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与纵向一体化
分裂与小规模生产
富荣盐场盐业的大多数投资者从事小规模生产,通过仅购买各个井、灶的一部分股份,来分散他们的风险。尽管我们没有每眼井的所有人身份材料,但可能仅有一半是在上面描述的一体化管理机构控制之下的。许多是独立的,不能够享有我们将要看到的一体化管理所带来的利润。确实,部分是由于小生产商的弱点,成就了大规模生产的食盐工业家们的兴盛。在发展初期,盐业家族财富的一个主要来源,是他们取得了对于营销的垄断,尤其是对于边岸和湖广地区的垄断。长途运输食盐的高成本以及需要保有大量的储备,等待有利价格的到来,这就将小规模制造商排除在外,允许极少数大的生产商掌控批发领域。 (73)
对于自贡一些投资者来说,分裂不仅仅意味着井与灶所有权的分离,以及无法抗拒由大的笕和大的食盐批发商号所有人所设定的价格体系;而且,许多井和灶的经营被分成若干部分,在许多单位间进行分割。我们已经看到了一眼井是如何为许多少于10口煎锅的灶房供气的。有一些稀见事例,盐卤也由合伙人轮流推汲,这带来了无人维护和生产效率低下等种种风险。
更为常见的,是旨在为小的井户节省汲取盐井卤水成本的做法。通常,一眼井每天汲取一担卤水要用一头牛。 (74) 因此,中等产量的盐井就要购买、喂养40—100头牛。除雇用实际操作和维护汲卤装置的人员外,一眼井也必须喂养牛只并为其治病,还要支付驱赶牛只、转动地滚子之人以及负责牛只日常所需的牛牌子的工资。 (75) 许多小经营者与专业汲卤者签订合同,而不是直接支出这些费用。这些“牛推户”以数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工作。在大多数全面汲卤契约中,牛推户提供牛只和赶牛人,以及盐井之上篾索、卤筒等所有的可移动设备,还支付工人的工资,而这些人我们通常会认为是该井的雇工。井户实际上已将他自己与生产过程相分离,只是派一个人去监管他的利益。牛推户则得到该井一定比例的出产卤水。如果盐井发生事故,牛推户负责头三天的打捞。此后,他可能继续此项工作,但井户可能必须支付他额外的一笔费用。
也很常见的做法是,牛推户提供牛只和赶牛人,而井户继续从事生产,维护所有的设备、支付工人工资。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汲取盐卤的筒数来支付牛推户报酬。四头牛组成一组,每次卤筒从升至最顶端后再放至井底,支付三钱银子。如果任何东西坠落井中,井户负责打捞。最后,当有问题出现时,雇用牛推户也并不少见。这种情况下,是以使用牛只数量进行支付的。对于那些不需整组牛只的情况,租金可以以每天使用牛只的数量进行计算。所有这些费用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比如转动一个地车同时为两眼井推卤。 (76)
在富荣盐场约有200牛推户。他们总共有约3000头牛,在清末这些牛折合白银约20万两。这些约占盐场使用牛只的10%。大多数牛推户自身就是小规模的经营者,能够同时在一两眼井上工作。然而,一些有抱负的人,像李松山、黄四,有300多头牛,周荣泰和余三有200多头牛,依当时的标准看,他们也是富有之人。他们的获利最终使他们积累了足够的资本,投资他们自己的井和灶,并最终全然摒弃了契约推卤即包推。 (77) 就其本身而论,签约雇用牛只的做法很好地适应了分裂模式,这种模式在帝制晚期许多产业中都很常见。 (78) 对于利用牛推户服务的井户来说,包推意味着更少的创办资本支出,但同时对于控制来说则是相当大的分散。即便如此,在更小的生产商看来,因盐井经营转包所带来的利润流失很少,故而值得这样做。 (79)
另一种离李家、颜家和胡家盐井大规模工厂体系更远的是班房车制度。这也是为了削减拥有牛只的成本。这种情况下,井户不是租用牛只使用畜力,而是使用人力推卤汲井。人力成本很低时,小生产商就有了使用人力的灵活性。一旦购买牛只,就必须照料喂养,不管你能卖出的卤水如何少得可怜。在一些事例中,雇来推动地车的人力也要签合同,对工人工资负全责的人力老板,仅雇用能完成井户所设定的生产额度所需的人数。 (80)
大盐业家族的纵向一体化
小生产商与我们确定为盐业巨头的那些人经营之间的区别,不仅仅表现在他们的生产规模上,而且也在于他们在一个公司内部将生产和销售各个方面结合在一起的能力上。对于食盐等产业来说,在资本发展初期所拥有的纵向一体化优势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就重要性而言,它们可以与工业革命形成阶段美国大的石油和钢铁公司在组织结构上的突破性发展相比肩。他们通过将井与灶的所有权结合在一起,几乎始终能确保制盐中主要原料——卤水和气的供给。通过控制在四川的主要食盐批发商号,保证他们的食盐在四川的主要盐市率先出售。随着食盐生产的财富积累,他们扩展进入卤笕开发领域,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使他们可以彻底地控制大部分贡井卤水的营销,可以抵制不相隶属的自流井盐灶对他们生产需求的要挟。他们控制了巨额的资本储备,可以囤积煤炭等具有季节性的物资或商品——冬天时煤矿处于生产高峰,价格较低。最后一点,他们继续保持资产形式多样化,进入为食盐生产商服务的几乎所有产业领域,包括信贷业。结果,到清朝末年,在产量几乎没有减少的情况下,实际上他们无需从外人那里采购东西,就可以做食盐生意。
王三畏堂的资产
1890年代处于巅峰的王三畏堂,可能是四川农业和工业财产最富有的单个私人业主,也有一些学者说,是中国之最。从扇子坝一些废弃的盐井来看,它控制着一个由井、灶、批发零售以及农业用地所构成的一体化帝国。除了资产的非凡价值外,王三畏堂的不动产是自贡商业活动的一个模板。各种资产相对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在企业生命中的作用,也揭示出大的统一家族堂作为自贡盐业生产和分配的中流砥柱的兴衰变迁。
农业用地。王朗云一生都致力于谋求王三畏堂财富的增长。在去世前,他已经将家族的农业财产扩大至一年收租17000多石。这些财产不仅分布在富顺和荣县,也散布在邻近的威远和宜宾, (81) 王家成为川西最大的在外地主。在王朗云的侄子王惠堂掌事期间,这些都消散殆尽。在上面提到的分裂管理时期,王家的债务上升高达70万两。因为他们都卷入了强势的渝(重庆)沙(沙市)债团向王三畏堂的贷款之事,该债团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向重庆地方官起诉王家。直到重庆官运局的负责人插手,王家的债务才最终得以解决。在官运局的建议下,王朗云的下一代中最有能力的王达之,被任命为家族堂的总经理。为了还债以及筹集资本以挽救摇摇欲坠的盐业生意,王达之卖掉了王家手中年收租3000多石的土地,这极大了削减了农业资产在整个资产结构中的重要地位,但王家仍然是他们时代最大的地主之一。 (82)
卤井和气井。在王达之接管堂务时,王三畏堂所经营的大部分卤水井都是由王家独自控制的。在他们最初发家的地方扇子坝,王家仍拥有21眼中等产量的盐井。平均每天生产1000担卤水,咸度依重量计约是18%。在19世纪末,其中的4眼井枯竭了。然而,王家既有资本,又有良好的判断力,他们迅速向盐岩井投资,保持了他们从卤水生产中获得的高利润。到世纪之交,王三畏堂拥有至少3眼极高产的盐井,还有位于大坟堡中心的其昌井的25股。
王三畏堂的卤水资产并不引人注目,这并不奇怪,因为其根据地在自流井。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灶房生产。在扇子坝地区,王家拥有清疆、天生、金海、宝三等气井,最好状态下,每井能煎火圈七八十口。远为高产的是位于高山井地方的裕兴井、竹林湾的同兴和同旺井,以及上桥的泗海井,各煎火圈100多口,裕兴井可煎火圈240口,同兴井175口。
除了用自己的井生产的气煎盐外,王三畏堂也是自流井重要的天然气出租者。在19世纪末,它出租了7个灶房,每个约有10口锅。据任职过王三畏堂的一位经理的记述,王家自己总共仅有约700口盐锅在生产,此种情形下,他们出产的一些气必须外租。然而,即便是以这种生产水平计算,一天也应有约400包的产量,一年就是14.4万包。当时富荣的引盐额将近3000。以450包为一
计算,王家一年将生产约320
,占每年四川主要产盐地区引盐额的约11%。 (83)
商业企业。王三畏堂商业帝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广生同食盐商号。这一商号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进入湖广市场的食盐生产商创建的,并一直是王三畏堂这一大型盐业联合企业最赚钱的部门。我们对广生同商号的运作所知甚少,尤其是在与湖广贸易没有规章约束的时期。随着政府重新厘定了这一市场的额度,独自扩张食盐销售被叫停。尽管反对王三畏堂负责人进入新的官运商销体系,但大的商家如广生同商号仍可以从官府控制中收获一些利润。在新的分配体制下,食盐的销售被分成两部分,引盐和相对没有规章约束的票盐。销售引盐利润更为丰厚,但只有凭盐引才能在四川以外的地区销售。这样,事实上重建了大批发商家的垄断,其中自贡当地重要的食盐生产商号占有一席之地。随时间而变化的引额,在运商、场商以及扎根盐场的盐商间平均分配,其中运商是早期跨省批发商号的继承人。每组分得运往湖广最初的600食盐额数的一半。在分给场商的300
中,王三畏堂得到72
, (84) 占湖广整个批发市场的12%。王相荣也负责仲兴祥商号,这是在仁怀边岸的两大批发商号之一。 (85)
除了营销食盐,在19世纪后期,王三畏堂继续扩张,进入其他商业领域,他们现有的经营基础使扩展经济活动范围成为可能。 (86) 他们的福昌生商号是大米、胡豆、黄豆、菜油以及其他基本物资的供应商。这些物资在泸州、江津购进,它们不只是储存在王三畏堂各井、灶等的厨房和牛棚中,也成为供应整个盐场的一个来源。为了确保他们自己的煤炭储备,王家在高硐建立了便利煤场,这是富荣的主要煤炭分发点。同时,建立了天心堂药铺以购销草药,尤其是那些治疗水牛使用的草药。 (87) 王三畏堂的负责人和李四友堂的成员,还有贡井的杰出盐商黄敦三、刘焕斋一同控制着富荣仅有的硝皮厂,垄断了处理盐场每年死亡的数以千计水牛的牛皮。 (88) 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一些年份里,王家通过投资数家木厂,又向着统一供应和生产的方向推进了一步。 (89)
王三畏堂的批发食盐贸易也使他们跻身数种与食盐仅有间接关系的生意。盐场直到1907年才建立了第一家票号。 (90) 此前,食盐生产商从官方盐运局在重庆经营的官府仓库中拿到的白银,不得不运回自流井。为了增加利润,许多盐商开始使用白银购买外国棉纱运回老家,创立了一个可远达英国的三角贸易。王三畏堂为自己开辟了一个赚钱的棉花市场,在威远和荣县批发棉纱,并通过它们在自流井正街的广生公纱店零售。与此同时,他们瞅准盐场借贷和兑换设施不完备,在大坟堡街开了一家广生公钱店。
李四友堂的资产
我们对李四友堂资产的详情了解甚少。它的鼎盛期要在王家之前,一般人们认为到了1890年代李家的财运开始滑坡。在1870年代,当时李祥庵的影响还可以感觉得到,李家在各个生产领域继续扩张。李祥庵的一生,据说开凿和出租了100多眼新井,只有17眼井的名字保留了下来。 (91) 尽管李四友堂拥有的极少数气井产量很高,但大多数都是卤水井,只可以煎烧80口盐锅。李祥庵的后继者继续着家族的凿井事业,包括投资双福井的5股,双福井是轰动一时的盐井。 (92)
李四友堂的批发企业也分布广泛。大生厚盐号,总号在重庆,在宜昌和沙市有主要的分号,是四川计岸和湖广食盐市场第二重要盐号。 (93) 李四友堂的商号在边岸表现活跃,李家、田家和刘家联合营运的协兴隆盐号,是仁怀市场最大的盐号。盐号总部位于仁怀县城,70多家分号分布于怀仁至贵州省会贵阳间的各州县。每一分号都有办公房屋、储盐的食仓以及职员的住所。李家在该地区拥有大量田产,所产租谷足以支付该批发商号及各分号的所有经营支出。另外,该商号培训和补充自己的反走私警力——盐警,他们护送自己的商人运输以及为商号股东做保镖。 (94) 綦江市场的情况也类似,李四友堂是那里大生美盐号唯一的所有人。 (95) 李家也从事许多的零售业务,包括拥有两家药铺和他们自己的木厂,供给建造盐井、天车、地车、天地滚子以及盐场建设所需的物资。 (96)
胡慎怡堂与颜桂馨堂的资产
胡慎怡堂规模小于李家和王家的盐业联合企业,但它遵循了同样的纵向一体化以及在支柱产业投资的模式。表4.4说明了胡慎怡堂在主要生产方面的持续性扩张。
表4.4 胡家三代的盐井开发
资料来源: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78—79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81年。
胡家几乎所有的盐井都是独立开凿的,除了在清朝最末数年有一批井买的是下节,这为他们完成开凿省了一半投资。
我们对胡家盐业之外的商业活动知之甚少。除了在嘉定府开办了一个商号做白蜡生意外,胡家还在成都开了家当铺。 (97) 然而,最重要的商业活动,如同其他家族一样,还是食盐的批发营销。胡慎怡堂的福临怡号只出售胡家自己灶房所产的食盐,这保证了胡家在湖广市场的销售。 (98) 1892年胡承钧去世时,胡家运盐资金及现银达30万两。 (99) 随着在贡井土地上打出数眼高产气井,胡家也成为了使用气火灶代替传统的用燃煤方法生产巴盐的先行者。他们出产的块状食盐成色,要好于其他贡井商人普遍出售的食盐,这样,他们在巴盐占主导的边岸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地位。 (100)
颜桂馨堂遵循的商业策略,在许多方面与胡家类似。他们的盐井分布在自流井和贡井,这样可以利用两个盐场不同的生产能力。利润重新投资于食盐生产,而不是土地,颜家能够在19世纪晚期扩展他们的生产,而不用寻求外来的合伙人及借贷。 (101) 颜家通过在伍家坡的总柜房,将在井、灶、笕的投资,协同成了一个巨大的盐业帝国。两个批发商号使颜家在湖广市场和四川计岸声名显赫。太和贞盐号在湖广做生意,在宜昌、沙市和汉口有分号;恒兴隆号在四川做生意,在江津、涪陵和重庆有分号。 (102) 在太平天国结束后的一些年中,颜昌英的第四子颜觉吾,为云南和贵州的边岸建立了一个批发商号。
我们从现存的账簿中看不出这些纵向一体化的企业中哪些部门最赚钱。对于生产各个阶段都至为重要的资源的掌控,使得这几家及其他的大商号成为了规模生产和范围生产的经济体,小的生产商无法与之竞争。由自己的牛只推卤以及用自己的气煎盐,免除了所需中间人的成本费用,确保了原材料的供应,尤其是在诸生产要素失衡的时期,这种煎烧自己盐卤的能力,对于企业的生产能力来说至关重要。在生产所有阶段进行投资,也使得较大的企业,在气和卤两者的市价发生相对变化时有了一道保护屏障。
零售市场的食盐运输和出售,可能不是盐业最赚钱的阶段。表4.5开列了川盐各主要销售地界即引岸的获利情况。由此可知,在20世纪初,湖广是川盐最有利可图的市场。从1850—1870年代,当时大家族堂好运当头,食盐运输上的赋税份额远低于清末民初。的确,在1830和1840年代,可能根本不用缴税,此后,只需缴地方征收用以抵御太平天国盟军的厘金。因为向湖北售盐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盐业管理范围,可能大多数进入湖北的食盐仍旧根本不用缴税。正如同我们将在第六章看到的,从1878年开始,清政府以及一些盐课在财政中占重要地位的省份,开始瞄准运往湖广的川盐。结果,盐税的上涨和湖北合法市场的续续断断地缩小,给四川生产商带来了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对于那些商业策略已将湖北济岸作为生产和销售基地的生产商,其中最有名的是这些大家族堂。它们通过削减运输别人生产的食盐,能保护对自己产量的需求于一时。然而,这种贸易管束最终将受到它们的打击对象以及政府的攻击。
表4.5 川盐引岸销售利润(两)(约1916年)
*每盐的斤数因时间及市场不同而不等。这里的估数是以樵甫的观察为基础。
资料来源:樵甫:《自流井(第一集)》的数据,117—119页,成都:聚昌公司,1916年。
防御性商业策略
富荣盐场的商业活动是随技术变化和市场机遇孕育而生的。如同大多数19世纪末的企业一样,它们的金融活动反映了它们对所存留的收入或利润以及当地可得到的信贷的依赖。然而,与受益于这一时期运输革命的西方企业不同,中国不发达的通信和运输体系产生了瓶颈,这对富荣企业的演进之路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对胡慎怡堂和李四友堂的记述中,我们都看到了严格遵行保持相当数量现金储备的做法。这些家族所经营的每个盐号和盐仓,都要持有一大笔现金资产。在最兴盛时,李四友堂的柜房手头上总有30万两白银以备急需,它所管理的盐号要求持有的现金是该数目的三分之一左右。 (103) 甚至是单个的井和灶柜房都有一笔应急经费,若这笔钱财花出去了,就会常常听到家族领导层对生意岌岌可危的哀叹。 (104) 这种坚持拥有大笔流动资本的做法,应该在帝制晚期更大的政治经济的背景之下加以理解。无力对抗自然灾害、社会动荡以及不断变动的市场情况,因此,即便是最成功的商人也产生了一种防御心理。18世纪初雍正财政改革之后,政府机构留有经费以应付紧急事件。 (105) 清朝最后数十年,政府的掠夺性税收政策极大地加重了制造商和运商对于现金短缺的恐惧。结果,在清朝,很大比例、本可以用于产业发展的现成资本闲置,这不是为了夸耀性的消费,而是出于谨小慎微。清朝覆亡后的动荡只能加剧人们的恐惧,导致了上述做法,甚至造成民国初年最大的食盐开发商们债务水平陡增,令人骇异,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
相比之下,增加大规模农业资产的做法,不应仅视为传统意义上家族的保守投资策略。到世纪之交,王家、李家和胡家分别年收租约17000石、5000石和7600石,他们名列四川最大的地主行列。 (106) 尽管投资在农业用地上确实是安全的,但农业用地也发挥着作为大型盐业联合企业一体化商业财产组成部分的重要作用。我们已经看到了耕地可以作为有保障的现金的替代物。当王三畏堂在1880年代背负债务时,它没有出售盐业资产而是处置了农业用地,为的是保留它的产业财产。在土地上投资,商业资本的回报令人放心。它以田租的形式,可以在晚清高度流动性的土地市场上很快转化为现金。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农业用地的产品对于商业投资者的贡献。我们已经看到,使用出自农业生产的收入来维持李四友堂的边岸盐号。有相当多的材料表明了,商人用部分土地财产支持他们商业网点雇员的支出。王三畏堂收租机构所收的全部17000石田租并不尽用于此,但盐业工人和管理人员从中得到他们的伙食,这是他们工资的一部分,对于雇员可达数千人的大生产商来说有着相当大的压力。 (107) 每个家族的工地需要喂养600—1300头水牛,也有着同样的压力。 (108) 大的井户出租他们邻近村庄的部分土地给佃户,用于种草。在包牛工租佃制度之下,佃户必须同意以约定的数量每天向一些盐井供应草料。在扣除了租金后,地主会定期向佃户支付草料钱。地主接收草料,并要佃户缴纳租金。佃户的作物被固定给了买主,被迫低价出售。 (109) 在胡豆种植者间也实行几乎相同的做法,胡豆是水牛的重要饲料,也是盐井的重要支出项目。可以看出,甚至是农业用地也为盐业服务,可以视作富荣盐场的供应、生产以及销售的纵向一体化策略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