变成了国家取得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在本书结束之际，我们会看到，对于国库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并没有带来国家加大对于自贡基础设施的投入，自贡居民在国家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也没有增加。到了1930年代，地处偏远是自贡最大的不利条件，也是它的产业急速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在本章中，将考察晚清之前四川盐商生存的环境，这与别处盐商有着根本的不同，是自贡在早期工业企业比较研究中成为一个重要个案的原因所在。接着我们将转向在这一相对自由的市场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生产技术。当营销机会增多时，自贡商人开拓创新，常常进行风险投资，并利用丰富的商业的和亲属关系的传统习惯，去挖掘尚待开发的资源并组建合作商业组织。这一制度建设的过程将是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