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业上发财致富
到太平天国运动结束时，四大家族已是富荣盐区的领袖了。紧跟其后的是其他数百家大食盐开发商，无疑是想追求四大家族在战争期间获得的巨大财富和影响力。 (1) 李四友堂、王三畏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的财富超过了盐场其他任何商人，但他们致富的策略都类似。清朝时四川流行的一句俗语道出了人们对这些商家中德高望重者所持的一种敬畏：“你不姓王不姓李，老子就不怕你。” (2)
这些权势家族的历史，是四川作为东部和南部邻近地区过剩人口的长久接收地的历史的代表。王三畏堂这一盐业帝国的设计师是王朗云，他的先人是明亡后第一批入川移民。 (3) 1660年代他们离开湖北老家，在富顺定居，生活殷实，耕读传家。 (4) 王朗云的曾祖父王端笏，是低级武职官员，祖父王玉川，官至候补州同。父亲王楷，在布政使衙门做理问。在清前期，王家以农业和盐卤用地的形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而后者大多数很显然是被遗弃或是相对不出产的卤井。
李四友堂也有着类似的历史，尽管他们的祖先据说在元朝（1279—1368）后期就已来到四川。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可能就进入盐业生产领域。李九霞在所写祖父的传记中说：1628年祖父李果育10岁时，就已攀爬天车，撤换汲卤用的篾索。 (5) 在1660和1670年代，吴三桂统治四川时， (6) 李果育常常是盐业利益圈的代言人，至少成功地组织了一次递交呼吁裁减盐税请愿书的活动。直到19世纪初，李家采取的是同样不变的策略，这也是帝制晚期中国大多数积极向上、有抱负的家族所遵循的：将钱财投资农业，同时保证后代子孙受到良好教育，取得一定功名。李果育的一个侄子就曾中举，做过数个地方的州县官。下一辈人中出了一个生员、一个举人，还有一个在镶白旗任教习，后来也做了知县。有一个侄子，捐了一个经历，但从未实授，而这种捐纳则是晚清盐业工业家很普遍的做法。
颜昌英是颜桂馨堂的创建者，其先人直到1730年代才移民四川，加入广东的移民行列，以开发四川依旧丰富的土地。颜家，最初在威远县落脚。尽管家族传说，来四川的第一代是位教书先生，但直到1830年代颜家还是农民。此时，这一代的老大颜昌训才进入盐业，据说也曾求取功名，但名落孙山。颜家致富的背后，是他们的运气加上对于食盐生产技术上的兴趣。他们地里发现了一口天然盐泉井，颜昌训和颜昌英拿出积蓄开凿永兴井，该井在1825年见功，出产气、卤100多年。 (7)
王家、李家和颜家的财富植根于耕读传家，而自贡胡家则代表了其他移民的类型——商人，商人对于四川早期经济发展特别重要。 (8) 胡礼纬出生在江西庐陵县一个没落的农村大家族。他和族人胡仕云在嘉庆（1796—1820）中期来到自流井，那里江西商人与四川边远产盐区已有的密切联系吸引了他。胡礼纬在四川成家，但不久去世，妻与子因贫困被迫返回江西。儿子胡元海长大后，从一个亲戚处借钱返回他父亲魂牵梦萦的地方。在那里，他加入了一卖布的江西商帮。胡云海积攒了一些钱在自流井开了一家店，不久这位新的元和店老板就娶了一位王姓同乡的女儿。
胡元海和妻子一起将生意做大，用的是他卖布挣来的钱，最早跟别人合伙开凿卤水井。开采告成，他利用所得8000多串铜钱，买了块年收租谷80石的田地。更为重要的是，此中还包括了与这块地相邻的荒地和河滩地。正是在这里，胡元海开凿了他最早的气井和卤井，他将家搬到寨子岭下的河岸上，并建盖了他管理盐业的总柜房。
19世纪中叶，这些家族还都没有积累可观的财富。胡元海仰仗着繁荣的卖布生意，是早期盐业巨头中在生意上还能够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唯一一个。有了最初合伙的成功经验，他倾向于在自家地里开凿自己的盐井，所使用的方法在当地称为“以井创井”。然而，我们很快就会认识到，这是用未分配利润来建造企业的策略之一。 (9) 在自贡，一旦投资者成功地开凿了一眼井，他仅使用从第一眼井所得的利润，就很容易凿锉下一眼。即便新的事业失败了，投资者原始资本还是平安无事。除非第一眼井枯竭了，否则他总有一天会有足够的利润再进行尝试。正是这一方式保护了另一位盐业资本家黄植青免于破产，他在一眼井投资了近七万两，在开凿了八年之后最终弃置。 (10) 罗筱元，20世纪初自贡的头面商人，也使用这一方法发展盐灶。对胡元海来说，这一方法不仅能确保利润，也将保护他和子孙摆脱合伙制所带来的复杂局面。然而，这种方法确实也限制了他事业的经营范畴。与同时代其他巨富不同，胡元海的大部分井所产的是黄卤水，当然品质很好。它们很浅，开凿所花的时间和金钱相对要少。胡元海去世时，他已积累五眼卤井和可供30口火圈的气，年产2000石租谷的土地，流动资产达数万两。 (11)
对于在威远、富顺和荣县有着分房、更庞大的颜家来说，这一投资策略也具吸引力。 (12) 颜昌英使用永兴井的获利，来锉北海井，接着又使用从北海井的获利开凿来龙井。到了这时，家族堂的收益足以在家族每一房中进行相当数量的分配，他们都投资进行自己的盐井和盐灶开发。限制他们事业扩张的主要是土地，自流井资产有限，同时颜家不愿意与族外之人进行联合风险投资，因此他们在富荣盐场较不发达的贡井买进土地。这一地区没有气井，颜家能够在获利丰厚的黑卤市场扩张事业。只是随着盐岩层的发现，他们才能失去了竞争的优势地位。
地图3 1919年的富荣盐场
资料来源：林振翰：《川盐纪要》，正文前图版。
在太平天国运动前夕，李家和王家如同胡家和颜家一样，没有财力“单干”。这两个家族，以及数以百计的、在事业上逊色于他们的家庭和家族一开始所执行的策略，是与资本的所有人缔结地主—佃户关系。 (13) 一个重要的投资来源是在西南的四川及邻省从事跨省贸易之人所挣得的商业资本。他们大多数是来自陕西、广东、湖广和江西的商人， (14) 胡家就是这些流寓者中的一个。来自广东、湖广和江西的商人似乎从事一般性的商品贸易， (15) 因此毫不奇怪，他们在富荣盐场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要小于陕西商人。我们已经看到，陕西商人主导着清初四川的食盐贸易，而这一高利润的生意，也使陕西商人与贡井和自流井有潜力的合伙人有了早期的交往。陕西商人也在四川全省的茶叶贸易和当铺设立上占据突出的地位。 (16) 也正是他们，在19世纪发起了对食盐定额的修订，这使得食盐供应转向西南更具效率的盐场。 (17) 以此为基础，他们也进入了当地金融业。 (18) 八家陕西商人的主要店面构成了自流井主干道的基础，该街道自身也以八家店面命名——八店街（见地图3）。直到19世纪末，随着四川票号业的发展，山西商人也开始在四川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19)
1830年代之前，极少有陕西商人涉足制盐业。我们不知道陕西商人投资策略何以发生变化，以及何时发生了变化。罗成基认为，这是由于陕西商人在其大本营云南和贵州生意艰难，加上新的食盐制造技术所带来的机会共同造成的。同时，陕西商人对于食盐船运批发市场的控制，不断遭到来自进入该行业、生产日增的富荣地区和四川经济中心重庆的商人的挑战。 (20)
正是这种陕西资本与当地土地的结合，促成了富荣盐业第一阶段的起飞。食盐资本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人估计，陕西商人所占四川食盐生产的总资本，从1830年的无份额可言，上升至1870年代的百分之七八十。 (21) 这可能有些夸张，但很明显，外来者投资的巨额增长确实存在。烧盐工人进行的第一次重要罢工主要是反对陕帮商人，据说它在富荣盐场的盐灶份额上占据优势地位。 (22) 尽管不知道盐业契约所开列的大多数投资者是哪里人，但我们切实知道，许多可以鉴别的晚清富荣盐井，是在陕西商人的资助下凿锉的。 (23) 的确，陕帮成员拥有的一眼盐井，成为了第一眼盐岩井。 (24) 也是陕西商人的经费，帮助王三畏堂和李四友堂从拥有土地资产转变为盐业帝国。
1830年代，王玉川后人的财富在减少。 (25) 他们几乎不经营盐井，仅拥有一些土地。1838年，他们中的一员，锐意进取和身怀抱负的王朗云，提议现有的王家三房的资产应该分开，保留一小部分资产以祭祖。王朗云接手这部分资产的管理，开始了决定家族命运的两项工程。
由于家族自身资财单薄，王朗云决定重新淘办王家已经在高山井附近经营的一眼井。这眼天一井已经凿锉到了一定的深度，再凿到下面更为丰富的黑卤水，要远远少于凿锉一眼新井所需费用。与此同时，王朗云与一位陕西商人签订一份有限期的租约，在王家土地上开凿另一眼黑卤井。协议的条款，与在第二章所考察的那些有限期契约一样，给了王朗云地主股12股，陕西投资者占18股。若该井失败，王朗云和他的亲戚将倾家荡产。如果该井见功，王朗云将享有该井出产的五分之二利润。更为重要的是，在18年后，该井并所有不可移动的设备都将归他们家族所有。
正是通过以上这些租约，王家开始了大规模食盐生产。他们的投资者中许多显然是在富荣盐场寻找时机的跨省商人，以打出黑卤井或气井，求得暴富。但王家凿井事业中至少有一些合伙人是当地的商人，如颜永兴，据说是王朗云抵制清朝赋税政策时的同伴。我们也必须指出，与王朗云促成这些交易的商业精明相伴随的，是十足的好运气。一些传奇故事反映出了人们所普遍承认的运气的重要，但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却令人怀疑。例如有一则关于上面提到的天一井的故事。当时该井正在凿锉，债主急于催款，王朗云承受的压力太大，决定直接卖掉他们在扇子坝的土地。与陕帮商人的谈判已在进行中，就要在八店街的陕帮商号的一家店面签订合同。对此早已斟酌再三的王朗云，暂时离开了商谈现场，想再好好考虑这件事。正在此时，天一井的管事跑来，宣告他们刚刚打到了卤水。与陕帮商人的交易取消了，扇子坝后来成了开发黑卤井最多的地方之一。
天一井非同一般，最高产时一月汲卤两三千担。该井凿成时，卤水喷出超过10英尺高。井户不得不用一个竹木盘子置于井口，卤水就沿盘子边缘流进储存卤水的楻桶。食盐市场日益扩大，井火灶得以发展，对卤水的需求大增，这意味着这些井所出产卤水的价格会很高。凭借从天一井和其他仅拥有地主股份的盐井的获利，王家开始自己投资，重新淘办在扇子坝承袭的废弃盐井。
王三畏堂与非亲投资者的关系，可以视为一种暂时性的，它有助于增强王家多种投资组合，但这仅是他们日益增长的盐业财富的一个方面。李四友堂早期的发展，更多的建立在与富有陕西商人的商业关系之上，在开始阶段发展很缓慢。直到1820年，李四友堂仅有四眼中等产量的盐卤井。 (26) 这些井的利润在李世缙的四个儿子间分配，为促进家族产业进行的投资已所剩无几。在19世纪初，李四友堂作为一个经济单位不是很活跃。在1827—1828年，李维基前去成都参加乡试。在这里他碰到了一位涉足四川盐茶贸易的高姓陕西商人。高氏对李家的资产感兴趣，决定投资3000两以支持它的发展。他们的第一项事业是租佃珍珠寺后面的联珠井。好运又向李家伸手，助其成功：因为附近德成井的开凿，导致了联珠井增产，从每天30担升至100多担。因为租约中有一款规定，即便租期内产量提高，也不允许有任何的变化，承租人享有这一意外之财的所有收益。
李四友堂与高姓商人形成了合伙关系，各自拥有该井50%的资产。在他们共同开发的盐井中，这意味着双方各15股。然而，他们中的一些风险投资是与别的投资者合作的，比如水丰井，他们各拥有7.5股，再如发隆井，股份中仅有三分之一归他们所有。总之，李—高合伙关系开发了七眼卤水井，产量加在一起，每天200多担。还有三眼气井，达到600口火圈。 (27) 随着其他气井的开发，李—高的合伙关系从卤水的净卖方，转变成了净买方，这一因素激励他们进一步开发盐井。 (28)
到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李、王、胡、颜等家族已经成为四川计岸和边岸食盐生意的重要生产商。但是这些食盐的实际营销，主要还是掌握在大的陕帮盐号手中。随着南京的陷落，湖广市场的开放，这一垄断被打破。以前顺江而下运盐有种种危险，这时也得以合法化，湖广（湖北和湖南）对食盐的惊人需求，使得那些有盐在手、有魄力的商人通过投机，买卖川盐，在很短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白银。在四川盐场每斤盐只需数文，而在湖广可以卖到90—200文。 (29) 据说有人在湖北卖一斤盐，可以带回一斤棉花。 (30) 确实，许多盐商最初是以这种方式从事棉花贸易的。在当时流传着许多传奇故事，作为对那些具有冒险精神和一心只想发财的人的一种激励。最著名的——无疑也是极不可信的——是关于刘昆池的故事，他只身带了一
盐到湖北，贿赂了清朝驻防长江浮桥的兵卒，在到达目的地后，一斤盐成功地换得一斤白银。 (31) 若是这样，这就是私盐，超出了盐引制度的限制。任何人都可以跻身于此，正是通过这种非法贸易，李家、胡家、颜家和王家，以及其他食盐生产商积极地从事生产，也进行营销。
表4.1 1830年代李—高合伙生产的卤水
资料来源：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47—148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62—1963年。
李四友堂进入营销，要归功于名叫张五麻子的忠诚家人，他料理李家在重庆的资产。据说，向东面禁运的消息一抵四川，张五麻子就购买了他在这一盐业中心交易地所找到的所有食盐。当湖广盐价上涨，他就出售这些食盐，为他的雇主，毋庸置疑也为他自己获取了巨大利润。 (32) 当时，李祥庵是李四友堂的总办，李家与王三畏堂间的姻亲关系便于两家在湖广营销食盐事业上联手。另一位大的盐场商人陈辉廷也加入进来。然而，一段时间后，合伙人之间的争执导致商号解体，李祥庵建立了自己的祥兴泰商号。 (33) 当时王朗云建立了自己的贸易商号——广生同盐号，最后在四川的邓井关、泸州和重庆以及湖北的宜昌、沙市和洋溪建立了分号。它营销的大部分是自己家族盐井生产的食盐，这带来了极丰厚的利润。 (34)
地图4 自贡和长江上游诸城市
制图：Dougals Miller.
胡家的生产能力远低于自流井的同行，无法仅仅依靠自己的盐井建立起营销帝国。但是，他们也利用了战争所带来的机遇。他们在八店街的天后宫设立聚义长盐号，作为总号。沿长江，处处可见它的分号和堆栈，在重庆、宜昌和沙市有大的分号。后来它的名字改为福临怡盐号，但经商策略保持不变。尤其是，聚义长的掌柜们以利用盐场与引岸即销售地界间的差价，以及改变营销策略以满足季节性产业而闻名。这些季节性产业如咸菜加工是在农历二三月，酿造酱油是在五六月，熏制腊肉主要是在冬天。因为没有自己的充足食盐供应，胡家也很敏锐地判断食盐买卖的时间和地点，从不将他们的购买局限在盐场或是固执地按照引盐销售规定的最终地点出售食盐。聚义长的掌柜们有一个广泛的网络以收集市场信息，胡勉斋在这方面的本事为他赢得了盐业中的“诸葛亮”这一绰号——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战略家。 (35)
太平天国结束时，陕帮商号的垄断，不仅在新的湖广市场，也在计岸和边岸被打破。从那时起，两个营销集团即重庆帮和井帮，主宰着这一贸易。重庆帮基本上是跨省的，控制着四川经济资本的财政资源。井帮的竞争能力建立在他们自己自流井和贡井的巨大生产能力之上，以及他们买下许多自己不能营销食盐的小生产商的食盐的能力之上。 (36) 以这种方式，大的食盐生产商开始在一个有组织的框架之内，共同凿井、煎盐和营销食盐。正是这种商业上的一体化，确保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在盐业中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