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盐业精英的崛起
清晚盐场商人精英通过拥有并随后开发井基崛起，在经济上居统治地位，而新的精英主要依靠租佃和购买在产的井和灶，他们常常能够得到这些井和灶，是家族堂债务重组方案的结果。大的家族财产通过井、灶、笕和批发业务的纵向一体化得以统一。一些新的精英从投资新的汲卤技术中获利，这一新技术本身创造了巨额利润，并使得他们在卤水生产过剩之时能够控制盐灶业。然而，民国时期自贡盐业生产中大多数重要人物的地位之所以显赫，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关系和精明，令他们在危机之时发挥领导作用，这远远超过了他们在盐场的经济地位。当我们观察1924年至中日战争开始这一盐卤过剩时期围绕着自愿减产问题的斗争时，这一切都显露无遗。在这一时期，四川盐业市场萎缩，由此导致整个利润减少，这引起了罗筱元、侯策名等人的投资策略的变化。我们再也看不到专心致志从事盐业生产和营销的商人和企业了，许多新的企业家在制造和商业上有着多样性的投资组合。许多人也从事金融业务，借此他们与作为本省经济中心重庆的联系更为密切，而且，在他们相互间的关系以及与政府代理人的关系中，出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依附主义模式，它取代家族成为做生意的组织框架。情况确实如此，即使这些人中间有一些是作为以家族为基础的大型联合企业——我们这本书大部分一直所考察的内容——的管理人员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的。在20世纪，家族堂作为商业关系的一种组织模式的重要性下降了。民国时期很多家族堂继续是井和灶的投资者，但它们常常是在一个多样化的投资集团中作为地主股东或是一般股东出现的。四川的家族堂仍在投资盐井，正如同它们继续投资土地一样，但是我们再也看不到围绕家族资产结构所组织起来的大规模、一体化的盐业帝国。
王和甫与大家族堂的继承者们
王和甫是自贡商业史上的一个过渡性人物。王和甫的祖父王向云是19世纪著名的王三畏堂创立者王朗云的同辈。尽管王和甫经济上的成就逊色于他的亲戚，但也遵循了家族将井、灶、笕诸企业联合为一个家族企业的模式。同时，王和甫很显然代表了那种个人企业家的精神，而大家族堂子孙怀疑是这种精神断送了他们的集体财富。他的财富是通过革新和身为企业家创造的，并通过士绅政治得以维持。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几乎是他一手创建的纵向一体化企业，遇到了与亲戚王三畏堂相同的命运。
王和甫将盐岩溶解开采方法引入盐场，他的盐业生涯于1890年代开始起步。他是19世纪末第一位建造竹笕以载运淡水灌注新开发的盐岩井盐卤的食盐生产商。当盐岩井出现时，他将他的井建成一个渡水点，根据每口相连盐井的平均产量确认各个井的渡水费用。然而，王和甫最早并不是作为一位盐井开发商致富的。与仲兴祥一道，王和甫是盐场早期使用蒸汽机车的先行者之一。他的商号——仲兴祥，是与合伙人仲兴祥一起建立并以后者之名命名的合伙企业，仲兴祥一开始可能是投资较多的人。然而不久，仲兴祥这个人就从史料中消失了。1915年该商号购置了八台机车，成为自贡蒸汽机技术最大的投资者之一（见第七章），它最初汲卤的许多井都属于仲兴祥。 (46) 利用从这一事业所获的利润，王和甫开始向盐岩井和黑卤井以及盐灶投资。他也是最早使用蒸汽引擎从附近的河中汲水，然后将水通过竹笕运往他的和其他企业的渡水井的人之一。 (47)
在对20世纪初盐场的回忆中，常常视王和甫为自贡最有权势的商人之一。仲兴祥处于巅峰时，拥有源昌笕、13眼卤井，并负责约40眼气井的生产。它还经营一家运输商号、一个煤矿、一个翻砂厂及数家机械修理厂。尽管我们没有这些企业整合程度的资料，但王和甫很可能遵循了19世纪以家族为基础的商业帝国的模式，使用自己的笕和井以保证他的盐灶有稳定的卤水供应，用自己工厂生产的机器和部件装备自己的盐井。在清朝覆亡后短暂的自由贸易期，王和甫甚至进入了食盐批发市场。 (48)
然而，仲兴祥辉煌的岁月为时甚短。王和甫去世后的一份资产清单显示，到1930年，该企业已失去了下属的大多数部门。除了一些没有名称的“细业”外，仲兴祥现在拥有两个盐灶和生产100多口火圈的气的三眼气井。它仍然是价值四万元的源昌笕的唯一所有人。尽管王和甫在盐岩卤井和蒸汽机车的开发使用上起到了先锋作用，但1930年他的商号似乎只拥有一眼盐岩井和两眼黑卤井，都由机器汲卤。 (49) 我们知道这些资产，是因为王和甫去世时，公司负债沉重，资产的出租加上绝卖，加在一起的所得仅够清偿公司30多万元的欠债。
与王三畏堂一样，仲兴祥的破产也是整个盐场关注的事件。对仲兴祥提出要求的数百个债权人，包括王家同族人、宝兴隆王氏和外姓人，后者中的大多数来自重庆和沙市，这一点与王三畏堂的情况相同。 (50) 清偿债务的办法在盐场头面精英的主持下，经协商达成。罗华垓——我们后面会讨论到他的个人商业史——代表仲兴祥，而王和甫的侄子王介平，代表宝兴隆王氏。仲兴祥的债权人集团也派出了代表，他与罗华垓、王介平以及商会领袖、著名盐商侯策名、罗筱元、熊佐周组成了仲兴祥抵偿委员会，委会员在商会的监督下进行工作（见第九章）。他们考虑了各方的意愿和要求，达成了一个在短时间内偿清公司债务的出租和出售方案，仲兴祥作为一个活跃的自贡企业就此画上了句号。 (51) 此外，通过限定仲兴祥下属各部门偿还仲兴祥债权人的债务责任，委员会使得仲兴祥的股东们可能拥有那些不属于仲兴祥联合体的那部分资产。 (52)
尽管建立在更为先进的盐岩溶解开采和机械化汲卤技术的基础之上，仲兴祥和其他企业，还是成为了一体化管理无法驾驭的市场力量的牺牲品。将川盐从以前的许多市场中驱逐是一个政治决定，结果是，1920年代川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产过剩。川盐市场萎缩特别损害了盐卤生产商，他们（处于第七章已讨论的制度之下）包括盐岩井和汲卤公司的所有人，通过将卤水卖给盐灶获利。为了解决这一盐卤过剩，王和甫与颜心畬、颜宪阳一道成立了盐岩井办事处，这是限制生产以稳定价格的盐卤生产者的一个联合体。这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成立的 许多生产和营销联合体中的一个。 (53) 在三年的时间内，该办事处组织成员所属盐井限制产量，并作为一个团体与他人谈判销售盐卤。在盐岩井办事处解体后，李敬才利用他的影响，在军阀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类似的组织（见第九章）。
王和甫的商业策略可能最初是效仿他更富有的王家亲戚，但他投身盐场的政治生活使他稳稳地处于20世纪商业精英之列。的确，叙述王和甫公共生活的历史就是在讲述20世纪头30多年自贡政治的演进史。1911年，王和甫是自贡第一批加入反清军队、宣布盐场脱离清朝的名人。正是在由王和甫举办的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要在富荣盐场建立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 (54) 只有一条材料认为，王和甫是1911年12月短暂存在、由自贡民众领导层创立的临时议事会的成员。 (55) 然而，与王和甫同时代的人都提到了他在新成立的盐场公共机构中的作用。王和甫自己可能为辛亥革命中保卫四川南部的军事行动做出了贡献。太平天国起义结束以后，他和胡慎怡堂的胡铁华成立并指挥着盐场第一个商人的军事组织——商团。 (56) 王和甫继续在这一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1916年担任自流井保卫团长，周骏继、周道刚督川时作为商团团练所的经费筹措人。 (57)
1920年代，王和甫也积极投身对于盐场商人圈的非正式管理。1926年，他被选为商会的领袖。他也是1927年修建从富顺到自流井间马路的筹款委员会极重要的成员。 (58) 1927年，人们要求王和甫出任国民党自贡市党部的主任委员。1929年，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商会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我们仅能推测，如果1930年63岁时不辞世，他的职业生涯不中止的话，他的政治关系还会需要他。
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的许多同仁一样，与王和甫交往的，既有民政又有军界人物，他与几个人的关系尤其密切。王和甫与胡铁华的交往，至少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之后组建商团的时期，他们常常在民政活动中合作。 (59) 1920年代李陶淑堂的后人李敬才加入进来。他们友谊的基础可能是都与范容光有关系，范容光是个笕户，是大仄子井的开发商以及福昌蒸汽机车公司的创建人。 (60) 王、胡、李三人一同作为王三畏堂债务纠纷的调停人，也是地方商会的成员。 (61) 王和甫最后的公务活动是在李敬才和胡铁华被军阀王瓒绪抓走之后，设法释放他们。 (62) 这三人的关系极为密切，每人都取了中国家庭常见的祭品作为绰号：猪膀（王和甫）、公鸡（李敬才）和鲤鱼（胡铁华），人们说他们像这三种动物一样，总是在一起。
王、胡和李都是大家族堂的成员，这些家族堂在清季经济地位日益下降，但是它们在政治上的资本投资，使得它们中的一些年轻人在帝制结束以后，作为有权势的个体保存了下来。只要清朝对于四川的盐业市场保持着自由放任的政策，自贡的食盐生产商就少有投资以谋求正式的士绅地位。政治影响依然仅局限在当地，并且依赖于以不动产、婚嫁、丧葬、祠堂等形式表现的传统财富。一个主要的例外情况是在太平天国时期，他们资助地方防卫，建立了数个防御工事，后来这些地方成为受自贡富裕商人精英们欢迎的山上休闲之地。开捐是太平天国时期清朝一个重要的经费筹措方法，自贡商人中有数位因资助战争，作为回报，得到了荣衔等赏赐。 (63)
这种模式随着官运商销的实施发生了改变。新的限制自贡市场范围的盐业规章，以及远为严厉的税收制度，影响了生产商和经销商的利润，王、胡、李、颜等家族开始对能够跻身官府的身份进行投资。1880和1890年代，清朝身负更加沉重的外国列强债务，势必继续实行开捐，捐官和捐衔更容易获得。 (64) 但这也意味着要做出实质性努力以与有政治影响的人建立关系。王三畏堂在19世纪末参与建立了两座书院。 (65) 尽管四大家族中只有一人获得了高级功名——《富顺县志》记载李新柱于1874年中举， (66) 但投资教育还是有助于创建政治网络，这对于一些家族成员来说有帮助，这一直延伸至20世纪。
胡铁华的父亲胡汝修创办的族学，不仅培养胡铁华兄弟及堂兄弟们学习经典，而且通过聘请知名学者，在自贡食盐生产商和中国政治精英之间，创建了一个新的联络渠道。最有用的是与赵熙的关系，赵熙是荣县人，在清季擢为翰林院编修、御史。胡汝修是赵熙的赞助人，向他提供经费资助，甚至曾有一段时期在胡家款待赵熙一家。 (67) 1909年赵熙将胡铁华和他两个兄弟带至北京，在那里他们捐得功名，与京官建立关系，甚至可能在政府中谋得了低级官职。 (68) 即便在返回自贡后，赵熙与改革者的关系，也为胡铁华及同事提供了机会，以调和改革者与士人，尤其是在四川政治、经济中心成都和重庆的那些人的关系。
李敬才也将他的权势关系与胡铁华、王和甫分享。身为李陶淑堂的成员，李敬才致富的方法与王和甫的相同。作为开发大仄子井和早期进入蒸汽机车生意之人，李敬才也投资供应盐井的钢绳和其他五金制品，并且拥有一些当地的商号，包括提供轿夫雇用服务的富源庆。 (69) 李敬才的兄长李桐荄，是李家有学识者，但据说李敬才直到20岁时还不学无术。1900年，26岁的李敬才被派往成都，运送捐谷作为军饷资助官府。由于家族的慷慨捐赠，他被授予了道台衔，结识了四川巡抚，据说后者向户部保举李敬才。在户部时，李敬才在晏安澜手下干了数年，晏安澜后来成为四川盐运使。 (70) 这一经历使李敬才发展了自己的有权势的政治关系户，他也在成都的盐运使衙门短暂任职。
与官员和有功名者过从甚密，这帮助王、胡、李开始在盐场精英中取得领导权，也解释了他们在盐场出现的市民社会中最早所扮演的角色。然而，对于保障他们的生意和影响力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培植了与新的四川军阀领导层的关系。我们将在第九章看到，几乎是清朝一覆亡，四川就变成了军阀竞相争夺的战场。 (71) 自贡，由于有食盐可以课税，富裕的商人可供勒索，因此成了军阀争夺的一块肥肉。在1918或1919年四川与云南军阀军队间的一场战斗中，据说赵熙安排他的这三位朋友与当时控制重庆的军阀见面。 (72) 他们与刘湘，尽管不是没有紧张的时候，但关系保持良好，直到进入1930年代，这时刘湘自己早已成为控制整个四川的军阀。1920年，李敬才被任命负责刘湘的提款处，他在这一位置上可以保护商人利益免遭军阀骚扰，从而提高了他在盐场精英中的地位。 (73) 李敬才在这一位置上干了三年，即便是在去职后仍然是这位强权军阀的顾问。1926年，王和甫接手这一位置。 (74) 1930年，王和甫死在了前往重庆的路上，他是为了搭救被刘湘叛变的属下王瓒绪抓起来的胡铁华和李敬才，还是刘湘安排武装护送王和甫的遗体回自贡安葬的。 (75) 因有这种关系在，一些同道在谈到王、胡、李时，都因这些人自身的实力而视他们为地方豪强，我们将在第九章看到，与军阀的关系自然有助于他们自己的一些事业。这也令他们有特权得到与军阀有关系的银行的贷款，这在1920年代井户与灶户间的斗争中对他们帮助极大。 (76) 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艰难年代，将军阀政治与商业结合在一起的人并不只有他们。
张筱坡与恩流笕
清朝覆亡后，自贡食盐生产商面临种种困难，但对于那些与庞大的19世纪家族没有关系的人来说，在制造和营销食盐业中仍有活动空间，这些家族财富日益下降以及盐井股份的市场活跃，甚至像张筱坡这样的相对贫困之人都可以进入。张筱坡绝不是进入食盐制造领域唯一的新人，但他却在各个方面表现出了新的20世纪自贡商人的才能，建立政治关系网并迅速革新技术和组织。
1877年，张筱坡出生在横跨釜溪河的富顺县的沿滩，他父亲的生意规模不大，运盐顺流而下至邓井关。1890年代有段时间，他父亲投资一眼正在凿锉中的盐井，后来该井开始出产盐卤和天然气。在这小笔意外之财的支持下，张筱坡接受了传统教育，在他姻亲的支持下长期求学，参加并通过了生员的考试。 (77)
到世纪之交，一种新型的积极政治参与在中国的城市精英中传播开来。尽管张筱坡追随父亲，涉足盐井投资，但在20世纪初年他真正热衷的似乎是革命事业。张筱坡投身保路运动，该运动在1910—1911年震动了四川，以致激起军队武装反对清朝。 (78) 罗筱元认为张筱坡参加了同盟会，他后来的活动毫无疑问地说明了他与某些革命党成员关系深厚。 (79) 张筱坡是盐场的新手，但他的政治生涯为他赢得了清朝覆亡后即刻组建、统治自流井和贡井的地方议事会60个代表中的一个席位，他是其中交通科的负责人。 (80) 整个1910年代，张筱坡在地方政治中继续起着重要作用。1915年他参加了策划反对袁世凯的四川代表的活动，后来参加了由这些“造反者”组织的军政府，最后做到了川南清乡司令。在这一位置上，张筱坡的许多做法，尤其是招募从前的土匪头子进入他的部队，导致了他被解职。然而，在整个1920年代，在卢师缔、石青阳等军阀政权内，他继续担任多种中层职务。由于他的权位，重庆和自贡的银行圈吸纳了他，作为川盐势力在湖北和湖南政府的代言人。 (81) 在当时，张筱坡不是盐场最富有的人，但他的声望很高。他是李四友堂债务诉讼案的首要调停人，也因此得到了大笔酬劳。 (82) 张筱坡在商界和军阀圈内都影响甚巨，他被挑中代表自贡食盐生产商利益集团，出席1925年由刘湘召集的关于盐业管理的成都会议。 (83) 张筱坡甚至短期涉足国民党政治，1926年负责国民党自流井党部。
在国民党左翼与右翼分裂后，张筱坡退出了政党政治，但他继续在盐场的政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1927年，当刘湘的对手刘文辉派遣部下破坏张筱坡此前帮助制定的盐税协议时，张筱坡在组织一支商人军队赶走军阀税收者的行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张筱坡在与不断变化、控制盐场的政治力量打交道时的确极幸运。仅有一次，在1927年末，他被抓并关押了相当长的时间。 (84) 1930年，随着刘湘统一全川，张筱坡又一次利用他和军阀的关系赢得了一个有利可图的“专商”位置，他成为几个得到许可的川盐批发商之一。 (85)
张筱坡在1901年开始投资盐井，但直到十多年后，他才进入自贡富商行列。1910年代中期，他是最早一批投资购买蒸汽机车的井户之一，他在盐元井汲卤，李允之和他是该井的合伙人。 (86) 罗筱元回忆，通过在这眼井使用改进的更大马力的引擎、镔铁卤筒以及钢绳，张筱坡每月得到1.3万多担卤水，这在使用大仄子井之前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 (87) 我们在第七章已指出，张筱坡在大仄子井领域也是先锋，他的泽厚大仄子井在开发盐岩井以及与大仄子井适应的机械化技术上开启了一个新阶段。
不论这些贡献对于自贡盐业多么重要，张筱坡最能让同时代人和后来评论者记住的，是他作为恩流笕的创建者。19世纪，卤笕令一些食盐生产商控制了稀缺的资源——盐卤，在富荣盐场建设最有效率和最高产的盐灶。笕户拥有的盐锅所产食盐高产、稳产，这使得笕、灶的结合，在签约引盐并确保他们的食盐销售方面，有着巨大优势。灶户通过卤笕运输所需盐卤，节省了资金，而笕户借此可以掌控大多数贡井所供应的卤水。笕户大量买进卤水，然后加价出售给那些与笕没有投资关系的盐灶。而且，通过稀缺资源的囤积居奇，笕户能够保证首先供应自己的盐灶。 (88)
溶解开采技术兴起后，十条大笕中只剩下了四条。王三畏堂是在自流井予以重建的大同笕的主要投资者。王氏家族的一支拥有元昌笕，这支是王三畏堂创始人兄弟的后人，源昌笕同样也是易地重建的。李四友堂以李星桥为首的一支所拥有的吉通笕，大约在1919年破产。最初由李四友堂所建的大生笕，保存了下来，但1916年之前就卖给了一群新投资者。同富笕继续在自流井运营，归李梦麟为首的合伙人所有，他似乎与李四友堂没有什么关系。
剩余的卤笕继续控制着自流井所产许多卤水的分配。在这一新市场中，笕户控制卤水运输的能力与19世纪时一样。他们易地重建卤笕的原因，也与当年他们建造自流井-贡井卤笕的原因别无二致。这不单是个钱的问题。几乎没有投资者拥有足够的社会资本以促成交易，建造一条卤笕必需能够满足苛刻条件，租佃或是购买延绵不断、距离很长的地块。
笕户的权势最终被张筱坡打破。到1920年代，王三畏堂及李星桥的吉通笕破产时，张筱坡业以很便宜的价格，租佃数百口火圈的气，这是他对盐岩卤井投资的进一步补充。 (89) 即便如此，在1922年，当张筱坡的泽厚井见功时，他发现被迫要依靠现有的卤笕将他的卤水运到自己的灶上。因此，他求助李四友堂，他不久前在李四友堂与其债权人谈判时支持过它。李四友堂出租给张筱坡土地，并允许使用他们所拆除的竹笕余料。利用这些，张筱坡建造了恩流笕，这是辛亥革命后建造的唯一一条全新的竹笕。 (90)
利用恩流笕，张筱坡能够从泽厚井运输自己的卤水到郭家坳的井火灶。然而，自流井大安区没有其他的卤井客户，张筱坡并不能够从他的卤笕投资中赢利。自流井的大多数盐岩卤，这时都是通过新近从贡井引入而重新建设的卤笕运输的。为了打破老牌笕户的垄断，张筱坡制定了一套新的卤水运输办法，这彻底改变了盐场原有的均势。
恩流笕与其他自流井卤笕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付费方式。过去的做法是，迫使盐卤生产商向笕户出售他们的卤水，然后在卤水出售给灶时将运输费用作为一种主要加价。而张筱坡效仿了金融界的做法，他称他的支付制度为“汇兑卤水”。盐岩井井户可以带卤水到恩流笕，只需为运到郭家坳的卤水付过价费。这一费用是现有笕户所收取实际价格的一半，每担银八分。而且，因为不从井户手中购买卤水，只是运输它，因此张筱坡的做法，不介入井户与灶户间的谈判。汇兑卤水的办法极受欢迎。卤水每天都有以这种方式运送给盐灶或是井户的代理人，但过价费是一月收取两次。而且，因为张筱坡是一个相对小的井火灶灶户，因此井户和灶户都不担心他会试图控制运送中的卤水，即便存在着卤水缺短。 (91)
在恩流笕建好后很短的时间内，自流井其他的笕户被迫效仿张筱坡所创立的支付制度。激烈的竞争使运送卤水的价格降到了每担六分。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大盐业家族权势的丧失。回忆人员曾指出，卤水短缺是决定出租李家和王家盐井的一个主要因素，而这部分可以追溯到它们对于卤水运输的垄断被打破。大卤笕的消亡也意味着利润锐减，尽管目前还没有发现保存有精确的利润统计。卤笕曾经是一种高成本的投资，它的收益很大部分在于地方权势和影响力，只有少数人可以经营它们。家族堂商业投资组合中笕的终结，是对它们权势沉重、最后的打击，开启了盐业投资的分裂之路，并为盐场年轻一代的商人开辟了道路。
侯、熊、罗、罗
侯策名、熊佐周、罗华垓、罗筱元，是在1920和1930年代盐业走下坡时崛起成为盐场显赫人物的。直到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市场的扩大，他们才真正地发家致富。然而，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活动，可以告诉我们许多民国初期的商业环境和商业策略。四个人都是在一座城市里靠自己的奋斗取得成功的，他们的经历是在做小生意的世界中熙攘往来、追名逐利的人的鲜活代表。他们的家庭背景不会有什么大的不同，而每个人都走着一条通往生意兴隆的类似道路。到1930年代，侯策名、熊佐周、罗华垓、罗筱元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一种商业集团，它建立在牢固友谊、连锁投资和互惠互利的基础之上。
侯策名的崛起在该集团中最富有戏剧性。 (92) 侯策名于1885年出生在一个贫穷农民家庭，早年生活在富荣盐场的周边地区，他父亲在王三畏堂的土地上种植蔬菜，以卖菜为生。侯策名的父亲曾在贡井地区的淮源井短期工作过，侯策名15岁时在该井当学徒，那里他有了盐井的实际操作经验，也能识文断字，计数算账。他18岁结婚，不久就因不满于盐井所付的低工资，开始赌博，并在山西移民开办的太原轩茶馆做零工。侯策名偶尔得到岳父的资助，转做小买卖，常常到荣县的农村集市购买农产品，拿到井、灶去卖。1916年，他和岳父与贡井的一位丝绸商人合伙在自流井开了一家杂货店，侯策名再次在乡村集市搜集货物。1922年，在这一零售生意失败后，侯策名与王吉星、陈仿陶合伙开了家钱庄。如前所述，这种事业要求极少的创业资本，开始时侯策名的钱庄可能不超过500元。经过了很短一段时间，合伙人认为，通过在重庆卖盐把利润汇回，就可以赚大钱，因此重组了他们的商号，将它重新命名为谦信运盐号。
对于摆在侯策名这种人面前的机遇与危险，谦信运盐号提供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实例。运输食盐最大的利润不在食盐本身，而在于汇兑业务。据侯策名传记作者的记述，利用在重庆与自流井间的利息差可以赚很多钱，重庆有一个新兴的货币市场，很容易得到钱，但自流井的资本需求却得不到满足，因而利息率很高。 (93) 结果，在重庆做大宗现金买卖的盐商，常常在两个城市间进行汇兑业务。需要现金在重庆购买布匹、草药等物品的当地商人，会从在自流井的食盐运商那里购买“渝票”（一种汇票），在重庆的银行家或是商栈兑换成现金。这种交易要获得利润，依赖于各方都能得精确的利息率和不断变动着的现金需求情况。谦信号似乎一直做得很好，直到1926年因它在重庆的负责人贪污而被迫关张。
生意再次失败，侯策名第一次向盐业生产上寻找机会。这一次，机会是上面提到的大家族堂衰落所带来的。侯策名迅速偿付谦信号债权人的债务，这引起了胡铁华的注意，他正在为他家族的继成气井寻求一位掌柜。侯策名担任大关（见第三章）两年，其间他和两位合伙人成立了另一家钱庄，通过该钱庄进行大关负责的所有采购。当胡慎怡堂开始放弃自己的气井时，侯策名利用他对于该企业内部情况的了解，赢得了签约租佃胡家的同新笕。当盐价下跌摧毁了卤笕的利润空间时，侯策名及其合伙人试图归还该笕。当胡家无力拿出当初协议规定的巨额押租时，他们被迫将笕卖给了侯策名。
从1930年开始，侯策名早期投资所获的利润，发展成为日益壮大的盐业资产组合。许多资产是利用他和合伙人的能力，买下旧有企业，这继续反映出侯策名在判断市场和利用价格差方面的才干。侯策名与熊佐周、罗华垓、罗筱元一起，开办了复楚盐号，在湖广市场与淮盐的承办商竞争。1931年，他接管了王家源昌笕的一半所有权，将此与他自己的笕联合，组成了源新笕。作为调解王和甫的仲兴祥号重大诉讼的回报，王家答应他无偿租用他们会龙井的13口火圈的气。当四川的食盐生产商赢得了反对盐业管理的官司时，他们使用这笔钱开办了裕商银行，侯策名被任命为银行的经理，在他的推荐下，罗筱元成为出纳主任。
我们不知道侯策名的总资产有多少。他的传记作者找出了他有92口火圈气的材料，而侯策名自传中说有120口火圈的气。许多资产是他与熊佐周、罗华垓、罗筱元一起创造的，包括1936年开凿、两年后见功的葆贞井。日本在1937年对中国东部实施封锁，四川成为中国其他地区食盐的主要来源地，这时，甚至自贡的各种资源中生产最不景气者也因民族救亡而被动员了起来。战争期间，侯策名不仅开凿新的盐井，而且再次从事采购盐业生产所需物资的生意，供应威远和泸州出产的煤炭，通过遍布四川的食盐运输市场销售食盐。战争年代繁荣的市场，再次鼓励了19世纪老牌家族堂往昔的那种一体化方式。不过，现在是通过连锁投资进行资产联合的一些没有亲戚关系的企业家，构成了1940年代自贡有权势的商业集团。
像侯策名一样，熊佐周 (94) 也来自贫穷的农民家庭。也像侯策名的情况一样，他父亲熊万全在富荣盐场出卖体力，以补贴微薄的收入。熊万全利用在灶上挑卤和水的一笔储蓄，最终开办了一家出售糍粑的小铺，同时出租楼上的房间。19世纪末，熊万全加入了天主教，据说教会向他提供经费支持，他搬到了一个最好的商业地段，开办了一家店铺，宰牛并卖牛肉汤。义和团起义后自流井的天主教遭到打击，作为教徒聚会的家庭之一，熊万全的家也被毁。熊万全本人也从向天主教的赔款中得到了一份赔偿，据说他正是利用这些经费，进入了盐业。
熊万全的作为，如同世纪之交自贡数以百计的小投资者一样。他将部分现金投向土地，成为了一眼井的投资者，但那眼井从未见功。1915年去世时，他仅剩一些土地和一笔不知数目正在生息的现金。 (95) 他的孩子们应该可以很容易地分割资产，作为小店主和小生意人继续生活。而实际情况是，他的小女儿是天主教修女，因为未嫁，得到了一份资产作为生活费用。五个儿子中，一个夭折，其他两个与熊佐周一道，尝试做食盐生意，以熊四和堂为名，集中使用他们所继承的财产。
熊佐周似乎是在世纪之交盐场名人黄敦三的盐井做白领雇员，从而获得了他从事盐业的经验。 (96) 熊佐周是早期机械化汲卤的开发商，使用他及兄弟所继承的钱财，与赖明钦一起组建了一家包推企业。 (97) 他也与李敬才、王和甫、范容光、颜心畬等前辈食盐生产商一道，前往上海和汉口购买盐井使用的机器和工具，在盐场销售赚钱。 (98) 1920年代早期，熊佐周是最早跟随张筱坡开凿大仄子盐岩井的一员。 (99)
我们没有熊佐周所涉足盐井的全部资料。他的生意不是都与侯策名、罗华垓、罗筱元有关联。然而，到了1930年代初，这四个人因一些事业走到了一起，有些是共同投资和管理，有些是分别管理但通过互购卤水、使用侯策名的卤笕联系了起来， (100) 或是有其他的生意联系。除了一些气井外， (101) 熊佐周等每人都开办了与他人共同经营的食盐批发商号。1936年，熊、侯、罗、罗等人一起，开办了钱福湘盐号，试图打破淮盐在宜昌和沙市的垄断。 (102) 随着1940年代市场条件的改善，熊佐周联合侯策名，和其他人一起，以纵向一体化管理体制巩固他们的投资。同兴和井灶办事处在成立之初，为五眼卤井、三个井火灶（约340口锅）、两个炭火灶、一个食盐批发商号，以及一个新成立的现代化工厂统一提供经费并监督生产。它也为侯、熊、罗、罗的企业进行统一的采购。与此同时，四个人每人都继续从事该集团以外的投资，包括侯策名的钱庄、罗筱元的正德井、灶办事处、罗华垓的济华灶办事处。 (103)
罗筱元最初是王三畏堂的白领雇员。他父亲是乐山附近的食盐批发商，据说在南溪县盐商起诉王三畏堂的一场诉讼中代表王三畏堂进行调解。罗筱元因父亲与王三畏堂间的友谊，在王三畏堂当了学徒，后来在那里做经理，直到1928年。 (104)
罗筱元在私人企业中的第一个风险投资，是计划向与王三畏堂打交道的商家和个人出借款项。开始时没有什么资本，罗筱元就组织了一个传统的称为“会”的信贷团体。10个月的时间，该会10个成员每人每月拿出10两，共银100两。每个月都有该会的一个成员使用该月筹措的100两。一旦有人借此100两，这个人在接下来该会运作的时间内就要拿出一定数量的利息。如此一来，第一个使用这笔钱的人，就要付最多的利息，而最后一个人根本不用付利息。罗筱元作为该会的创立者，拿到了第一个月所积累的资本，加上从他父亲那里得到的一小笔钱，开始做一些商业项目。这些包括租用一眼气井，与王庚余等人一起开发日蒸灶，投资由余述怀创建的同昌美钱店，以及与王庚余、余述怀、牛继皋一起成立大生祥食盐批发商号。大生祥以及他与另外两个来自乐山的熟人所创办的第二家食盐营销商号存在时间都不长，日蒸灶后来也关张了，这时罗筱元只是一般富裕而已。 (105)
1916年，随着川盐在湖广市场的恢复，投资食盐批发营销又一次成为通向财富的门径。罗筱元和王庚余借钱，买了10傤盐运往重庆。罗从这笔小买卖中分得利润1600两，利用这笔钱投资宝生荣钱店。与两位商人合伙，他开始将大米和胡豆从产地运往盐场。同一年，在回乐山参加父亲葬礼的路上，罗筱元决定组建另一个营销商号，这有双重目的：一是为重庆—乐山—自贡三角经费汇兑提供一个迫切需要的媒介，二是可以利用这三个商业中心进行三角贸易。他与冯树森、曾翰章一起，组建了恒丰豫商号，在乐山、重庆和自流井有分号。商号运输乐山丝绸和白蜡到重庆，将重庆的棉纱运回乐山，并将乐山的丝绸运至自贡。 (106) 罗筱元自己说，高度投机性的生意本质加上初始资本太少，导致了商号的失败。作为拯救恒丰豫的最后一招，借钱从乐山走私鸦片到重庆也失败了，因为弄湿了外包装，鸦片毁坏。合伙人之一的曾翰章，迫于债务压力自杀，罗筱元自己也逃到乐至，后在五通桥、乐至、土桥沟盐卡当卡员。
1917年罗筱元因生意存在问题，被王三畏堂解雇。 (107) 1920年王如东接手王三畏堂，他邀请罗回来。除了王三畏堂的这份工作，罗也再一次在盐场做个人投资。与王野从（属于王三畏堂）等人合伙，他扩大了拥有的气井，有火圈80多口。与此同时，他和王守为（属于王三畏堂）、潘孝移等人投资15000元，从上海购进两台蒸汽引擎，从而进入了包推业。现金不足的罗筱元再次求助于传统的会来集资，筹集他入股的所需的1000元。 (108) 1925年他和一些人合伙投资的正雄井发生爆炸，因缺乏重新竖立天车、进行淘办的经费而停歇。另一个凿锉的井也因缺乏经费而关张。1927年合伙运营同新笕及其火圈，因卤气供应下降也告以失败。 (109)
在整个1910年代和1920年代初，罗筱元以开发新盐业资源声名大噪。在正雄井爆炸后，他决定采取租佃在产的井、灶作为致富之路。在控制麻、竹、木材、油等盐场所需物资的批发生意同时，罗筱元与曾邵伯以及当时王三畏堂的头人王守为合伙，他们一起租佃了15口火圈的气。随着盐价的暂时上涨，他们获得了丰富利润，罗筱元正是以这一笔投资为基础，最终致富。 (110)
在离开王三畏堂后，罗筱元出任渝沙债团和王三畏堂共同控制之下的大通笕的经理。 (111) 同时，他和黄子东、谢焕章组建了裕民新灶，从金海井租佃了27口火圈的气。此外，利用来自朋友还有负责王家经营的掌柜同仁的投资，罗筱元在盐场成立了利群钱庄。与将在第十章讨论的钱庄一样，利群钱庄基本上是通过向井、灶提供购买贷款并向它们供应所需的米、油等营利的。利用从钱庄所得利润，罗筱元在自贡四家盐灶中购买了约100新股，扩大了盐业生产资产。 (112)
到1927年，罗筱元仍不过是许多具有创办企业能力的小投资者中的一员，这些人通过一单单生意的比拼为自己开辟道路，其中许多生意因缺少经费或民国初年四川市场不稳定而以失败告终。他的成功，部分归结为他与王三畏堂的关系——王三畏堂到了1920年代末已是山穷水尽，还在于他能够利用利群钱庄的资源进行其他事业的投资。 (113) 可能是因为身为钱庄老板团体的成员，罗筱元开始结识侯策名。 (114) 他长年在王三畏堂的经历，使他与控制王三畏堂剩余大部分资产的渝沙债团关系密切。
罗华垓是侯熊罗罗集团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出生在简阳县一个贫穷的下层士绅家庭，他的父亲是清末秀才。 (115) 罗华垓在舅父的酱园铺打工，引起了王和甫的一位代理商的注意，该代理商的职责包括在简阳为王和甫的井、灶购买物资。在这个人的推荐下，罗华垓与王和甫见了面，17岁时在王和甫的总号仲兴祥当学徒。
与侯策名和熊佐周不同，罗华垓既不是一位革新者也不是一位冒险家。在与侯策名、熊佐周、罗筱元合作之前，他似乎没有任何实际的投资。出身于士绅家庭，罗华垓比起大多数的学徒，可能得到了更好的教育，自然也极为勤奋，他在王和甫组织内部的迅速上升可以为证。三年学徒结束之前，罗华垓被提拔为管现钱，他从这一位置升至帮账，接着是管账、总管账，到王和甫去世时，他做到了仲兴祥的总掌柜。 (116) 王和甫去世后，王家亲戚感激罗华垓与王和甫的债权人所做的谈判工作，给予他聚源井6个股份，还有聚生井火灶的超过24口火圈的气。这些资产构成了罗华垓进入自贡商人行列的基础。
※※※※※※
在十数年的时间内，这四个人在富荣盐场，是如何从不起眼的商人和学徒一步步到达权势财富顶峰的呢？他们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有关20世纪商业环境的哪些转型？当然，好运气对于他们的成功也起着作用。他们的故事使人明白，自贡处处是机会，从商业小小投资到大的购买产业股份。投资盐井，若见功能使人一夜暴富。然而，这几位直到在盐场的位置确立之后很久都没有锉办一眼盐井。
他们个人以及集体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在大家族堂消亡之前，有机会在其中工作。这些人从管理到拥有所有权，代表了19世纪商业结构上的变化，即将职业经理人与日益扩大的大企业资产协同起来。 (117) 作为经理人，他们学习做生意，并与食盐运输商、食盐生产商以及向自贡供应消费和生产物质的人建立联系。而且，当以家族为基础的大企业衰落时，这些人能够利用他们与企业的关系，获得这些企业仍在创造利润的资产作为他们自己商业帝国的基础。罗华垓在他协助拆散王和甫的仲兴祥之前实际上没有商业资产。罗筱元以他在王三畏堂内的地位做买卖，从供应商那里得到回扣，据说还用他主管下的家族堂的现金向外贷款。还是在受雇于王三畏堂时，罗筱元就与重庆渝沙债团处置王三畏堂债务的代表，就王三畏堂的债务缔结了贸易合伙关系， (118) 此外，利用他父亲提供的钱与他人在灶上进行合伙，合伙人之一是王三畏堂的王浔九。罗筱元另与王三畏堂成员达成了数个交易，包括与王守为在灶上的合伙。 (119) 利用在王三畏堂的地位，罗筱元与余述怀合伙，为盐井供应物资，后来在市场自由时期运输食盐。当王三畏堂最后出租资产还债时，罗筱元接手了大通笕的经营。 (120) 侯策名作为胡铁华继成气井的大关，为自己的钱庄带来了相当高的声望，并且是钱庄利润的来源，当胡铁华被迫割让自己的财产时，侯策名能够租佃同新笕。只有熊佐周好像没有做过他及合伙人将有一天要取而代之的盐业帝国的内部人。
他们每一个都发展出了各种网络，借助这些网络，他们可以推动商业势力发展，筹措资金并保护他们渡过军阀时期在四川做生意的种种风险。罗筱元是虔诚的佛教徒，在自贡佛学社担任高级职务。他也是金刚学会的成员，该会每月初一、十五轮流在成员家里聚会。 (121) 侯策名早年零售食盐时就加入了哥老会，据说他的拜把兄弟中就有杰出的银行家倪敬先。 (122) 尽管我们没有关于熊佐周宗教信仰的资料，但他父亲信奉天主教，亲属也继续信教，这说明了他也能够利用信仰，抓住营建有助于他做生意的信任关系的机会。
对于那些进入盐场的外部人来说，通过各种团体的活动所建立的信任关系，在他们能够参与并发展自己的生意方面，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天主教会、佛教团体和哥老会，每一个都提供了替代血缘的关系，培育了成员间密切的互助责任和使命。这种互相支持的机制就是轮流信贷会。我们已经指出，罗筱元利用此种“会”筹集资金，以一定利息出借，并投资购买蒸汽机车。当侯策名成为继成井的大关时，他利用这种“会”筹措他所需要的、交给井户的押租。 (123) 尽管很多有关轮流信贷会的文献，是关于被排除在正式借贷机制之外的第三世界人口的， (124) 可是这种“会”也能够为像罗筱元和侯策名这样的人提供资本，这些人职业生涯在此一阶段仅有的切实资产就是他们发达的人际关系网络。
除了宗教和象征性的团体外，这些人也深深涉足当时的政界和准政界。他们的前辈在军阀混战中是盲目的追随者，而熊佐周、侯策名、罗筱元则利用军阀关系巩固了他们在商业圈内的权势，通过在商业圈内部进行活动，积累了政治资本。这种策略的一个例外情况是，1926年国民党试图在盐场准备为反对军阀、统一中国的北伐建立一个立足点时，罗筱元，可能还有侯策名，与国民党左派有过短暂的隶属关系。 (125) 在国民党的支持下，侯策名和他的拜把兄弟（其中有倪敬先），参加了组建国民党支持的群众组织——商民协会，很显然，它在1927年当蒋介石向国民党左翼发动进攻时解散了。不论这一协会是否有助于营造他们在商人中的影响，到了20年代末，在正式和非正式地代言商人利益时，他们四个人都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罗筱元在渝沙债团——如同罗筱元一样，它已在井火灶煎锅之上投有重资——力劝下，加入并成为新组建的灶商同业公会的代表之一。在此位置上，他领导灶商抵拒李敬才所组织的盐岩卤公司的成立。 (126) 他们四人都参加了反对“专商制”的食盐批发营销制度的游说，这是1930年在刘湘所选中的盐运使王瓒绪主持下所建立的制度。他们往返于重庆和成都，游说省里的财政和经济领袖以支持盐商的事业。 (127)
尽管国民党在四川的影响在1932年底之前一直很微弱，但它有关社会和经济重组的一些政策在这偏远之地还是得到了执行。1930年冬，国民政府颁布了新的《商会法》，以及一部关于工商业同业会成立和管理的法律。 (128) 侯策名、罗华垓、熊佐周身在负责重组自贡商会的委员会，1931年侯策名和倪敬先当选商会执委。 (129) 1932年侯策名当选为商会主席。1933年1月，熊佐周被执委任命为商会重要的公断处负责人。 (130) 大约此时，罗筱元当选为东场（自流井）灶商制盐公司的负责人。他从这一位置退下后，赢得了新成立的东场引盐公会领导权。 (131) 1937年，在抗日战争前夕，罗筱元又当选进入商会，成为常委。 (132)
积极投入政治的和准政治的行动对于在盐场取得成功的重要性，可以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盐场的参与者所面对的种种挑战的历史脉络中得到最充分的理解。王和甫、张筱坡这样的人，通过与军界头目人物的关系以确立自己的影响力，这既反映了在民国头20年后者的更大权势，也反映了王和甫他们作为20世纪初反清斗争参与者的历史。熊侯罗罗集团，在这些年中，在生意上仅小有成就，基本上被排除在政治斗争之外。他们在1920年代通过大胆的商业行动以及在不断变化的军阀统治之下保护商人的利益，树立了声望，通过得到国民党在1930和1940年代创办的各种行业同业公会的领导权，巩固自己的政治影响。
在第九章，我们将回到20世纪初的富荣盐场，考察一些塑就了两代食盐生产商生意抉择的重要事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重新评价一些在中国经济史上最具有争议的问题：文化、竞争以及商业实践形成中国家的作用。
(1) 见第六章。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67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62—1963年。对于这一时期李四友堂产业的记述，主要依据李子琳等的这篇长文。尽管不可能验证所有的细节，但企业债务、规模减小以及重组的整体情况得到了记述李四友堂和其他企业的文章和文献的证实。
(2) ③颜献琪、颜文舫、颜左：《颜桂馨堂与自流井》，73页，载《盐业史研究》1990年第3期。
(3) 星龙井于1910年投产。
(4)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201页，说到李四友堂没有经费购盐在湖广市场销售，因此向其他商人借盐。情况更可能是，该堂自己食盐的生产不足，又无现金储备买盐，因此被迫以寄售方式出售其他商人的食盐。
(5) 同上文，203页。
(6) 一眼井的平均寿命只有数十年。王守基：《盐法议略》，19页，北京，1877年版。然而，一些井经过重新淘办可以获得新生，如许多重新淘办的盐井契约显示的那样，见自贡市档案馆、北京经济学院、四川大学合编《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7) 颜献琪、颜文舫、颜左：《颜桂馨堂与自流井》，73页。
(8) 自贡档案馆17-1-193-34-35。
(9) 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70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81年。
(10) 同上文，71页。
(11) 黎雷：《罗筱元旧事》，41页，载《自流井》第1期，1983年。
(12) 自贡档案馆42-3-381-1。
(13) 长房和三房赞成在三房间平分财产。然而，二房人口较多，欲依各房的人口数进行分配。见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96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8辑，1963年。
(14) 同上文。
(15) 柯伟林：《中国的非股份制：二十世纪中国的公司法与商业企业》，47—48页，载《亚洲研究杂志》第54卷第1期，1995年。
(16) 家族堂控制各种商品市场日益衰落的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它们失去了对于牛皮出售的权力，而在1911年之前，它们和其他大型盐业联合企业实际上是对此垄断的。见姜相臣、罗筱元《自贡盐场的牛》，120—121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81年。
(17) 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98页。
(18) 最初，下一兴井是由一家机车公司包推的。后来该家族购买机车，在新的盐岩井之一的初生井使用。同上文，198—199页。
(19) 同上文，198页。
(20) 自贡档案馆42-3381-11。
(21) 这一协议不适用于农业用地以及将来可以凿井的井基，因为这些地的大部分已在1910年代的抵押协议中处置过了。自贡档案馆42-3-381-1和42-3-381-11。
(22) 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201—203页。
(23) 自贡档案馆17-1-558-8。
(24) 关于向地方政府机构将契约登记的做法，见曾小萍《二十世纪四川自贡的商人纠纷调节》，载黄宗智、白凯编《清朝与民国时期的民法》，253—254页，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4年。
(25) 林振翰：《川盐纪要》，208、226—22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
(26) 见第七章。
(27) 有关欧洲和美国的商业发展、支付清算和借贷的研究，见雷蒙德·德罗佛《中世纪布鲁日的货币、银行业与信贷：意大利商人银行家、伦巴第族人和货币兑换商》，剑桥：美国中世纪研究院，1948年；N.S.B.格拉斯《经济史导论》（纽约：奥古斯塔斯·M.凯莱出版社，1969年），243—258页；以及雅各布·普赖斯《美国港口城镇的经济功能和成长》，123—184页，载《美国历史观察》第8卷，1974年。
(28) 田茂德：《票号在自贡的一些活动》，59—60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1984年。
(29) 陈本青：《渝沙债团与王三畏堂债务始末》，1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1992年。
(30) 自贡档案馆42-3-381-9。
(31) 同上资料，42-3-381-11。
(32) 薛允升：《读例存疑》，卷16，页397（149.1），载罗伯特·艾瑞克编《研究辅助系列》，第8种，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33) 曾小萍：《二十世纪四川自贡的商人纠纷调节》，255—263页。
(34) 20世纪以前，债务抵押一直主导着西方信贷市场。可见乔纳森·B.巴斯金《1600—1914年英国和美国的公司金融市场的发展：克服不对称信息的研究》，199—237页，载《商业历史评论》第62卷，1988年夏。
(35)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99页。一个可笑的故事是关于重庆钱庄老板艾三的。因李家欠他的钱，他就在李家的重庆盐铺居住。李星桥及妻子有次去重庆做生意，知道此事后，他令人将艾三的被褥搬出房间，自己和妻子搬了进去。艾三返回盐铺后，径直上了李星桥妻子的床，后者要控告艾三居心不良，丢人的艾三被迫离开。同上文，200页。
(36) 据记载，李四友堂总办李星桥的父亲李节之，在前往北京就任公职的路上，被重庆的债权人劫持作为债务人质。见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200页。据说，当王子高前往重庆，与王三畏堂的一个债权人商谈解决债务问题时，也被劫持作为债务偿付的人质。见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87页。
(37) 事例见自贡档案馆17-1-543-2（1920年代）。
(38) 同上资料，17-1-200（1927年）。
(39) 同上资料，17-1-240-8-9，17-1-1-20-64-66，1-1-20-59。
(40) 见第九章对于民国时期各统治政权的讨论。
(41) 自贡档案馆42-3-381-37。
(42) 同上资料，17-1-546。
(43) 我们手中另有三个涉及管理家庭商业事务的妇女的案件。两个妇女遭起诉，要她们归还自己以前的借款（同上资料，17-1-549-5［1928年］以及17-1-193-41［1928年］），一个妇人被列为有争议的井基所有人（同上资料，3-5-514［1937年］）。
(44) 争执家族堂财产的一个类似案件是关于范家的，它是许多码头、仓库等服务于盐业的建筑设施的所有者。同上资料17-1-514（1928年）。关于20世纪初商会诉讼领域的此种及其他原因的讨论，见曾小萍《二十世纪四川自贡的商人纠纷调节》。
(45) 自贡档案馆3-5-486-6-17（1927年）。
(46) 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洗盐概述》，139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2年。
(47) 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23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48) 同上书，234页；蒲月生：《自贡盐商罗华垓》，75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989年。
(49) 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237页。
(50) 自贡市政协文史办：《自贡盐业资本家侯策名》，59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989年。
(51) 处理王三畏堂的债务——该事例我们已探讨过了，1928年仍然在进行中，而商会建立的清偿债务原则，使得该案在一年内得以解决。债权人依偿付的先后顺序分为三组。旧债排在最后，优先考虑那些维持生产有赖于迅速偿还债务的小债权人。自贡档案馆17-1-25。关于商会处理的债务案件，见曾小萍《二十世纪四川自贡的商人纠纷调节》，255—263页。
(52) 罗筱元认为，这种做法最早是张筱坡在与他的债权人交涉中使用的，它们很快就成为了厂规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有限责任的形式，现在还不清楚其适用的范围。见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178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81年；关于自贡盐场无限责任的讨论，见曾小萍《鸦片战争前中国的产权问题》，载曾小萍、欧中坦、罗伯特·加德拉编《近代早期中国的契约和产权》，17-36页，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4年。
(53) 中国企业为限制生产并提升价格所组成卡特尔的其他例子，包括久大集团，它是中国东部地区的数家精盐生产商在1930年代为解决日益下降的销售价格而组成的；还有中国冰蛋业同业公会，它与欧洲禽蛋批发商组成卡特尔，从1935年开始控制卖给欧洲市场的禽蛋的价格。尽管这两家公司面对的是因大萧条所带来的日益萎缩的市场，但它们对于市场做出的反应，与富荣食盐生产商是一样的。见张宁《纵向一体化与经营多样化：上海中国冰蛋业同业公会个案研究（1923—1950）》（商业史年会论文，马萨诸塞州洛厄尔，2003年）；关文斌《管理市场、层级和网络：1917—1937年的久大—永利公司》（商业史年会论文，马萨诸塞州洛厄尔，2003年）。
(54) 林建宇：《盐业资产阶级与自贡地方议事会：馆藏民初历史档案浅析》，2页，第二届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自贡，1990年。
(55) 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238页。也只是在这里看到，任命王和甫为临时议事会财政科的负责人。
(56) 陈凯崇等：《辛亥革命至解放前夕自贡地方驻军情况》，124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2年；樵甫：《自流井（第一集）》，36页，成都：聚昌公司，1916年。
(57) 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238页。
(58) 自贡档案馆，42-3-381-11；罗筱元：《井富马路的开始修建》，手稿，1964年。
(59) 除了在商团中所起作用外，王和甫与胡铁华还一起在商会和自流井道路委员会内供职，有人说他俩经常一起玩牌。
(60) 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244页。
(61) 自贡档案馆42-3-381-11。
(62) 有传记作者声称，正是为了完成这一壮举，有病在身的王和甫前往重庆，这造成了他的离世。见陈凯崇等《辛亥革命至解放前夕自贡地方驻军情况》，242页。
(63) 曾小萍：《富荣盐商精英的兴亡》，99—101页，载周锡瑞、冉玫烁编《中国的地方精英和统治模式》，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
(64) 樵甫开列了1916年自流井的精英名单，指出只有4位通过科考拥有功名，但所有的人至少都有某种头衔，通常是出钱捐的。这份名流名单包括王和甫、李星桥、王文琴、陈梦辅、李敬才、王作甘、黄玉书、李梦林、王华甫、胡铁华、王成之、刘庆堂、王书文、胡孝先、黄敦三、王心儒、范容光、颜少辉、陈际卿、罗万芳、张筱坡、曾子唯、王玉如和王瑞之。实际上只有最后两位在清朝官僚机构中供过职，而曾子唯曾任清朝的武职。见樵甫《自流井（第一集）》，185—186页。
(65) 它们是三台书院和育才书院。见胡少权、罗筱元《清季自贡地方五书院》，189—190页，载《自贡文史资料》第14辑，1984年。材料显示，其他盐业家族没有为儒家教育的发展做过如此的贡献。这些投资为王三畏堂带来了地方上的声望，但并没有转化为科举上的成功，家族成员中最高功名似乎是生员，是由第三代中的一个人取得的。见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85页。
(66) 李永成纂：《富顺县志》，卷12，页53b，1931年。
(67) 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60—61页。
(68) 同上文，60页。胡铁华很显然在族学有所收获，因为1916年樵甫称他是自流井两位著名书法家之一。见樵甫《自流井（第一集）》，209页。以后的传记作者常常称胡铁华为前清的官员，但他所担任的职位似乎最高恰是在清朝覆亡前成立的一个新机构的主事。
(69) 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洗盐概述》，202页。
(70) 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199页。
(71) 对于这一时期四川军阀活动的总看法，见罗伯特·A.卡普《四川和中华民国：省区军事行动与中央权力（1911—1938）》，纽黑文：耶鲁大学，1973年。
(72) 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239页。
(73) 同上书，200页。
(74) 同上书，239页。
(75) 同上书，242页。
(76) 罗筱元的自述称李敬才是土豪。罗筱元：《罗筱元自述》，3页，手稿，自贡市档案馆藏。王柔德、钟朗华指控李敬才是富顺旅长张志芳一党的成员，而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员宋良曦则指出，李敬才交结张志芳，是一种手段，是为了确保在与王问陶就李家盐井火灾的特别纠纷中张志芳能支持他。见宋良曦《四川军阀对自贡盐商的劫掠》，328页，载彭久松、陈然、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编《四川井盐史论丛》，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王柔德、钟朗华《罗筱元四十年的盐业经营及其晚年事略》，94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5年。不过，倪敬先——二十四军的裕通银行的一位老雇员的说法是，王和甫、胡铁华和李敬才可以立刻拿到多达5000元的借款而无需办手续和支付利息。见倪敬先《我对裕通银行自贡分行的回忆》，298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6—10辑，1982年。
(77) 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206页。
(78) 同上书，180页。这支军队似乎不曾进行任何的战斗。关于四川铁路收回国有运动研究，见李恩涵《中国寻求铁路自治（1904—1911）：中国铁路收回国有运动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大学出版社，1977年，以及戴执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史料专刊2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
(79) 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178页。
(80) 林悦葱：《自贡地方议事会的回忆》，168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2年。
(81) 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180—181页。
(82) 罗筱元、姜相臣：《自贡盐场的枧商》，141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1983年。也见自贡档案馆17-1-469（1920年），该材料称当地警察要求张筱坡调解王姓与杨姓食盐生产商之间的纠纷案件。罗筱元认为，张筱坡也是川汉铁路起诉李星桥未付贷款案、李四友和内江行会纠纷案，以及王三畏堂和渝沙债团数起纠纷案的调解人之一。见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187—188页。
(83) 自贡档案馆17-1-434；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189页。
(84) 这一次，张筱坡遭到自流井驻军指挥官起诉，指控他将钱转给敌对的军阀。见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181—182页。
(85) 同上文，190页。
(86) 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洗盐概述》，140页。
(87) 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184页。对于这些事件的发生时间，杨笃行与罗筱元所说不尽一致。
(88) 见第四章。
(89) 张毅甫：《恩流枧兑水经过》，91—95页，载《自流井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989年；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188页。值得注意的是，张毅甫乃张筱坡之子。
(90) 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188页；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10，节4，页79b，四川盐政室印辑处印行，1932年。
(91) 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188—189页；罗筱元、姜相臣：《自贡盐场的枧商》，141—142页。
(92) 除特别注明外，侯策名的传记材料源自自贡市政协文史办《自贡盐业资本家侯策名》，49—73页，以及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293—322页。
(93) 张肖梅，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著名的四川经济编年史家，描述了在上海与重庆间的一种类似的汇兑制度。见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E12—14，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
(94) 除特别注明外，熊佐舟的传记材料来自蒲月生《自贡盐商人熊佐舟事略》，1—20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1980年。蒲月生所作事略似乎出自自贡市档案所藏原稿：自贡市工商业联合会编《熊佐舟传》。蒲月生在1940年代曾是侯、熊、罗、罗集团的雇员。见蒲月生《自贡盐商罗华垓》，74页。
(95) 熊佐舟的传记作者并没有说出这些经费投资在何处。考虑到当时自贡的金融环境，这些资金可以外贷生息或在当地钱庄存储。
(96) 罗筱元：《罗筱元自述》，28页。黄敦三曾是19世纪末贡井最大的黑卤井开发商之一。崔雨脂、颜绍渊：《贡井盐商余述怀》，174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84年。吉润卿：《贡井盐场发展一瞥》，193—196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64年。
(97) 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洗盐概述》，140页。
(98) 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39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6—10辑，1982年。
(99) 同上文，11页。
(100) 王怀周：《自贡井场大关及其职能》，133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1990年。
(101) 1930年代，除葆真井，我们另有材料表明，熊、侯、罗、罗在蕴蒸井、蔚蒸井投资，重淘鸿钧井、成龙井、逢壬井。1940年代，熊也参与了这三个人以及其他人在数个炭火盐灶上的开发。
(102) 这一风险事业一年后失败。
(103) 蒲月生：《自贡盐商罗华垓》，80页。
(104) 黎雷：《罗筱元旧事》，40页。
(105) 罗筱元：《罗筱元自述》，4—5页。
(106) 同上资料，5页。
(107) 数种回忆文章描述了罗筱元利用他在王三畏堂的地位进行有关王家资产的交易。见黎雷《罗筱元旧事》，40页；宋潮澜《我所了解的罗筱元》，36页，载《自流井》1984年第4期。罗筱元自己在自述手稿中也承认这一点。
(108) 罗筱元：《罗筱元自述》，9页。
(109) 王柔德、钟朗华：《罗筱元四十年的盐业经营及其晚年事略》，78页。
(110) 同上文。
(111) 同上文，79—80页。
(112) 宋潮澜：《我所了解的罗筱元》，37页。
(113) 宋潮澜——他的父亲是利群银行的投资者，很不满地写下银行的所作所为，这些作为显示出产业银行的一些特色：存款有利息，但严格限制取款，为产业投资积累经费。宋潮澜没有提到如何支付给投资者红利，银行本身是否投资或是作为像罗筱元等股东的出借人。同上文。
(114) 罗筱元：《罗筱元自述》，18页。
(115) 除特别注明外，罗华垓的生平都源自蒲月生《自贡盐商罗华垓》，74—90页。
(116) 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234页。
(117) 在这一语境中，我小心地避免“professional”（专业的）一词。看不出雇用职业经理人（career managers）会引发专职教育（specialist education），当然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在商会和各行业同业会，存有一个日益增强的设立专职位置的趋势。
(118) 王柔德、钟朗华：《罗筱元四十年的盐业经营及其晚年事略》，74页。
(119) 罗筱元：《罗筱元自述》，20页。
(120) 王柔德、钟朗华：《罗筱元四十年的盐业经营及其晚年事略》，75、79页。
(121) 同上文，100页。据王柔德、钟朗华记载，自贡有3000多人虔诚诵经礼佛，其中许多是商人、工业家、官员和地主。
(122) 自贡市政协文史办：《自贡盐业资本家侯策名》，52页。四川人更多地称哥老会为袍哥会。作为一种秘密结社，普遍被认为源于18世纪的中国西部，它在20世纪初的四川拥有大量成员。蔡少卿在他的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该会起源的著述中，指出李翰章在1866年、湖南巡抚刘崑在1867年、左宗棠在1896年提及该会。见蔡少卿《论哥老会的起源》，483、485页，载《近代中国》第10卷4期，1984年。曾在四川做过田野调查的施坚雅指出，在1940年代，哥老会在农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势”，包括一般的农村市镇。见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37页，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4卷第1期，1964年。罗伯特·卡普，在对1970年代可见的中国西南研究文献评论时，看到这一极其重要的组织鲜被提及，对此他深感惊讶。《二十世纪中国西南历史的诸问题》，载《太平洋事务》第51卷第3期，1978年。
(123) 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301页。轮流信贷会继续是中国非正式金融文化的一部分。见蔡欣怡《后街银行业：中国的私营企业家》，28—29、72—73、77页等，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2年。
(124) 蔡欣怡：《后街银行业：中国的私营企业家》，112页、291—295页，极好地将世界范围内的轮流信贷会文献列表、摘要。
(125) 王柔德、钟朗华：《罗筱元四十年的盐业经营及其晚年事略》，92—93页。其中说罗筱元是党员，还有两位是侯策名达记钱庄职员，不清楚当时另两位与国民党是什么关系。
(126) 罗筱元：《罗筱元自述》，22—23页。关于盐岩卤公司，见第九章。
(127) 蒲月生：《自贡商人罗华垓》，77页。
(128) 彭泽益编：《自贡市志：商会志资料长编》，4页，自贡：自贡市工商业联合，1989年。
(129) 自贡档案馆17-1-259和17-1-29。
(130) 彭泽益编：《自贡市志：商会志资料长编》，4—5页。
(131) 王柔德、钟朗华：《罗筱元四十年的盐业经营及其晚年事略》，97页。
(132) 自贡档案馆17-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