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富荣盐业生产创建了一个与中国传统制造业极为不同的劳工环境。我们看到，在井、灶、笕出现了许多可以与现代工业相关联的情况：固定、全职的劳动力，劳工的分工以及对于劳工实质性的层级管理。同时，工人利用中国人所拥有的丰富组织资源，以舒解产业和城市生活对其的冲击。对于整个中国的工人来说，同乡一直是成立组织的强大理由，对于熟练工人来说更是如此。 (70) 来自四川特定地区的工人，通过当地的招募网络以及对得到技能进行保护的行规，近乎垄断了烧盐工人、锉井工人、山匠等熟练工种。非熟练劳力来源地远为复杂，但是固定工的集中，有利于在民间宗教和传统行会的基础上形成各种帮会。这反过来又巩固了内部的团结，甚至非熟练工人也偶尔可以为工资和工作条件进行抗争。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四川盐业内部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政府努力从四川食盐销售上增加税收，并进一步控制四川进入新得到的市场，这造成了井、灶、笕户等和工人的不安全感。然而，同一时期新的汲卤和凿井技术的引进，极大地增加了四川盐井的产量，将新的卤水资源带给了富荣的盐灶。到清朝覆亡时，很显然，政府无法控制富荣盐业，而新技术带来了新的投资机会。不过，生产的转型和政府政策还是对商业组织和劳工组织有着影响。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变化。
(1) 最重要著述包括鄢华阳《四川的移民和定居：1644—1796》，博士学位论文，哈佛大学，1982年；吕实强《近代四川人口密度与人口压力的分析》，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5期，1977年；施坚雅《十九世纪的四川人口》，载《帝制晚期中国》第7卷第2期，1986年；以及王笛《清代四川人口、耕地及粮食问题》，载《四川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2) 保罗·史密斯：《长江上游的商业、农业和核心区的形成：公元2—1948年》，980—1980年中国经济史时空趋势与周期研讨会论文，10、57—61页，意大利贝拉蕉，1984年。史密斯利用了5个基准年份，其中只有一个在我们所讨论的历史时段之外。
(3) 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四川省道光二年民户男妇丁口数目》，档案6697号；《四川省光绪十三年民户男妇丁口数目》，档案7529号。这些数字无疑有些错误，但我们能认定整个四川的错报程度相当的一致，因此它们可以用于人口增长的比较（而不是绝对）分析。三个主要盐场总人口增长数：富顺（自流井）94%，荣县（贡井）144%，犍为（五通桥）111%。
(4) 施坚雅：《十九世纪的四川人口》，65页。
(5) 中国学者对于这一现象的一般性讨论，见冉光荣、张学君《四川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载南京大学历史系和明清研究室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552—5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史》，6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6) 《乐山县志》，卷7，经制，1934年。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0，页11，1822年版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重印本。
(7) 舒文成等：《自流井烧盐工人的行会组织——炎帝宫》，35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81年。
(8) 查尔斯·胡：《四川盆地的农业和森林业的土地使用》，126页，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6年。
(9) 《四川近百年大事提纲》，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62年。陈然：《近代自贡盐业工人状况及其斗争》，载彭久松、陈然、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编《四川井盐史论丛》，248页，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
(10) 重庆的米价从1863年1.2—2.06两/石跃至1865年的2.72—3.78两/石。1874年、1880年代中期也发生了类似的飙升。见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农业类》雨雪粮价，第45、49、53、92、105包。
(11) 移民的机制，见鄢华阳《四川和清代移民政策》，载《清史问题》第4卷第4期，1980年。曾小萍：《雍正朝政府对于垦荒和隐地的政策》，未刊稿，1986年。
(12) 严如熤算得每天在重庆停靠10只船，每只载七八十人。这些人仅有一半乘船回航，结果，甚至是在19世纪中期，在贸易季节的高峰，每月至少有一万人滞留在四川。见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0，页15。
(13) 马仿波：《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279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6—10辑，1982年。
(14)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页24a，四川盐政室印辑处印行，1932年。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史》，621—622页。
(15) 碑文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史》，621页。
(16) 陈然：《近代自贡盐业工人状况及其斗争》，255页。
(17) 丁宝桢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12，转运7，页32b，光绪三年丁宝桢奏折，1882版。
(18) 李榕：《自流井记》，载蒋德钧编《十三峰书屋全集》，卷1，页5b，龙安书院，1892年版。
(19) 李永成纂：《富顺县志》卷5，页3a（宣统元年［1909］的统计数字），1931年版。赵熙纂：《民国荣县志》，卷7，页2a（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统计数字）。
(20) 樵甫的数字比《四川盐法志》的更精确。后者只是开列了晚清登记纳税的井和灶，总数是405眼井，1055口锅。丁宝桢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5，井厂5，页4b，页9b。樵甫开列了1098眼井，雇用的人数54900—76860。根据樵甫的估计，东场有灶房571处，西场有灶房345处，分别雇用3026和1404名烧盐工人。然而，他指出这一数字不是灶房的所有工人。见樵甫《自流井（第一集）》，153—160、167页，成都：聚昌公司，1916年。如果我们将冉光荣和张学君的数字作为计算的基础，那么，当时灶房的人数在12824—21068之间。最后，考虑到只有18条大笕，我们再加上504人卤笕工人。因此主要生产上所雇用的工人总数约在68228—98432人。凌耀伦对于井、灶工人人数的估计，对于灶则高些，井要低些。使用他每眼井四五十工人，每灶三四十工人的数字，我们仍能得到盐井工人数71400—91540。见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5页，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4辑，1982年。这些数字都对《川盐纪要》的估计作了很好的修订，引自陈然《近代自贡盐业工人状况及其斗争》，247页。
(21) 引自刘大中、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1933—1959）》，69页，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年。
(22)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B22，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富顺（自流井的所在地，是整个盐场最大的组成部分）非农家庭的比例是48%。
(23) 事例见魏远猷纂《大宁县志》，卷1，风俗，1886年版。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55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24) 邓拓：《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231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提姆·赖特发现，在中国整个帝制时代，煤炭开采具有季节性和间歇性的特点。见提姆·赖特《中国经济与社会中的煤炭开采，1895—1937》，163—164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
(25) 直到19世纪晚期西方和日本的投资者引入新的资本和技术，才使得中国的缫丝、面粉加工和火柴制造、军工制造及棉纺等加工产业的工厂生产和劳动力集中向中国其他地方真正散布开来。
(26) 事例见李明珠《中国丝绸贸易》对于制丝业的讨论，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46—57页，1981年。景德镇的讨论，见麦克尔·狄龙《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业发展过程中的运输与营销》，载《东方经济与社会史学刊》，第35卷，第3期，1992年。方卓芬、胡铁文、简锐、方行：《景德镇的制瓷业（清朝前中期）》，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的资本主义，1522—1840》，308—326页，纽约：圣马丁出版社，2000年。
(27) 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8辑，192页，1963年。冉光荣、张学君：《四川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探讨：关于清代富荣盐场井盐企业的初步分析》，40页，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5辑，1980年。
(28) 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71页。两人将负责锉井、有技艺的工匠称为山匠。这一词见《四川盐政史》，卷3，页82a。《四川盐法志》将这些人称为夙匠。见丁宝桢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2，井厂2，井盐图说，页2b。
(29) 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市总工会编：《自贡盐业工人斗争史档案资料选编（1915—1949）》，88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这是一份自贡市商会要求车水工人复工的布告），民国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见韩启澜对于上海纺织厂“拿摩温”（工头）作用的讨论。韩启澜：《姐妹与陌生人：1919—1949年上海棉纺厂中的妇女》，84—87页，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6年。
(30) 温瑞柏：《盐井记》，载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50，户政·盐课下，页68，1826年版，台北：国风出版社1863年重印本。
(31) 丁宝桢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2，井厂2，井盐图说，页2b；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66页。
(32) 吴鼎立：《自流井风物名实说》，页2，1871年版。
(33)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史》，620页，引用了同治十一年（1872）一位地方官的报告：“杨开禄在刘泽洪盐井包揽推水，转雇谭中义帮工，每日四十五文工钱，按日支给。大家同桌共食，平等称呼。”最后的一句包含了清朝法律对于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者的法律规定。黄宗智：《清代民事审判的表达与实践》，74页，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犍为盐场某些制度上的变化可以用来帮助理解富荣的状况。这两个盐场距离很近。正如第二章所指出的，犍为盐场在自流井和贡井崛起之前的年代在盐业上居优势地位。到19世纪初，犍为和富荣被认为是四川最发达的盐场。
(34) 工资稳定是米价稳定的反映，如图表4.2所示那样，同时也是银钱比价稳定的反映。除了自然灾害的年份，叙州府的米价平均为2—2.5两/石。至少在民国初年之前，四川的银钱比价一直保持稳定。一串铜钱约等于一两白银。大多数固定工和管理人员在工作时有伙食供应，所以工资基本上用于个人和家庭。假设成人粮食消费年均约2.2石，一名非熟练工人可以养活一个小家庭，只要能保住工作，身体别太虚弱、受伤。熟练工人和掌柜所希望得到的要远远超过挑水工人和锉井工人的基本生存需求。
(35) 张树植：《自流井土地利用之调查》，载萧铮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29056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38年。指出这种做法延续至20世纪。
(36) 邓拓：《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221页。
(37) 巴县档案馆6.2.7134。
(38) 这使得富荣工人的收入远远高于无地的农业雇工。见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对于江南无地的劳动力的消费模式所作的一个初步的估计，91—98页，载《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1卷，第3期，1996年。
(39) 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7页。
(40) 马仿波：《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279页。
(41) 李榕：《自流井记》，卷1，页4a。据严如熤记载，盐场闻起来有硫磺味。见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页12。
(42) 姜相臣、罗筱元：《自贡盐场的牛》，125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81年。
(43) 林振翰：《川盐纪要》，59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
(44) 事例见陈然《近代自贡盐业工人状况及其斗争》，253页。
(45) 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的挑水工具展览。据展览说明，一对卤水桶，盛约155公斤卤水，置于挑卤水之人扁担两头。见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展到衰亡》，154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62—1963年；李榕《自流井记》，卷1，页5b。
(46) 陈然：《近代自贡盐业工人状况及其斗争》，250页。
(47) 李永成纂：《富顺县志》，卷5。
(48) 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72页。
(49) 《川盐纪要》，引自陈然《近代自贡盐业工人状况及其斗争》，253页。
(50) 引自冉光荣、张学君《四川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554页。
(51) 据民国时期四川省盐业工会筹委会印行的小册子《四川盐工概况》记载：“川省盐工有世代相传为专业者，如自贡、犍为、乐山等场……”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74页。
(52) 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所藏的退休盐业工人的座谈会发言，引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史》，619—620页。
(53) 同上书。
(54) 关于把头的背景和所起作用几乎没有资料。他们可能是1911年以后出现的现象。对于这样一种劳工头子的控诉，见袁伯龄《封建把头对盐业运输工人的压榨》，61页，载《井盐史通讯》，第2期，1977年。
(55) 据罗筱元的记载，20世纪初，11家槽船船户组成富同兴号从富荣向邓井关运盐。见罗筱元《富荣官运局的弊害》，61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84年。
(56) 对于大宁罢工的讨论，见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第二章；唐光沛《明正德年间四川大宁灶夫领导的起义》，见彭久松、陈然编《四川井盐史论丛》，191—215页。
(57) 许多人都写到了中国的“会”。该词可以指各种各样的团体，包括那些英文文献通常所称的秘密社会（secret societies）。这里讨论的“会”常常等同于西方的“行会”（guilds），二者有许多相似性，包括依赖于一个保护神作为组织原则。商人、学者和工人都可建“会”。在四川，由来自一个特定地方的寄居者所组成的大多数这样的组织，被称为“帮”，但是它们的组织结构与“会”类似。关于“会”的一般性讨论，见彼得·戈拉斯《清初的行会》，载施坚雅编《帝制晚期中国的城市》，555—580页，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布赖纳·古德曼《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区网络和认同，1853—1937》，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
(58) 自贡市盐业志编辑委会员编：《自贡市盐业志》，568页，自贡，1992年。该志也提到一个叫做十成会的全体盐业工人的帮会。不清楚该组织在清朝时为谁服务。
(59) 黄健：《自贡盐场帮会浅析》，2页，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自贡，1990年。
(60) 我们所了解的这次起义，大多数情况来自柯愈文和一通1852年树立在牛花溪、对以后这种行为予以警告的石碑。该碑文全文见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212—214页。其他信息包括在名为《大蜡会与工人运动》的文件中，这是省盐志办公室的一份文件，冉光荣、张学君《四川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556页对此多有引用。
(61) 舒文成等：《自流井烧盐工人的行会组织——炎帝宫》，35—48页。舒文成和烧盐工人同事的发言是在1960年记录的。
(62) 张学君：《清代川南地区的盐工帮会活动》，载四川史学会编《四川省史学会史学论文集》，24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63) 同上书，242—244页。
(64) 据舒文成的记述，清朝时，成员缴铜钱280文，非成员缴560文。见舒文成等《自流井烧盐工人的行会组织——炎帝宫》，38页。
(65) 清朝时，民间教派和秘密社会为成员设立个人行动的规范并不稀见。这一做法可能是工人帮会类似章程的效仿对象。可见卡尔顿·刘易斯《晚清的哥老会》，载谢诺编《中国的民众运动和秘密社会，1840—1950》，104页，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年，韩书瑞《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的八卦教起义》，47页，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6年。
(66) 有材料说，工人们也要求肉食，雇主历来要不定期请熟练匠人们打牙祭。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216页。
(67) 清朝官僚处理雇工与雇主间的纠纷并不少见。巴县档案中有许多匠人请求官府支持他们“固有”的权利，例如重庆一家丝绸作坊的织工，就请求地方官防止他们的雇主取消他们每周的食肉定量。巴县档案馆6.3.17179，时间是1843年。
(68) 陈然指出了1873年、1884年、1886年和1908年的工人行动，但不清楚它们范围有多广。见陈然《近代自贡盐业工人状况及其斗争》，255页。
(69)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64—165页。张学君：《清代川南地区的盐工帮会活动》，246页。
(70) 可见盖尔·赫尔沙特尔《1900—1949年的天津工人》，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6年；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劳工政治》，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