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湖广市场

盐政，如前所述，事关中央政府的立法。但是，作为国家收入第二大宗的食盐业也事关地方的切身利益。盐商一直是地方和省级官员们非正式收入的主要贡献者。然而，到了19世纪，尤其是太平天国之后，清朝督抚要重建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基础，以及进行与西方交往过程中所激发的起死回生的改革，盐课收入自身变成了他们可以自由支配的经费的一个来源。因此，不论谁提供湖广百姓的消费需要，中央政府的财政利益要得到满足，而食盐东来还是西来却变成了许多清朝官僚极为关注的问题。有利可图的湖广市场之上的政治斗争能够告诉我们晚清的政治状况，但对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这可以作为评价富荣产业体系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市场日益遭受政治扭曲所做反应的背景。

为富荣食盐生产商带来最初繁荣的相对自由的市场，所面对的第一个挑战，是两江总督曾国藩试图恢复以前两淮地区盐课所带来的丰厚赋税收入。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以及长江下游与中国中部地区贸易联系的恢复，曾国藩——这位公认的军事胜利的设计师，上奏朝廷，请求恢复湖广人口食用来自东部两淮的食盐。1864年朝廷同意他提高征收川盐的厘金，并采取措施向湖北的店铺大量供应希望是更为便宜的淮盐。五年后，证实这一做法并不能改变湖广百姓的消费习惯，部分是因为太多的走私活动已使质量更好的川盐保持了一个相对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1868年，曾国藩发起了新一轮禁止川盐进入湖广市场的运动，这包括了一项提议：强行关闭四川盐井并限制川盐的合法输入，以制止川盐进入该市场。 (14) 对此，四川和湖广都强烈反对。四川总督吴棠反对关闭盐井，他的意见集中在税收以及市场干预所带来的经济影响。不仅四川会被剥夺厘金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这些改变会对食盐产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因为该产业既是该省的一个主要的人员雇用者，也是相当可观的投资的目标。吴棠还旁敲侧击地指出，对于那些开办盐井的人来说，也难以顺从此种政策。 (15) 李鸿章也担忧，出口湖广的禁令会引起大量的失业。他的五点条奏提出，如果实施这样的禁令，走私可能更多。此外，他指出了湖广作为贵州部分地区食盐转输地的重要性，并预测这样的禁令将会影响贵州——长期以来属于川盐市场——的食盐供应。奏折的最后是他以湖广总督的身份所做的评论，认为他辖区的人民更喜欢食川盐，不应强行设定他们不喜欢购买的东西的数量。 (16)

林地焕认为，湖广官员保护川盐的市场，是因为进入湖广的私盐要向湖广缴纳厘金，而从两淮盐场输入的食盐在到达湖广边境之前已经课税。 (17) 不论保护的动机是什么，四川还是得以保留了湖广市场的份额。曾国藩能够赢得支持，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断绝川盐的走私，封掉未登记注册的井和灶。但很显然，这些措施鲜有效果。1869年，李鸿章再次上奏，建议川盐和淮盐的生产者划分湖广市场，结果四川拥有湖广食盐销售额的80%。 (18)

事实证明，淮盐甚至不能够控制为它预留的20%份额，1871年曾国藩重新发起了夺回湖广市场的运动。在他的提议中，将淮盐的份额增至60%，限制川盐输入湖广的额数，并重新划定收取盐课的边界，以限制川盐进入湖广东部的州县。最终，后一措施被采纳。1873年伊始，沙市的川盐厘金征收点关闭。要求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只能卖淮盐，包括襄阳、宜昌、津门在内的湖北西部指定作为四川食盐地界，而淮盐也能运抵。淮盐也恢复了它们在湖南岳州和常德的市场。作为直隶州的醴州暂时划归食川盐，因它接近湖北的川盐销售地界。曾国藩还发布了旨在降低盐价的五条规章，取消多余的税局和稽核点，改革反走私的行动，提高淮盐的品质，以加强它在向川盐和淮盐生产商都开放的混合市场中的竞争力。 (19)

在接下来的数年间，川盐在湖广市场的合法销售继续被削弱。1876年两江总督沈葆桢成功夺回湖北的安岳、襄阳和醴州，归于他治下的盐政管理。随后御史周声澍在奏折中，请求将整个湖广市场都划归两淮盐区。对此四川总督文格强烈反对。他最有说服力的意见是，边岸引盐的销售日益减少，对四川来说，为了满足省内军事安全需要，以及为云南、贵州、陕西和甘肃的兵卒提供粮饷，保持湖广盐业销售作为收入来源极其重要。 (20) 第二年，沈葆桢继续迫切要求恢复淮盐的湖广市场，而四川和湖广的官员坚决反对他所提出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