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运商销对富荣食盐生产商的冲击

官运商销对富荣食盐生产商的冲击

如果日益严厉的市场管理并没有造成四川盐业销量减少,那么我们怎么评价官运商销对于生产商的冲击呢?

“济楚”市场的萎缩与同时实施的官运商销,几乎一举摧毁了四川小规模的盐场,它们只剩下为所在地的居民提供食盐。在民国元年刊印的张习的《四川盐政报告书》中,开列了川盐供应四川、云南、贵州及湖广的所有州县。其中,绝大多数州县由来自富荣和犍为的食盐满足它们的定额,而射洪、乐山、南部、资州、三台、蓬溪、夔州、井研、剑州仅供给一些地方的零星定额。 (41) 谢立山对于四川盐业生产的调查,揭示了20世纪初一些盐场食盐在总产量中所占比例的惊人变化。居该名单首位的富荣,拥有该省总产量的58%,而前四位盐场的产盐占到了四川总产量的92%(见表6.4)。 (42)

表6.4 四川各县盐场估计产量(约1900年)

资料来源:谢立山:《四川:物产、工业和资源》,181—182页,上海:别发洋行,1922年。

“济楚”市场和盐课管理的变化,对于富荣盐场的商人来说利弊参半。本书一开始所讲述的富荣商人反抗政府的盐业政策也是始于这一时期。罗筱元曾是王三畏堂的经理,他讲到了1908年反对官运局的长期罢工。 (43) 这些商人和工人联合起来反对官府的故事,可能有编造的成分,且肯定包括了许多反抗满人政权的家族所精选出的传闻,但很显然,对于从相对的自由贸易和低赋税向1877年以后制度的转变,富荣食盐生产商绝对有理由表示愤慨。然而,并非所有该产业的参与者,或盐业生产和营销过程的所有方面,所受到的这种国家与社会间新的关系的影响都是负面的。

考察清朝即将覆亡时的富荣盐场,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作为西南食盐营销主导势力的陕西商人的消亡。这一有势力的商业力量的淡出,始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当时战争切断了陕西商人所主导的云南和贵州的食盐营销地区的贸易。到1860年代,高额赋税、腐败和走私已扼杀了引盐销售市场,这也是官方掌控长途运输这一政策即实行官运的首要原因。 (44) 曾经是陕西商人垄断市场的利润的失去,加之他们西北老家的回民起义所造成的损失,使陕西商人开始转向新的投资方向,包括四川等地日益增长的信贷市场。 (45) 1890年代,盐业生产技术的变化(见第七章)使得陕西商人彻底被自流井和贡井的本地商人超越。

带领自流井和贡井进入20世纪的食盐商号,自身就是新的盐政体制的产物。官运商销尤其给小生产商带来了困难。官运分局设定了购买定额,它将决定哪些食盐可以在有利可图的引岸出售。据罗筱元的记述,较大的生产商在与官运分局谈判时,因为他们能保证交付那些提前数月就已付款订购的食盐,故而受到优待。 (46) 较小的灶户可能必须与比他们更具实力的竞争者谈判,以使他们所产食盐包括在后者的交易之中。

井火灶和炭火灶都生产成品盐,在盐灶是柜房直接与官运局的采购代表打交道。为了简化自己的工作,官运局官员赋予较大的盐灶和更具实力商号的盐灶以永久性的份额或曰“牌子”。拥有牌子的盐灶必须维持生产水平,以免牌子被撤销。实际上已发展出了活跃的牌子租佃市场,使得盐灶临时调整生产,而不会取消可以保障他们占有市场一席之地的宝贵份额。 (47) 这样一来,如同过去盐引是一种商品一样——小的地方商人出租给实力雄厚的陕西商人(见第一章),牌子也成为了一种可租佃的商品,甚至可以像井盐股份一样进行买卖。在定额分配制度下,炭火灶不占优势。只有当井火灶的产量不能完成定额时,官运局才购买炭火灶所煎食盐。 (48) 炭火灶易于建造与投产,这给制盐业注入了一定的活力。但在改革初期,一些炭火灶关张,给贡井盐卤生产商带来了不利影响。只有自流井的天然气生产暂时下降,才可以拯救贡井的永久性衰落。

官运商销有利于较大的生产商,但它同时也侵蚀了这些企业的利润,破坏了这些商人投入巨资的纵向一体化的优势。在过去,汲卤、煎盐、批发、零售的联合,使得大企业利用这种机会,销售品牌产品。王家、李家、颜家和胡家,以及规模小于他们的竞争者,包装并营销他们自己的食盐,这些食盐当时通过他们自己的代理人售卖,这些人与遍布引岸的零售商保持着持久性的关系。而现在,政府在向远方运输之前,将购买的所有食盐混在一起,维持零售网络的动力已被消除,通过提高质量、统一规格、品牌认可来获利的动力也不复存在了。 (49)

较大的生产商,也受累于在盐场及分发零售的集散点突然强制规定的盐价。食盐生产商现在不得不接受由官运局为各个销售阶段所设立的固定利润。 (50) 大的一体化盐号,也被迫退出了除湖广之外的各处批发市场。但是湖广,以及后来的不设限制的四川市场,保留有达成这种协议的相当大的潜力。价格控制不仅降低了在盐场出售给官运分局的每笔食盐的利润,而且也设定了卖给消费者的涨价幅度。通过持有信息搜集网络和零售市场代理人所获得的任何优势都失去了,随之失去的,是以大家族企业为基础的、有抱负的商人的一个主要的利润来源。我们从现存的账簿还无法评价定价权的丧失所造成的损失,对于现代富荣盐场的先驱们的衰退到底有怎样的影响,但是我们的确知道,到1880年代李四友堂已经彻底关闭了它的批发生意,甚至是在湖广的那些批发生意。 (51) 在20世纪,纵向一体化以及生产、营销的联合已不再是富荣企业家的标志。

(1) 鲁子健:《川盐济楚与四川盐业发展》,77页,载《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2期。

(2) 丁宝桢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11,转运6,济楚上,页1a—1b,1882年版。

(3) ④王守基:《盐法议略》,北京,1877年版。

(4) 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103页注9引用《清盐法志》,指出,在道光十年(1850),一包巴盐的重量是160斤,一包花盐的重量是200斤。

(5) 根据罗士恒的说法,这是走私的一个主要原因,大量运往湖北的食盐被伪装成计岸销售的食盐。见罗士恒《四川的盐政》,载《亚洲文会中国支会会报》,新系列27卷,20页,1892—1893年。 

(6) 同上文,21页。

(7) 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20页。

(8) 丁宝桢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11,转运6,济楚上。

(9) 鲁子健:《川盐济楚与四川盐业发展》,81页。

(10) 犍为主要生产巴盐,从湖广贸易中所获利润比不上富荣。甚至是在1850年代和1860年代,犍为最大的市场继续是所谓的边岸贸易。罗士恒指出,1880年代,云南的食盐只由犍为供给,而富荣加入犍为向贵州提供食盐。见罗士恒《四川的盐政》,16页。

(11) 《资中县续修资州志》,卷3,盐法,页12—15,引自鲁子健《川盐济楚与四川盐业发展》,80页。

(12) 杨德坤纂:《奉节县志》,卷16,盐茶,页1—2,1893年。

(13) 鲁子健:《川盐济楚与四川盐业发展》,80页。

(14) 丁宝桢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11,转运6,济楚上,页16。

(15) 同上书,卷11,转运6,济楚上,页16,页23—24。

(16) 同上书,页16—17。

(17) 林地焕:《四川盐政的改革(1895—1920)》,26页,硕士学位论文,“国立”台湾大学,1983年。

(18) 丁宝桢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11,转运6,济楚上,页26。

(19) 同上书,29—34页。

(20) 同上书,卷12,转运7,济楚下,页11—13。

(21) 同上书,卷13,转运8,官运上,页9—11。

(22) 吴铎:《川盐官运之始末》,载《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论集》,137页,香港:崇文书店,1971年。

(23) 四川实行这一新制度的厅州县有:巴县、江北州、忠州直隶州、丰都县、长寿县、石砫直隶厅、巫山县和万县。在湖北,官运商销适用于鹤峰直隶州和长乐、恩施、宣恩、利川、建始、咸丰、来凤等县。

(24) 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27—128页。

(25) 表6.1只是列出已在云南和贵州边岸出售的食盐,这受旧盐引制度衰落影响最大。

(26) 罗士恒:《四川的盐政》,16页。

(27) 同上文,17页。

(28) 丁宝桢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15,转运10,页5。

(29) 同上书,页5—6。

(30) 罗筱元:《富荣官运局的弊害》,66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84年;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30页。

(31) 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29页。

(32) 贵州对于运到该省的食盐每引给银14两,云南则一年固定拨出1400两。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34—135页。关于雍正皇帝处置陋规,见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财政合理化改革》,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

(33) 对于清季盐税增长和四川政治关系的探讨,见阿谢德《清末的省与政治:1898—1911年的四川总督》,29—30、45、60页等,伦敦:柯曾出版社,1984年。

(34) 林振翰:《川盐纪要》,第1编,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

(35) 类似的盐税政策也在其他省份实行。关于19世纪末湖北和湖南的新政,见周锡瑞《改革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113—116页,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

(36) 樵甫:《自流井(第一集)》,182页,成都:聚昌公司,1916年。

(37) 国家赋税制度规定的铜钱与白银的“正常”比价是1000∶1。根据四川《南溪县志》(它含有最接近这一时期的银钱比价)的记载是,1905年铜钱1600文换一两白银。清朝覆亡时,这一数字上升至2500∶1。见李凌霄等纂《南溪县志》,卷2,食货,33—34页,1937年版,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重印本。

(38) 林振翰:《川盐纪要》,19页。

(39) 谢立山:《四川:物产、工业和资源》,180页,上海:别发洋行,1922年。谢立山在四川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调查农业和工业资源。

(40) 同上书,182页。

(41) 张习辑:《四川盐务报告书》,页5a—16b,1912年。

(42) 食盐生产集中到少数大盐场的社会成本难以正确估计。阿谢德指出数个欠发达的食盐生产地区成了义和团运动在四川扩展的垫脚石。见阿谢德《清末的省与政治:1898—1911年的四川总督》,36页。

(43) 罗筱元:《富荣官运局的弊害》,68—69页。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93—194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8辑,1963年。

(44) 丁宝桢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13,转运8,官运上,页3—4。

(45) 陕商留给四川盐业市场最著名的是宝兴隆,它是边岸的一个批发商号。它最后一位东家苏镒,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离开了四川,他将这一商号转交给了老朋友和主顾王向云,后者将商号更名为王宝兴隆。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23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46) 罗筱元:《富荣官运局的弊害》,58页;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89页。

(47) 罗筱元:《富荣官运局的弊害》,59页。

(48)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10,页74b,四川盐政室印辑处印行,1932年。

(49) 粮食市场引入粮食装卸机所带来的变化与此类似。这两个事例中,储藏和营销的创新消除了生产商的品牌生产优势。见威廉·克罗农《自然的大都会:芝加哥与大西部》,纽约:诺顿出版社,1991年。

(50) 罗筱元:《富荣官运局的弊害》,68页。

(51)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66—167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62—1963年。李德山将无力偿还票号的大笔汇费作为决定关闭李四友堂湖广零售商号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盐价降低和盐税增加,使得在寄回利润时,更加难以消化高额的汇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