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夕的自贡
轮流汲卤的做法，到1937年中国东部沦陷于日军之手之前一直实行着。开始约有40眼大、小仄子井加入。每眼井的设备和产量不一样，根据每眼井所做贡献，每月进行利润分配。在很短的时间内，15眼大仄子井由于盐井内壁薄弱或是卤水咸度降低而自动关张。之后不久，小仄子井也停止了汲卤。每月固定有45000元用于支持不生产的盐井，每眼井每月得到200—500元。最后实际上只有14眼大仄子井在生产。这些井被分为两组，轮流汲卤，一次两个月。多数盐井的投资者中，有我们前面考察过的汲卤商人精英的上层人物。 (148)
盐井持续性的衰退造成劳工动荡不安，这一问题一再发生。1929年一眼井的解雇纠纷引发了大坟堡工人的大罢工。与一年前的罢工不同，这次行动工人没有什么收获。川南警备司令部逮捕了21名工人代表，《国民公报》报道： (149)
刻各井虽已为武力强迫虽已复工，但罢工后离去之工人尚有多数未返井，前途未可乐观。至被捕工人代表二十一人，现尚拘禁于牛屎［氏］巷朱营长营部内。闻曾经严历［厉］拷问，有数人确系知识分子，并非工人云。现工人对被捕者，请求完全释放，不达目的不止。至于官方则主张严办，不知如何解决云。
该报在随后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工人与井户会谈后，工人同意只要盐场条件得到改善，就可以不增加工资。但此后，当伙食价格上升、雇主的利润下降时，盐场每年都有罢工行动。
抗日战争中止了自贡经济的衰退。到1937年富荣盐场只有170眼井开工生产，许多都是间歇性汲卤，生产大约15万吨卤水，而1925年仅大坟堡的产量就超过了20.2万吨。 (150) 一方面，日本侵略中国东部，这对于富荣食盐生产商的影响，和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太平天国对他们先辈的影响一样。到1939年7月，日本已占领了中国东部所有的主要产盐区，自贡因此成了保证中国其他地区民众不必“淡食”的地方。然而，与清朝的统治者不同——他们在19世纪的战争期间一直待在都城北京，国民党被迫撤离中国东部，将重庆作为新首都。富荣不仅成了日本占领区以外的中国地区的食盐供应地，而且也是地处附近、战时收入来源不多的国民政府的一个主要税收来源地。国家第一次成为盐场的主要投资者，其余的是从日本占领区逃逸出来的资本。为了更好地管理富荣盐场，它的两个组成部分在1939年最后合并，成立了自贡市。 (151) 尽管我们所研究的许多人都参加了1937年以后自贡的复兴，但他们的故事不再是自贡商人倡导的历史的组成部分了。它现在是朝着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组成部分，国家资本主义在自贡发生并继续在它的发展中占主导地位，这至少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
(*) 武昌起义始于1911年10月10日，标志着推翻中国帝制政府的革命的开始。（此注释为正文脚注，无编号。——译者）
(1) 阿谢德：《清末的省与政治：1898—1911年的四川总督》，36页，伦敦：柯曾出版社，1984年。
(2) 同上书，94页。
(3) 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
(4) 林悦葱：《自贡地方议事会的回忆》，1—3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2年。
(5) 同上文。林悦葱将自己描述成同情革命的清朝生员。但其他人并未提到林悦葱是商界的重要成员。
(6) 一些回忆文章和林建宇利用地方档案资料的研究提到了荣县革命军的早期布告。见林建宇《辛亥自贡地方商人与政府》，13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1991年。
(7) 林悦葱等：《辛亥革命在自贡》，2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81年。
(8) 林建宇：《辛亥自贡地方商人与政府》，13页。
(9) 林悦葱等：《辛亥革命在自贡》，6页；张习辑：《四川盐务报告书》，篇1，页1a—b，1912年。
(10) 张习辑：《四川盐务报告书》，篇1，页1b。
(11) 林悦葱等：《辛亥革命在自贡》，6页。
(12) 自治运动的概述，见罗杰·R.汤普森《1898—1911年中国立宪运动时期的地方咨议局》，剑桥：哈佛大学东亚委员会，1995年。
(13) 在富荣盐场设立县丞衙门，表明了盐场在税收上的重要性。清朝时，在一些非行政性的重要城市设立了类似的衙门。
(14) 这一故事出现在所有辛亥革命的记述中。可见林悦葱等《辛亥革命在自贡》，6页；张学君《辛亥革命与自贡盐业》，12页，载《井盐史通讯》第11期，1983年。
(15) 林悦葱：《自贡地方议事会的回忆》，168页。
(16) 张学君：《辛亥革命与自贡盐业》，12页。
(17) 林建宇：《辛亥自贡地方商人与政府》，9页。
(18) 林悦葱：《自贡地方议事会的回忆》，170页。
(19) 林建宇：《盐业资产阶级与自贡地方议事会：馆藏民初历史档案浅析》，4页，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自贡，1990年。林建宇：《辛亥自贡地方商人与政府》，8页。议事会提出的司法机构的建置，反映了在这一世纪头十年经由日本进入中国的德国模式所具有的吸引力。关于这一过程的讨论，见道格拉斯·雷诺兹《1898—1912年的中国：新政与日本》，182—184页，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年。
(20) 林建宇：《辛亥自贡地方商人与政府》，16页。
(21) 自贡市档案馆196，引自林建宇《盐业资产阶级与自贡地方议事会：馆藏民初历史档案浅析》，399—397页；吴天颖《因利聚人，因人成邑：从盐都自流井看工商业城市的形成及其特点》。
(22) 林悦葱：《自贡地方议事会的回忆》，169—170页；林建宇：《盐业资产阶级与自贡地方议事会：馆藏民初历史档案浅析》，5—7页；王仁远、陈然、曾凡英编著：《自贡城市史》，4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
(23) 林振翰：《川盐纪要》，446—45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
(24) 《钾盐说明书》，见上书，479—488页；《提倡兽类饲盐议》，见上书，500—506页。
(25)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1，篇1，章2，节1，页14a—16a，四川盐政室印辑处印行，1932年。阿谢德：《中国盐政的现代化：1900—1920》（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81页显示，与四川不同，其他盐区大多数保持着类似于清朝的制度。
(26)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1，篇1，章2，节1，页14a—15b。
(27) 林振翰：《川盐纪要》，530页。
(28)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10，篇7，章12，节2，页85a—86a。
(29) 同上书，卷1，篇1，章2，节2，页16a—19a。
(30) 对于这一问题的细致讨论，见阿谢德《中国盐政的现代化：1900—1920》，94—110页。
(31) 阿谢德：《四川的盐和军阀：1914—1922》，729—739页，载《近代亚洲研究》第24卷第4期，1990年。自贡市档案馆（1-1-164）有一份护国军川北警备司令部正式通告，告知稽核所，因袁世凯不再是中国的合法统治者，他们已宣布独立，现在欲接手四川的盐业收入。他们向稽核所保证，后者将只解缴用于偿还外债的部分，而保留所有的盐税“赢余”。
(32) 可见来自射蓬、仁寿、乐山、犍为、射洪、三台等13个盐场的请求。自贡市档案馆1-1-91。反对这一自由市场的理由与在清朝提出的一样：（1）小盐场会被挤压，无生意可做，将带来失业和骚乱；（2）不要求商人向边远地区供应食盐，那里的人民将承受食盐短缺之苦；（3）一个公开的市场更难以管理，更易于逃税。
(33)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1，篇1，章2，节2，页16a—19a。根据宋尚泽的研究，这些公司中的一些，事实上是不止一个投资集团的组合体，这使得公司的总数目达到25个。见宋尚泽《从辛亥至解放四川行盐九易旗帜》，74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1993年。
(34)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10，篇7，页110a—112a。
(35) 自贡市档案馆1-1-26。
(36) 见后面对信用紧缩的讨论。
(37)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1，篇1，章2，节2，页18b。
(38) 同上书，卷1，篇1，章2，节2，页19a—19b。
(39) 同上书，卷1，篇1，章2，节4，页21b。
(40) 同上书，卷1，篇2，章2，节5，页23a。
(41) 阿谢德：《四川的盐和军阀：1914—1922》，734—735页。
(42)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1，篇2，章2，节5，页23b—24a。
(43) 同上书，卷1，篇2，章2，节5，页23b—24a；蒲月生：《自贡盐商罗华垓》，77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989年。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市总工会编：《自贡盐业工人斗争史档案资料选编（1915—1949）》，78、8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44) 王柔德、钟朗华：《罗筱元四十年的盐业经营及其晚年事略》，95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5年。代言人包括罗筱元和罗华垓。
(45)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8，篇4，章2，节3，页17a。
(46) 地方和区域政府都铸造银币，以各种元为面值。银两和银元，两者含银量差别很大。然而，根据经验，两者的兑换率是1∶0.72。这与《四川盐政史》给出的1915年1∶0.68的兑换率仅有略微差别。使用后者这一数值，1915年的税率，对于在湖广市场销售的食盐会是每100斤0.913元，其余的引盐是每100斤2—2.19元。
(47) 罗伯特·A.卡普：《四川和中华民国：省区军事行动与中央权力，1911—1938》，纽黑文：耶鲁大学，1973年。
(48) 樵甫：《自流井（第一集）》，4—5页，成都：聚昌公司，1916年。这些要塞是设防的寨子，最早是在1850年代太平天国时期建造的。
(49) 冯玉祥的生平，见詹姆士·E.谢里登《中国军阀：冯玉祥传》，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
(50) 樵甫：《自流井（第一集）》，6—7页。
(51) 陈凯崇等：《辛亥革命至解放前夕自贡地方驻军情况》，121—131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2年。
(52) 可见帕克斯·M.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哈佛东亚研究丛刊第94种，剑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刊行，1980年。
(53) 阿谢德：《四川的盐和军阀：1914—1922》，739—740页。
(54) 商会十年以后的全年预算只有约9800元，注意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请求数目的大小。自贡市档案馆17-1-785。
(55) 同上资料，17-1-440。
(56) 同上资料，17-1-259。
(57) 陈凯崇等：《辛亥革命至解放前夕自贡地方驻军情况》，123页。
(58) 宋良曦：《四川军阀对自贡盐商的劫掠》，188—189页，载彭久松、陈然、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编《四川井盐史论丛》，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59) 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188—18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60) 自贡市档案馆17-1-466。
(61) 阿谢德：《四川的盐和军阀：1914—1922》，740页。
(62) 自贡市档案馆17-1-208。
(63) 同上资料，17-1-466。
(64) 同上资料，17-1-175。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8，篇4，章14，节1，页97a—99a。
(65) 张习辑：《四川盐务报告书》，篇3，页1a—1b。
(66) 陈文安：《川盐济楚始末》，46页，载《井盐史通讯》第8期，1981年。
(67) 长芦盐区由河北以及河南西部地区组成。
(68) 陈文安：《川盐济楚始末》，45—46页。
(69) 自贡市档案馆17-1-214。
(70) 1931年，富荣生产一担食盐成本为2.5—2.8元。在犍为和大宁，成本是4.2—4.8元，更小的盐场成本高达7—8元。见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8，节5，页47b—50a。
(71) 林振翰：《川盐纪要》，248页。
(72)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9，节1，页59a。
(73) 同上书，卷3，篇2，章9，节2，页61a—63b。
(74)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Q83，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
(75) 自贡市档案馆17-1-245。此信是由自贡盐务行商研究会转给商会的，告知它，大多数运输富荣食盐商号的总部都位于重庆。如果它们不送来购买富荣食盐的经费，那么它们在富荣盐场的代理人将无法工作。
(76) 事例见自贡市档案馆17-1-507，时间是1925年10月，其中说，煤炭运商向商会求助，向它通报，来自威远县的运煤船只被军队所派的检查人员途中拦截，逼迫他们对所载货物付双倍赋税。他们拒绝，因此被迫在上游抛锚，不能驶向自流井和贡井的煤场。
(77) 聂无放：《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的金融业》，81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1991年。
(78) 宋良曦：《自贡地区的钱庄、票号与盐业发展》，17页，载《盐业史研究》，1994年第2期。
(79)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D43—D44；《自贡市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编：《自贡市金融志》，47—54页，自贡市地方志丛书之十八，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80) 自贡市档案馆17-1-486。
(81) 同上资料，17-1-466。
(82) 同上资料，17-1-488。
(83) 同上资料。
(84) 聂无放：《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的金融业》，83页。张肖梅似乎揭示出，至少到1930年代，在国民党统治下引入统一的货币之前，一直要对渝票支付这种额外费用。
(85) 将钱票运回上海，将它们重新兑换成白银，以及将白银运回重庆的支出，这些都影响着折扣率，但折扣率也反映出重庆白银稍高些的含银量。
(86) 总税务司：《十年报告：1922—1931年》第1卷，“北方和长江口岸”，《海关统计系列》第6号，475页，上海，1933年。
(87) 同上书，474页。
(88)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E22。
(89)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7，节2，页5a—5b。
(90) 自贡市档案馆17-1-488。
(91) 阿谢德：《四川的盐和军阀：1914—1922》，741页。
(92) 议事会的成员有些出现在商会早期的名单中，尤其是王家有影响成员，包括王余霖、王余淮、王作甘、王和甫。自贡市档案馆17-1-196和17-1-20。
(93) 令人奇怪的是，少有对于20世纪初中国城市商会作用的研究，尽管一些城市已开始出版商会资料。对于该问题的概述，见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全大伟是最早用英文写到商会活动的学者之一。见全大伟《北京人力车》，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9年。也见张晓波《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商会的积极活动，1904—1928》，博士学位论文，哥伦比亚大学，1995年。
(94) 佚名：《商会的沿革》（抄本）。公断处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部门，有12位仲裁人员和两位调查人员。
(95) 自贡市档案馆17-1-500。从1935年的章程可以看出，当时商会的行政支出是通过各成员行会单位缴纳的固定会费筹措的。为资助特定的项目，商会各成员就是否进行特别费用的加征进行投票。自贡市档案馆17-1-20。
(96) 占据商会高位的人中包括范容光、李敬才、王和甫、胡铁华、王兴儒、侯策名、熊佐舟。见自贡市档案馆17-1-22，17-1-234，17-1-19；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市总工会编《自贡盐业工人斗争史档案资料选编（1915—1949）》，87页。
(97) 对于公断处的细致讨论，见曾小萍《二十世纪四川自贡的商人纠纷调节》，载黄宗智、白凯编《清朝与民国时期的民法》，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4年。
(98) 自贡市档案馆17-1-472。
(99) 同上资料，17-1-21。
(100) 同上资料，17-1-27。
(101) 同上资料，17-1-25。
(102) 例如，因熊佐舟价格欺诈，1925年刘文辉的第九军司令部令商会向他征收罚款。同上资料，17-1-434。
(103) 同上资料，17-1-23和17-1-82。
(104) 同上资料，17-1-20。
(105) 同上资料，17-1-28。
(106) 同上资料，17-1-81。
(107) 林振翰：《川盐纪要》，214—215页。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8，页85a。
(108) 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35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6—10辑，1982年。
(109) 同上文，14页。
(110) 杨笃行等：《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148—149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2年。
(111) 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14页。
(112) 同上文；王柔德、钟朗华：《罗筱元四十年的盐业经营及其晚年事略》，93页；1989年5月我和王怀周（82岁）等人的谈话。
(113) 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201页。在大坟堡盐岩井的总体看法上，王怀周将盐井区分了两种，一种是加入该公司、参与轮流汲卤的盐井，另一种是那些参入了但停止汲卤，只是得到分红的盐井。王怀周：《大坟堡盐岩井史料》，126—131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989年。
(114) 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市总工会：《自贡盐业工人斗争史档案资料选编（1915—1949）》，50—51页。
(115) 王柔德、钟朗华：《罗筱元四十年的盐业经营及其晚年事略》，94页；罗筱元：《罗筱元自述》，22页（手稿），自贡市档案馆藏。
(116) 黎雷：《罗筱元旧事》，43页，载《自流井》1983年第1期。
(117) 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15页。
(118) 王柔德、钟朗华：《罗筱元四十年的盐业经营及其晚年事略》，93页。
(119) 罗筱元：《罗筱元自述》，12页。
(120) 自贡市档案馆17-1-81（1932年）。
(121) 王柔德：《解放前自贡盐商的封建性》，23页，载《井盐史通讯》第10期，1983年。自贡市档案馆17-1-20和17-1-81。
(122)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10，节2，页71b；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21页；王柔德、钟朗华：《罗筱元四十年的盐业经营及其晚年事略》，94页。
(123) 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商业的管理革命》，320—322页，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属贝尔纳普出版社，1977年。
(124) 在类似于盐卤大过剩前所实行的包推情况下，那些不汲卤的盐井也要失去汲卤收益。见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21—22页。挑战他们定价的例子，见自贡市档案馆1-1-203。
(125) 侯策名就是这样的情况。他向四川盐务衙门起诉盐岩井公司，声称定价做法妨碍了他从自己的溁江井得到卤水。他锉办该井投资了50000元，上一年夏天维护又花去10000元。自贡市档案馆3-5-501。
(126) 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22页。
(127)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10，节7，页82a—86b。当时的失业完全是地方因素造成的。1932年之前，不论是自贡还是整个中国都没受大萧条的影响。中国，作为唯一一个货币以白银为后盾的大国，在大萧条的头些年得益于货币贬值，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购买外国商品，并增加对外投资。日本1931年对东北和1932年初对上海的进攻，加之英国和日本放弃银本位，终结了中国短暂的繁荣。1934年美国决定人为地高价购买白银，将中国推至更深的萧条中。
(128) 引自张学君《辛亥革命与自贡盐业》，16页。
(129) 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市总工会编：《自贡盐业工人斗争史档案资料选编（1915—1949）》，2—3、12页。
(130) 同上书。这一帮会继续对于盐灶的人员雇用有着相当大的控制权力。见第五章对它早期历史的描述。根据卤笕商号1917年的一份报告，每一个从事烧盐工作的工人被要求向该会登记注册。注册费和年费使得该会成为盐场最富有的帮会之一。进入该会，平常的烧盐工人缴纳8—14串以上铜钱作会费。盐灶的坐灶缴纳20串，甚至更多。此外，每个成员每年捐两次香钱，1917年时是一年960文。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市总工会编：《自贡盐业工人斗争史档案资料选编（1915—1949）》，8页。根据表9.5，尽管烧盐工人是自贡工人中最具有组织性的，但他们的工资1916—1919年间仅提高了25%，而最主要商品的价格上涨了50%。
(131) 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市总工会编：《自贡盐业工人斗争史档案资料选编（1915—1949）》，14页。
(132) 同上书，15页。
(133) 同上书，16页。
(134) 陈然：《近代自贡盐业工人状况及其斗争》，载彭久松、陈然、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编《四川井盐史论丛》，258页。
(135) 中共自贡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自贡地下党组织概况》，1页，自贡：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1995年。感谢李丹柯提醒我注意这一著作。
(136)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许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们有着打倒军阀统治中国的共同目标。对于国共合作及在1927年失败的全面研究，见韦慕庭《国民革命：从广东到南京，1923—1928》，载费正清、崔瑞德编《剑桥中华民国史》，尤其是614—639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
(137) 自贡市机械电子工业管理局编：《自贡市机械工业志》，19—20页，自贡市地方志丛书之二十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138) 同上书，20页。
(139) 同上书，21—22页。
(140) 对于五卅运动的简要讨论及该运动在政治上活跃的中国人中间传播国共合作的作用，见韦慕庭《中国的国民革命：1923—1928》，21—23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
(141) 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市总工会编：《自贡盐业工人斗争史档案资料选编（1915—1949）》，23—24页。
(142) 同上书，29页。
(143) 同上书，30—31页。
(144) 同上书，32—33页。
(145) 同上书，36—37页。
(146) 同上书，40页。
(147) 罢工开始时，中国共产党自贡特别支部有40名党员，罢工结束时仅剩10人。共产党称工人变节，但也承认自己未能在工人或周围的农民中间进行足够的准备工作。中共自贡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自贡地下党组织概况》，7页；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市总工会编：《自贡盐业工人斗争史档案资料选编（1915—1949）》，42—44页。在这方面，自贡的党组织与这一时期渗透到工人中的组织、酝酿革命的其他党的组织没有什么不同。
(148) 这些是双福井（颜宪阳）、煜生井（最初归王问陶所有）、多福井（颜宪阳）、裕福井（范容光租给张开铭）、裕隆井（范容光租给张开铭）、荣流井、裕海井（范容光）、富海井（范容光）、聚元井（王和甫）、汇元井（仲兴祥长房王慕陶租给侯策名）、三泰井（邹伟仁，由熊佐周包推）、江流井、庆余井、润咸井。见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23页；王怀周《大坟堡盐岩井史料》，126—130页。
(149) 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市总工会：《自贡盐业工人斗争史档案资料选编（1915—1949）》，123—124页。
(150) 王仁远、陈然、曾凡英编著：《自贡城市史》，68页。
(151) 同上文，48—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