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与工业化

中国人口史的一些重要研究是以四川为对象的。 (1) 大多数研究关注它人口总的增长，而保罗·史密斯的论文，描述了四川的人口中心在7—20世纪有一个从东北移向西南的长期过程。 (2) 这些人口运动可能反映出了盐业生产在四川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增长，四川经济从上述时段的中期开始就日益集中在西南部。就我们所研究的时段而言，盐业日益增长对此的拉动确切无疑。藏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四川布政使上报的民户男妇丁口数目，使我们能够将四川人口与那些重要产盐区人口的总增长进行比较。这些统计数字是四川布政使在各州县报告之上汇总而成，每年上缴北京户部。它们显示，在1822—1887年间，四川总人口增长了66%，年增长率约0.78%。然而，三个最重要的盐场所在县，年均人口增长率是1.02%—1.37%。 (3)

清初，四川人口增长最重要的来源是移民，直至晚清，这还是四川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正如施坚雅等人已指出的，到清末，四川自身业已“填满”，这里丰富、未垦殖农田对移民的拉动作用已经消失，并且太平天国对长江下游和赣江流域造成了极大破坏，从而这里对于中国人口稠密的东部和东南部省份的农民来说，提供了新的、更近的移民目的地。 (4) 在讨论某些专门类别的盐业工人来源地的研究中，可以找到富荣劳工市场中移民所起作用的定性分析。 (5) 乐山的烧盐工人主要来自湖北和广东；严如熤发现，犍为的凿井匠来自贵州。 (6) 频繁往来于富荣和四川东部重庆长江码头贸易路线的商人和运输工人，为四川和长江下游地区带去了就业机会的消息。这一时期，富荣的烧盐工人多从重庆府江津和南川县移民而来。 (7) 江津县自身的经济，部分有赖于为富荣市场制造盐锅和向富荣盐场输出农产品。 (8) 事实上，到18世纪初，富荣正在吸纳第三次的移民潮，他们基本上来自四川省内，其中沿长江上游这一大区域边缘地带的农业低产地区的农民占大多数。到乾隆末，这些曾经在向边远和丘陵地区的第二次移民潮中是极其重要的地区，也正被“填满”。因此，当1830和1840年代西南部的这些盐场生产需求急速扩大，许多人移民这里，就无足为奇了。南川县是这方面的典型。这是个贫穷的山区县，主要依靠煤、铁的采掘，到20世纪，它的农业用地利用率下降到只有13%。

中国学者也认为，气候条件也是驱使农民离开土地进入盐场的原因。在1864年、1873年和1884—1885年洪水之后，四川又经历了大面积的干旱。 (9) 19世纪晚期的粮价数据证实，以上时期都存在着一系列的粮食危机。 (10) 在上述时期，四川地处边缘的山区各府粮价的回落，与环重庆和成都的核心区域相比，要慢许多。

我们对于工人是如何来到富荣的知之甚少。 (11) 可能有两种主要的形式。第一，如同烧盐工人的情况一样，凭借在富荣市场做生意以及与富荣井、灶投资商人的同乡关系，四川与贵州交界州县的一些人，常常成群地移民盐场。清初，许多人作为纤夫，从湖北西部进入四川，拉船逆流而上，通过三峡抵达重庆。回航时所需船夫比逆水而上、通过汉口和夔关之间急流的少许多。数以千计的人滞留四川，许多人进入沿四川与湖北、陕西边界的贫瘠农业地区，从那里再进入富荣和犍为的盐场。 (12)

第二，工人可能是由在周围各县村庄活动的把头招募来的。我们知道，富顺木厂许多工人就是通过这种方法，从宜宾以及富顺县的双石铺、邓井关和毛头铺被带到盐场的。 (13) 把头们进入边远地区，将人们吸引到盐井来，这也见于史料记载。以这种方式被带来的人，常常要立据画押，是因为他们向土豪借了钱，而这些土豪是立约要招募劳力的。这种做法在1820年代末的乐山是违法的，但在盐井发展初期劳力相对缺乏时可能更为常见。 (14)

如此一大群形形色色、无所隶属的人的出现，自然为官府所关注。如同矿工、烧炭工和迁移的农业劳力一样，盐业工人也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对秘密社会和匪帮的招募来说是天然的人员储备库。就盐业而言，盐井坐落在人口稠密、经河流极易到达的农业地区，故而对于迁移而来的农业劳力进行剥削，就没有什么风险。然而，也有材料显示，在19世纪初，大多数盐业工人的移民身份是官员极为焦虑的事情。但这种关注仅是在东面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时才凸显出来。1853年的一通石碑记载，令犍为部分灶户调查他们雇用的每位盐业工人的背景，为的是避免土匪渗透进盐场。 (15) 类似的命令也可能在富荣颁布过。即便这样做了，当李永和、蓝朝顺的起义队伍于1859年占领富荣盐场时，还是未能扼制盐业工人大规模地倒向敌对的起义队伍。 (16) 19世纪初年，是这些快速发展中的产盐地区的动荡年代，这也是工人们自己积极组织起来的年代。清朝大部分时期，这两种力量交汇，提供了一个异常稳定的劳动环境，这有利于固定工的利益，同样也有利于雇主的利益，这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盐业转型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