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创新与资本积累
盐商对于史学家而言，一直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因为他们在中国的非土地资产还处在发展初始阶段时，就拥有巨额的财富。然而，在大多数分析者看来，盐商因得到了政府垄断特权，才有了积累资本的能力。他们财富的来源，事实上是依附于与官僚的关系，这有助于解释盐商在生活方式和投资实践上效仿拥有土地的精英。同样的，购买政府引盐的权利也常世袭的事实，强化了他们的家庭主义，可以作为他们财富的封建实质的明证。没有人认为在这里有组织变化的基础。 (134)
富荣商人从事的是食盐的生产和销售，但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近代商业活动的极为不同的窗口。如果看到的仅仅是他们与盐课的密切联系以及许多生意中亲属关系的根源，那么将会错过他们所取得成就的真正意义。没有长时期的账簿可资利用，我们不能轻易总结出他们生意成功之所在，但是我们所拥有的零星材料，让我们可以对于近代早期中国的资本积累和企业合并进行重新评价。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记述的商业成功中，家族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所有的重要盐业企业都有家族堂作为它们的组织基础。对于现存的数百份富荣场契约的考察证明了，井、灶和笕的大多数投资者是家族堂。在最成功的盐业企业家的事例中，发展纵向一体化资产，在一个家族堂之下进行管理以及使用最少的外来投资，是商业组织的理想方式。家族堂起到了近代商业环境中的公司的作用，通过世袭或是继承，防止家族堂资产的分割；通过家族堂内部的规章，管理收入的再分配。家族堂，将许多亲属的资产聚拢在一起，是投资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同时，家族堂在组织上潜能巨大。管理各种不同财产的经验，转化为推动纵向和横向一体化的企业的发展，这反过来，为实现规模效益提供了种种重要的时机，并支持了这些企业捕获更多市场份额。
家庭情感及更为重要的、可以指挥家族成员的家庭等级，对于富荣盐场的发展很重要，但人们不应该过分强调自贡盐业企业所采取的是中国人在投资和管理策略上的特有品格。他们不依赖外面的资本市场，这一点与西方的同行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也不愿意将其企业的所有权保留在家庭和亲友的狭窄圈子内。正如史密斯和西拉在谈到美国时所说的：“1890年之前，整个商业发展十分简单。除铁路外，没什么大的企业要求长期的外部融资。” (135)
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的开创性著作已经表明，那些在美国开发大众市场的卷烟、火柴、面粉、肥皂，甚至胶卷等的大多数制造商，在1880年代，基本上是在内部找到他们早期事业所获的利润，作为他们的流动资金和经费，以发展他们的工厂和设备的。尽管他们为了长期和短期贷款，的确有赖于当地商人和商业银行，但他们不必依赖外面的资本市场，这意味着当他们发展时，不必放弃对于他们企业的控制。“如此一来，尽管日常的经营不得不交给全职、领取薪水的经理人，但长期投资、经费分配和管理人员招聘等，依然集中在少数的所有人手中。” (136)
在自贡，一些投资者选择只与他们自己的亲属集团做生意。但契约材料证明，最高产的资源是由不同姓氏的投资者集团体所开发的。王三畏堂，在它的后期是一个巨大的统一的家族企业，但开始时是通过寻找无关的投资者组成合伙关系以积累财富，那些人常常甚至不是四川本地人，而是与王家先前有着生意往来的人。在19世纪中期，中国和美国都发生了内战，这是极巧合的历史事件。然而，战争带来的振荡，在两个大陆都开启了新的市场，给许多羽翼初丰的工业家们带来了利润，他们以后的财富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这绝不是巧合。如同美国的商人一样，自贡商人抓住了这些市场机遇，积累资本。时移世易，技术的进步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动，都促成了盐业持续不断的结构性变化。富荣商人培植政治和社会资本，作为保存他们个人财富和市场份额的一种手段。为此目的，他们担负起了传统的士绅职责，作为正在出现的中国近代商业精英的一部分，推动了近代商业和法律制度的发展。我们将在第九章探讨这一转变。
(1) 李榕《自流井记》记载，数百个家庭主导着晚清的食盐生意。李榕：《自流井记》，ISIS第39卷，1948年。
(2) 李子琳：《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展到衰亡》，147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62—1963年。
(3) 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64—165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8辑，1963年。
(4) 讨论科举制度及其对帝制晚期中国精英的建构作用，见张仲礼《中国的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5年；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以及艾尔曼《明清科举文化史》，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
(5) 李子琳：《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展到衰亡》，145—146页。
(6) 吴三桂是“三藩”之一，曾是明朝的将领，他帮助新的满洲帝国征服中国，西南部分地区事实上成了他的领地，他统治了二十多年。
(7) 颜献琪、颜文舫、颜左：《颜桂馨堂与自流井》，64页，载《盐业史研究》1990年第3期。
(8) 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49—51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81年。
(9) 吉润卿：《贡井盐场发展一瞥》，187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64年。
(10) 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39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6—10辑，1982年。
(11) 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50页。
(12) 颜献琪、颜文舫、颜左：《颜桂馨堂与自流井》，64—66页。
(13) 其他重要的通过出租井基挣钱的地主，包括张三和、肖致和、王荣华祠、张、卢、陈、王等姓、梁传经堂。见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50页；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38页。
(14) 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卷5，1910年版，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重印本。
(15) 罗成基已看到，来自江西的商人从事一般商品、陶瓷器皿和干果生意。见罗成基《陕商在自贡盐厂的起落》，载彭泽益、王仁远、自贡盐业出版编辑室编《自贡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490—50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我本人对巴县（位于重庆周边）档案中有关商人的材料做了考察，发现19世纪广东商人从事布匹、小件日用品等杂货生意。
(16) 欧阳樾牟等：《自贡地方的典当业》，147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1983年。1925—1935年间欧阳樾牟任自贡一家当铺的经理。1937年版的《三台县志》指出，该县两家当铺由陕西商人于康熙三十五年（1697）开业。见《三台县志》，卷12，1937年。
(17)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0，山货，页13，1822年版，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1991年重印本。
(18) 罗成基：《陕商在自贡盐厂的起落》，500页。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D50，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
(19) 田茂德：《票号在自贡的一些活动》，57—58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1984年。
(20) 罗成基：《陕商在自贡盐厂的起落》，501页。
(21)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7，征榷9，引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史》，6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22) 舒文成等：《自流井烧盐工人的行会组织——炎帝宫》，39—40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81年。没有给出这次罢工的时间，但从资料中可以看出它必定发生在1850年代。
(23) 在探索富荣盐场各地区的历史时，黄植青和聂无放已鉴别出了一些陕西商人投资的盐井，包括大部分1850年代开凿的高产黄卤井；盘蟹沟开凿各深浅井，包括德咸井，日产卤水超过100担；在尚义灏周边有1000多眼井。陕西商人在郭家坳地区尤其幸运，这里，刘子康的洪源井日产量超过1000担以及600口火圈，他的同省老乡拥有双龙井，超过400口火圈，以及洪富井、实洪井，每眼超过200口火圈。黄植青、聂无放《自贡盐场发展片段》，253—255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6—10辑，1982年。其他早期的例子包括，王烂若在1778年开凿如海井；另一位王姓陕西商人，投资1450两在1808年开凿兴海井；李天锡和蒋吉人在第二年开凿双福井。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1页，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4辑，1982年。
(24) 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8页。
(25) 对此的讨论主要是依据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提供的信息。
(26) 据记述该家族历史最重要的一篇文章讲，这些井每眼每日不超过数百担。见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47页。
(27) 海顺和海旺井一共生产五百多口火圈的气，而赢利少些的大溁井也给他们足够多的气以供应数十口锅。同上文，148页。
(28) 这一时期，陕西商人也在其他的盐场投资。早在18世纪晚期就有一位陕西商人为彭水盐场的技术改进做出了贡献。见《四川通志》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份文件，引自冉光荣、张学君《四川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探讨：关于清代富荣盐场井盐企业的初步分析》，39页，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5辑，1980年。
(29) 丁宝桢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引自鲁子健《川盐济楚与四川盐业发展》，39页，载《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2期。
(30) 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67页。
(31) 同上文复述的故事。
(32)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49页。
(33) 同上文，157页。
(34) 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67页。
(35) 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53—54页。
(36) 《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卷34，页21，北京：财政部盐务署，1902年。
(37) 关于家族在控制共有财产上所起作用的著作，见希拉里·贝蒂《中国的土地和家族：明清安徽桐城研究》（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年）；科大卫《作为商业公司的家族：中国商业发展中的赞助与法律》（“中央研究院经济所”第二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讨会会议论文，台北，1989年）；莫里斯·弗里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伦敦：阿斯隆出版社，1958年）；杰克·波特《资本主义和中国农民：香港乡村的社会和经济变化》（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8年）。伊丽沙白·薛尔、高家龙在研究荣家和张家纺织帝国时，证明了以家族堂为基础的近代早期中国企业进行了相当可观的革新，扩展到它们所在地之外，并发展出了纵向一体化管理结构。见高家龙《遇到中国网络：在华的西方、日本和中国企业，1880—1937》，117—146页，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伊丽沙白·薛尔《从纺织厂到商业企业：近代中国区域性企业的出现》，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年。
(38) 见《李家年谱》，清初抄本。
(39)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93页。
(40) 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51页。
(41) 同上文，56—57页。
(42) 同上文，56页。
(43) 关于范文正作为建立家族堂楷模的意义，见崔瑞德《范氏义庄，1050—1760》，载倪德卫、芮沃寿编《儒家在行动》，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9年。
(44) 上呈皇帝的奏疏中所开列的祠堂堂规条文，可在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中找到。
(45) 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23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46) 颜桂馨堂早期财运的低迷，部分是因为它未能建立对于家族资产日常运营的职业化管理。1860年代晚期，该盐业帝国的创建人沉疴在身，该家族数年间无心于盐业。颜桂馨堂在贵州食盐批发商号落后的管理，导致其1870年代初的破产，其后，巨额债务和家族各房间的争执，令这一大家族堂无法恢复它在盐场的往昔地位。颜献琪、颜文舫、颜左：《颜桂馨堂与自流井》，73—74页。
(47) 李榕在19世纪晚期记载，在盐场有数种管理机构的类型。最重要的是管事，这些人包括负责凿井的监管人，负责灶房卤、气的监管人，负责通过笕运卤的监管人，以及负责批发的监管人。其他管理层的人员包括经纪——负责食盐的买与卖，外厂——他的工作是与外来者打交道及处理与外界的关系。李榕《自流井记》，见《十三峰书屋全集》，卷1，龙安书院，1892年版。
(48) 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56页。
(49) 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85—186页。
(50) 同上文，191页。
(51) 同上文。李四友堂也是如此运作的，总办加上分别负责井、笕、灶和批发的掌柜。见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50页。
(52) 关于多部门结构，见奥利佛·E.威廉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和市场签约》，279—285页，纽约：自由出版社，1985年。阿尔弗雷德·杜邦·钱德勒、引野隆志：《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43—44页，尤其是44页图表2，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属贝尔纳普出版社，1990年。
(53)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52—154页。
(54) 张端甫：《犍乐地区首屈一批的大场商——吴景让堂》，53页，载《井盐史通讯》第6期，1979—1980年。
(55) 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70页。黎雷：《罗筱元旧事》，40—41页，载《自流井》1983年第1期。
(56)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62页。
(57) 可以江子鹤为例，他被挖走去掌管胡慎怡堂最高产的盐井。正是江子鹤率先说服胡家将推卤的牛只换为机车的。见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70—71页。当罗筱元从事他自己的商业活动时，他的最高层经理人大多数都是他从王三畏堂带过来的。见宋潮澜《我所了解的罗筱元》，38页，载《自流井》1984年第4期。
(58) 使用高薪酬的内行经理人也是盐场其他产业的常见作法。木厂雇用专门的人才作为庄客，进入森林地区挑选木材。马仿波：《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276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6—10辑，1982年。富荣竹厂的经理人一年可以挣约200串，而待遇最高的，王聚金和芶坪三据说可以拿到360串，这一数目是王三畏堂总掌柜以外的任何成员都拿不到的。见黄纯武等《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竹业》，68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63年。
(59)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58—159页。自贡的一个流行笑话说，陕西商帮掌柜从东家那里唯一得不到的东西是鞋，结果呢，他们总是身穿漂亮的衣服但鞋子全是补丁。
(60) 在帝制晚期的中国，供给手下饭食的做法很常见。官府书吏也享受这一待遇。在王三畏堂，除了平常的早晚饭，历来每五天还会让手下人打牙祭。这些宴请也欢迎手下人的亲戚朋友。新年时举办许多宴会。见宋潮澜《我所了解的罗筱元》，38页。
(61)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59页。
(62) 同上文，161页。这一做法有时会对良好的管理起到负面作用，这从张五麻子的例子可以看出。因他对李家忠心耿耿，作为回报，李家在他死后就雇用了他的一个亲戚，这个人没有本事且吸食鸦片，在李家就食多年。
(63) 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52页。
(64) 宋潮澜：《我所了解的罗筱元》，39页。
(65) 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91页。
(66)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50页。盐号与总办距离遥远，就要求为这些盐号特别予以安排。在云贵市场的主要批发商号所在地，每三年召开一次股东会议，这可能也是盐号的掌柜盛情款待这些来访要人们的大好时机。同上书，158页。
(67) 同上文，161页。
(68) 这是一个标志着新年结束的节日，通常是在2月。
(69) 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57页。
(70) 田茂德：《票号在自贡的一些活动》，64页。
(71)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61页；田茂德：《票号在自贡的一些活动》，64页。
(72) 这是胡慎怡堂购买嘉定府一个白蜡行背后的动机之一，嘉定府是第二大盐场犍为县的所在地。见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53页。
(73) 鲁子健：《川盐济楚与四川盐业发展》，78页。
(74) 姜相臣、罗筱元：《自贡盐场的牛》，108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81年。
(75) 同上文，209页。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225页。每使用五头牛，就要雇一个牛牌子。
(76) 姜相臣、罗筱元：《自贡盐场的牛》，109—110页。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225—226页。自贡市档案馆、北京经济学院、四川大学合编：《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176—17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77) 姜相臣、罗筱元：《自贡盐场的牛》，110页，1981年。
(78) 见第三章。有一些材料显示，牛推户比小井户饲养牛只更有效率。据《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引用的一份材料，与井户相比，牛推户拥有的牛只有时喂得更少，看病开支更少，这可以解释大的牛推户的利润来源。然而，盐井租用牛只仍然比他们拥有自己的牛只开销要多。见《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176页。
(79) 如果我们假设一卤筒能提升一至二担卤水，一担卤水可以为井户赚得0.47两，那么支付用卤筒汲卤的盐井要向推户支付他卤水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从表3.1和3.2可以看到，生产中最大固定支出的部分是购买和照料牛只。所以，产量越低的盐井签约汲卤，它的开支就越少。自我运营的盐井，产量越高，其收入就越丰厚。
(80) 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72页；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史》，620页。据张学君研究，班房车于1930年代再度出现，当时该地区的失业率极高。见张学君《辛亥革命与自贡盐业》，16页，载《井盐史通讯》第11期，1983年。
(81) 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68页。
(82) 同上文，187页。
(83) 同上文，188页。
(84) 随后的两个收受者是李四友堂和宝兴隆，后者是一个营销商号，在井和灶也拥有大量资产。
(85)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57页。仁怀市场，即仁岸，供给贵州省的仁怀直隶厅和遵义府、大定府、贵阳府。
(86) 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90—191页。
(87) 清朝末年有30000头牛，照料水牛成了大生意。大多数盐井依靠私人药铺，常常由给牛看病的牛太医开办，这些与一家或一组盐井签约，为他们的牛只看病并提供药品。
(88) 同上文，121页。
(89) 王德谦和王子衡是长发祥竹厂的合伙人，王三畏堂则开办了广益公竹厂。见黄纯武等《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竹业》，69页。
(90) 田茂德：《票号在自贡的一些活动》，59页。
(91) 17眼盐井中，恒通井1957年仍在生产。见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51页。
(92) 双福井见功时，是眼自喷井，每天生产1000多担卤水，是盐场卤咸最高的黑卤井。共产党革命期间，它仍在生产。同上文，151—152页。
(93) 同上文，160—161页；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90页。
(94)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58页。
(95) 同上文，160页。綦江市场包括四川的綦江县和南川县，以及贵州的平原直隶州和贵阳府、遵义府、都匀府。大生美盐号售卖量一定十分巨大，它们的主货栈能容纳30
盐。
(96) 马仿波：《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274页。
(97) 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53页。
(98) 同上文，58页。
(99) 同上文，54页。
(100) 同上文，59页。
(101) 一个特例是，在颜昌英与他的姻亲李集庵间发展而来的重要投资合伙关系，李集庵不是兴盛的李四堂的成员。见颜献琪、颜文舫、颜左《颜桂馨堂与自流井》，66—67页。
(102) 同上文，68页。
(103)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50页。
(104) 据说泰来灶的掌柜李粹山命人打制两个特别设计的木柜，每个藏有40000两白银。胡慎怡堂的做法，见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59页。除了保存在私人盐号的现金外，胡家的慎怡堂持有200000两的储备金。
(105) 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的中国合理化财政改革》（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136—190页。
(106) 只有颜家似乎有意识地不在土地上过多投资。例外的情形，是他们在创建三多寨商人休闲之地中所发挥的作用。见颜献琪、颜文舫、颜左《颜桂馨堂与自流井》，67—68页。
(107) 富荣盐场工人数量的讨论，见第五章。
(108) 最兴盛时，王三畏堂拥有一千二三百头牛。即使是在衰败时期，它的盐井至少也有六七百头牛。见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87页。
(109) 姜相臣、罗筱元：《自贡盐场的牛》，119页。即便大的井户不直接控制农民对草料的处理，但因他们消费着相当大比例的草料，因此还是可以规定价格。每个盐场都有一些草市，那些未与特定食盐生产商签有协议的农民在那里出售他们的草料。
(110) 传说建造卤笕的技艺最早由一位名叫林启公的福建移民在清初传入四川的。见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4页；罗筱元、姜相臣《自贡盐场的枧商》，135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1983年。也见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2，章4，节10，页87a，四川盐政史编辑处，1932年。卤笕也在其他盐场用以传输卤水，尤其是犍为和乐山。然而，这些地方的卤笕很短，不论是开支还是技术都比不上富荣的。大多数是在井户自己的土地使用，当然一些大的卤笕确实也有某种租佃协议。见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2，章4，节10，页88b；《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273页。
(111) 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4页；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186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81年。
(112) 吉润卿：《贡井盐场发展一瞥》，190页；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89页；《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274页。我们会看到，恩流笕建造的时间比较晚。造成混乱的原因，是由于这些笕在使用时，随着时间而多次更名。例如，从契约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同笕于1876年由李四友堂建造时最初叫大生笕。1913年它被拆卸运到贡井，此后它的名称改作卿云笕、大同笕。源昌笕没有移动过，然而它改名源新，后与同新笕合并。这些变化大多数发生在1920和1930年代，此时卤笕的顶峰期已过。见《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275页。
(113) 据李约瑟和罗荣邦的说法，有时要凿穿低山建隧道，这样卤笕可以继续向低处走，卤水在重力作用下到达灶房。见李约瑟、罗荣邦《盐业》（《中国科学技术史》一章的初稿），66页，1972年。我可以看到这一未刊稿，要感谢傅汉思的慷慨。
(114) 林振翰：《川盐纪要》，第2篇，第5章，221—22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史》，594页。《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273页。
(115) 林振翰：《川盐纪要》，248页。
(116) 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94页。
(117) 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187页；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10，页69b。
(118) 罗筱元、姜相臣：《自贡盐场的枧商》，137页。胡绍章（与胡慎怡堂没有关系）的例子同样有说服力。胡绍章是20世纪初贡井的一个大的井、灶户。尽管他管理500多口火圈的气和数眼盐井，并有自己的售盐商号，但由于没有地方上的关系，他不可能租用土地建造卤笕。直到他雇用当地名人余述怀出面为商号安排建笕的土地租约，他的目标才得以实现。见崔雨脂、颜绍渊《贡井盐商余述怀》，173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84年。
(119) 《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284—285页。租金的悬殊，见契约第547—572号。大多数契约规定了笕的杆数，必要的话，还规定楻桶等设备的位置。
(120) 同上书，298—299页。
(121) 《四川盐政史》指出卤笕的土地租约10年到20年不等。然而，富荣契约中的期限是6年到10年。见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10，页69b。
(122) 《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296—297页。有关达生笕有65份文件保存至今，时间是1889—1920年。见契约第732—797号。清初上报米价，一般要上报帝国的每个府的高价与低价。1850年自流井所在地叙州府的平均米价是每石白银2.1两。我们将此与清末数十年的米价相比，可以清楚看到，米价保持相对的稳定，除极端的水旱灾害时期外，与1850年的相比没有什么涨幅（图表4.2）。
(123) 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186页。在另一篇文章中，罗筱元认为在1890年代，现有70%的卤笕由王家和李家直接或是合伙拥有。见罗筱元、姜相臣《自贡盐场的枧商》，135页。
(124) 同上文，137页。
(125) 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89页；罗筱元、姜相臣：《自贡盐场的枧商》，139页。
(126) 美孚石油公司开始建造长距离输油管道时，也赢得了类似的有利条件。正如钱德勒指出的，管道输送原油，比铁路更便宜。“管道运输比起铁路运输，更可能规划一个更大规模和更稳定的炼油厂。”管道给美孚石油带来了额外的石油储备。美孚石油为自己的炼油厂而夺取运输原油的能力，依赖于它使当地的企业都参与进来从而左右司法制度。
(127) 崔雨脂、颜绍渊：《贡井盐商余述怀》，173页。
(128) 《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273页。
(129) 吉润卿：《贡井盐场发展一瞥》，190页；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187页；罗筱元、姜相臣：《自贡盐场的枧商》，140页。
(130) 罗筱元、姜相臣：《自贡盐场的枧商》，139—140页。
(131) 罗筱元：《富荣官运局的弊害》，58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84年。罗筱元、姜相臣：《自贡盐场的枧商》，137—139页。据罗筱元说，强势的笕商可以从官运局多买引盐。见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90页。
(132)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55页。
(133) 《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276页。
(134) 何炳棣：《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的商业资本主义研究》，载《亚洲研究杂志》第7卷，1954年；关文斌：《天津盐商：帝制晚期中国的国家形成和市民社会》，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1年。
(135) 乔治·戴维·史密斯、理查德·西拉：《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型：论美国资本市场历史》，18页，载《金融市场、制度与工具》第2卷第2期，1993年。
(136) 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看得见的手》，2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