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产业和行业
自贡盐业的扩张催生了许多辅助产业，它们的主顾是该地区的盐井和盐灶。辅助产业许多就坐落在自贡，其中一些对于紧临它们的供应来源地的区域经济来说意义重大。《四川盐法志》记载，除了盐锅、竹、木、牛只外，富荣盐场还需要23种基本的商品。在煎盐过程中使用的盐锅，由泸州与合江的工匠制造，他们亲自在盐场销售，每年卖出5000多个。煤由荣县和威远输入，麻由商人从温江运来，来自泸州、资州、江津的商人每年向自贡零售商售出500000石大米，邻近县提供牲口饲料、杂粮及桐油。除加工许多从外面购买的原材料外，自贡及周边地区也供应石灰、砖、木锅盖等许多自己所需的东西。到1920年代，500多根钢丝绳从上海进口以供汲卤的机车使用。 (3)
盐锅的制造和销售
为食盐生产商服务的最重要的辅助产业之一，是食盐煎锅的制造。盐锅业的中心是四川东部的綦江县。 (4) 这里以及南川县，铁矿石储藏丰富，且很容易从重庆府得到煤，从附近的贵州得到木炭，这促进了制锅业大规模发展，满足遍布四川东部和西南部的食盐生产商各种不同规格盐锅的需求。盐锅制造是沿綦江地区的重要产业，綦江在重庆东部的江口注入长江。南川县的铁矿石也运至泸州，供应沿沱江的各锅厂。 (5)
与其他服务食盐生产商的产业不同，盐锅的制造和营销，多半由盐场之外的专门商人把持。井火灶上使用的锅每口约重1000斤，在煎盐极高的温度下很快就会破裂。因为它们的使用期很短、成本很高，在清前期常常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购买，后来以每年缴费的形式租佃，盐锅制造商定期予以更换。 (6) 要求购买新锅的人缴回旧锅，制锅商要回收利用。炭火灶用锅不需经受井火灶锅那样的高温，它们普遍要便宜一些，用较低品质的铁制造，用破后扔掉或卖废铁。 (7) 回收利用的习惯，也有助于保护制锅商在产品制造上的垄断地位。在乐山，可能也有富荣，收集破碎的盐锅或是企图在盐场自己造锅使用是非法的。 (8) 1880年代，买一口锅需白银四五十两。 (9) 到1910年代，最好质量的盐锅价格已升至65两。 (10)
到18世纪末，江津商人开始在向自贡运销盐锅上起着重要作用。许多人拥有自己的工厂，以满足盐场不断增长的需要。戴耕霄每年向自流井制造和运输700—1000口锅，据说在生意上他投入了差不多4万两。到1850年代，他的同乡加入了此生意的行列。袁家万兴锅厂在自流井设号，三代生意兴隆。清朝最末数年，江津人接手以前陕西商人经营的铁锅生意。他们的工厂一年制造约300口锅，1920年代末因富荣盐业急剧衰退而纷纷倒闭。 (11)
在晚清，自贡活跃着生机勃勃的江津帮商人，这对于江津县其他商人是一种诱惑。清朝覆亡以及暂时废止引盐，这对于促成有着积极进取精神的江津人从富荣购买巴盐，然后在綦江和四川其他市场销售尤有影响，他们填补了许多旧有清朝企业贫困潦倒所留下的空白。随后，出现了一股劳动力和企业家前往自贡的新移民潮。有人估计，到1940年代末，江津商人拥有的工厂所产食盐约占自贡盐产量的三分之一。 (12) 身为工业家，江津企业家们也在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和新的工厂管理方式上起着重要作用。 (13) 我们将会看到，自贡不仅仅对产业投资者有诱惑力，在20世纪，传统的和现代的金融机构都被吸引至盐场，其中也有江津商人的身影。
富荣盐场的竹、木供应商
在引进机车和金属卤筒之前，整个四川盐场使用的大部分此类设备都是用竹子和木头制造的。松木、杉木用来制造天车、地车、天地滚子，也用于廊厂中的许多建筑，包括牛棚、柜房、灶房、仓库、楻桶，还有跨越盐场数英里长的竹笕。平均每年有2万至2.4万根松木顺江而下到达自贡，而杉木的需求量更大。 (14) 一眼大仄子井的天车就需杉木200多根，都出自四川西部、云南、贵州和湖南的边远森林。 (15) 而中国中部和西部丰富的竹子有着更广的用途。建造卤笕、卤筒、凿井和打捞用的竹篾，制造篾索以及包装食盐的盐包等等，都使用竹子。在1920年代初，每年使用的竹子多达10万根。要完成以上这些专门任务至少要使用四种不同的竹子；在四川、云南、贵州、陕西、湖南和湖北的山区购买这些竹子，为盐场与这些边远地区间搭建了重要联系。
这些商品的购买、加工以及出售，基本上都是在沿通向自贡的水道分布的竹厂、木厂中完成的。在四川盐业生产高峰时，自贡约有20家竹厂。 (16) 《四川盐政史》记载，自流井有条街整个都在出售竹子。 (17) 木厂集中在三个地区：自流井的豆芽湾有14个，上桥有14个；贡井的么滩子约有20个。这些木厂有数个属于同一个或连锁的合伙人。 (18)
从森林中采购木材，是由称为山客的商人控制的。正如他们的名字所示，他们似乎是购买山地并将它出租给移民或棚民，以种植速成林或其他山地产品的投资者。 (19) 有材料显示，山客仅仅通过商业合约是无法控制山里物产的。边远山区缺乏政府的严密控制，这就要求山客拥有其他权势。他们大部分是当地强势人物，在20世纪，是些与军阀有关系的人。在往合江木材市场运输圆木的山客中间，叶沛霖是黔军旅长，至少还有四人也是军官。 (20) 在竹子产区做生意的山客，常常与哥老会关系密切。 (21)
合江、泸州、嘉定、邓井关及贡井的么滩子等大规模木材市场都为自贡服务。最好的天车支柱是用湖南出产的杉木制成的。在清朝，一些井户派他们的代理人直接挑选重要的建井材料。 (22) 更常见的是，称为“庄客”的木材商代理人，在大的木材市场选择木材，或将木材装船，或做成木筏漂回他们在自贡的木厂，在那里制成盐井所需的各种制品。
竹子的加工和营销远比木材集中，自贡强势的竹商，仅出自那些能直接接触山区产品供应来源地的销售商。没有充足资本从生长地点直接采购的竹商，必须在位于泸州的主要竹子市场，购买由竹林山客运至此地的竹子。这样的竹子质地较差，出售所得利润比不上那些大竹厂。两个最大的竹厂是永生恒、天泰和。仅永生恒就控制了自贡销售竹子的一半。每一年它雇用三四人进山挑选竹子，这些人2月份离开盐场直接与竹林所有人谈判。在选中要砍伐的竹子做上标号，他们要在5月底6月初的端午节及时返回盐场。在夏末，他们返回山区以监督砍伐四岁龄的竹子，这一任务直到9月底才完成。接下来，他们视河水深度及购买数量，用船或筏，或是通过陆路在过年之前将竹子运回自贡。把握运输时机至关重要，因为太晚运来的竹子会失去过多的内在水分，而这水分在盐场建设中很有用。若上述竹子是用做板条的话，那就常常不得不扔掉，而用此所制的卤筒也不能保证不开裂。 (23)
自贡木厂和竹厂不及井、灶重要，但是它们是盐场主要的雇主和重要的投资来源。永生恒雇用了30多个监管人员，还有至少三倍于这个数目的熟练和非熟练工人。在1920年代，豆芽湾的14家木厂每个都雇用三五十人，将木头运进或运出木厂。 (24) 竹厂和木厂也临时雇人做船工、撑筏人及搬运工，将未加工的原材料从山区运到盐场。四川边界森林地区流向外面的竹子，对于周边地区的农民来说是重要的收入来源。在一些地方，竹竿从砍伐所在地的山区到达最近的水运地点，要运输30英里。 (25)
开办木厂或竹厂与井或灶相比，需要的钱要少得多。几位木厂老工人回忆，清朝时，木厂创办资本从数百到三四千元不等。这些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与供应商、购买商关系良好，则利润会很高。有人估计，一个管理完善的木厂或竹厂，至少可以获得30%的利润，而出售井架所需材料赚得的利润更高达300%。 (26) 曾子华，原是德昌祥木厂的职员，1918年他约股集资3300元，开办聚义长木厂。经营此业的十年间，他分配红利，总数是上面数字的两倍，并可能将相当数量的钱纳入私囊。1928年股东们怀疑曾子华突然购进土地，并将所得的福来木厂给了他的兄弟曾少卿的行为，遂下令清查聚义长的账目。确实有经理人侵吞入已的证据，但该木厂的总资产仍在三万两以上。 (27)
我们对于自贡大规模竹厂的经费情况所知甚少。《四川盐政史》只是简单评述说，竹厂的东家都是富有商人，资本达数万元。他们的管理职员薪水很高，竹厂东家和经理人所捐官衔很长，这些都证实了他们获利相当高。 (28) 加工和营销竹、木所赚的钱有几种出路，包括购买田地及捐官。然而，也有材料显示，盐场的许多主要供应商成了井、灶的投资者。
王德三是最好的例证。王德三接受过木工培训，最初一些年的工作是锯木头。清朝最后十年间，全兴厂倒闭，王德三接手，将木厂从生产弄柴改造为生产木料。经过数年奋斗，他积累了足够的资金扩张生意，在盐场供应市场上竞争。1918年他赢得了一份在自贡建造一座粮仓的政府合约，利用这次所得利润，可以雇用一个全职的木材采购人。到1923年，他的德昌祥成为盐业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在王德三对所得利润进行的投资中，有位于凉高山年收租50石的农田。这块地部分用于凿井。我们知道，他至少在永潮、广福、五福井拥有股份。永潮井是与来自张筱坡的投资资本一起凿锉的，是凉高山最高产的黑卤井之一。 (29) 辛亥革命后，我们看到了相反的情况。许多最富裕的盐场商人开始投资建造他们自己的竹厂和木厂。王德谦、王子衡成为长发祥竹厂的合伙人。王三畏堂开办了广益公竹厂，王和甫、李星桥、李敬修、黄敦三全都经营他们自己的木厂。 (30)
除了盐锅以及大型的建筑木料和竹竿外，盐业种种专门的需求也刺激了盐场周边的小型制造业。在所生产的设备中就有竹篾索。 (31) 篾索业处于盐场家庭手工业与工厂式生产的中间阶段。在清朝，食盐生产商每年购买约100万斤的篾索，基本上是用作盐井的缆绳。尽管这种产品非常结实，但接触卤水并且经受利用篾索凿锉以及升降卤筒的重压，都意味着篾索必须经常更换。
有材料显示，18世纪末19世纪初，富荣盐场使用的竹卤筒大多数是当地手工作坊生产的。甚至在民国初期，专门的工匠还游走于盐井间，以修理用以提升卤水的竹子。也有其他的匠人加入，这些人的工作是在中空的竹管上开凹槽，并用麻缠绕以防止它被水破坏。 (32)
至于其他的手艺，清末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手工业与工厂式生产的混合体系。例如，约有100家篾索厂，每家有20—80人，总共雇用了约三四万工人。与吸引跨省和四川移民的盐业不同，整体上看，篾索厂主要吸收当地农业中的失业人口。篾索业利润很高，但人们对它的需求变化无常。商人们使用“两层”雇用制：在工厂使用大量的农民劳动力——这些人是临时性的，而当有额外需求时，再进行必要的劳动力补充。到了20世纪，妇女和儿童约占上述两种方式所投入劳动力的10%。 (33)
1915年篾索工人罢工，工厂主与盐政官员间通信往来，商讨雇主要减少传统的伙食待遇，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工厂制度的重要。这次罢工约有40家企业受到影响，包括富顺、荣县、宜宾三个县的工厂。工厂主提出向中央政府递解盐税的职责以打动盐运使，指出：“无索不能推水，无水不能煎盐，无盐不能裕课，互相根据，关系匪轻。” (34) 这封信显示出，工人们已组织成了一个帮会，与第五章所讨论的有着保护神的帮会很相像。巧圣会团结三县的同业工人的能力，很显然震慑住了工厂主和盐政官员，后者建议纠纷双方在当地的盐政分署坐下来，商讨他们的问题。
最后，盐场急需篾索导致了罢工的分裂，罢工领袖被抓。直到1920年代，食盐订购下降加上生产结构上的两种变化，才开始挑战篾索商人的权势。第一个是大仄子盐岩井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篾索的提升能力显示出它的局限性。第二个是引入了汲卤的蒸汽锅炉，钢丝绳立即取代了篾索。 (35)
牛只畜力与牛只副产品
清朝时自贡最大的生意之一是购买、出售牛只及牛的回收利用。估计有三万头牛同时在井、灶上劳作，推卤，送运货物，载盐短途运输。仅约有六分之一作为备用，以防牛只死亡或无法劳动。 (36) 最多的是普通的水牛。然而一小部分黄牛用于运输每月源源不断进出盐场的煤、大米、豆和盐。
接近5000头的备用量，数目如此巨大，其中的原因不难找到。尽管有一些牛是当地饲养的，但大多数富荣盐场雇用的牛，都是从靠近四川的贵州州县和四川山区县输入的。在源地买牛后，小商贩将它们赶至隆昌县的隆市镇、富荣县的茅头铺以及自流井的上桥等地的中心牛市。到清末，这些市场每日开放，而重庆附近的大山铺是定期开市。 (37) 牛的买卖很分散，商贩们会将牛赶上一段距离，接着将牛卖给其他商贩，这些人也只是负责到自贡、犍为、乐山盐场的一段路程。数个重要的中途市场在清朝时很兴盛，从这种买卖中获利，尤其是江津的李市坝，它专门从事出售来自附近贵州的牛只。 (38)
牛的正常驭使期限平均是10年， (39) 因此每年要更换10%的牛。通常，还有5%的牛病死，因此每年约有4500头卖到盐场。这一巨大的生意，为操纵牛只售卖的牛掮客提供了大量的机会。牛分为三个等级。民国初年，最强健的水牛每头是80—100两，其他两个等级分别是60—70两和30—50两。 (40) 买家与牛贩子之间的议价，完全是由专门在牛市做生意的牛行户进行的。当井户看中了一头牛后，会邀请一位牛行户，这个人将在买家与卖家之间往来，直到达成一个满意的价格。买卖的利益各方从不亲自交谈。当谈拢一个合理的价格时，牛行户会在牛的后背上用红颜料写上数字，向买家作揖，并祝愿该牛“推万万年”。如果这时卖家放下牛的缰绳，而买家将它拾起，这买卖就算成交。如果没有，颜料将被擦去，牛再寻求买主。 (41)
牛行户的工作还不止安排买卖。他从买家那里收取一点点费用，要为此牛作担保人。如果三天后证实此牛有病，或是不吃不喝，退还牛只、中止交易就是牛行户的责任。4500头的买卖至少有13500两的佣金，极少数有幸得到官府执照的人几乎垄断了这一生意。一些最成功的牛行户雇用他人帮助谈判，提高他们每年的成交量。一些牛行户因此很富有，他们也投资当地其他生意。 (42)
牛只是盐场的大生意。雇用数千人作为饲养人、医生和赶牛人。此外，在大的牛群周围发展起来数目庞大的第二产业。我们已经看到，在盐井出现了专门医治、饲养水牛的店铺。盐场周围许多不肥沃的田地种植牛吃的草料。而水牛的主要饲料胡豆则从很远的江津和四川中南部输入。 (43) 在盐井，收集和处理牛粪便，也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手工业。牛粪被制成饼，晒干后，当作燃料出售（见图片10.2）。清朝时，每个值6—10文铜钱，是盐场附近人们喜爱的取暖和烹饪燃料。 (44) 盐井工人在业余时间通过加工和出售牛粪，每月可以额外挣一串钱。收集这一副产品可能已经被盐井工人垄断，因为有材料显示，一些工人出很低的价钱，雇用更穷的人为他们收集牛粪。 (45)
图片10.2 自流井双牌坊地方晒牛屎饼（约1919年）
资料来源：林振翰：《川盐纪要》，正文前图版。
每年死亡上千头牛，处理死尸则促生了另一种更有利可图的垄断营生。盐井需要可靠的牛皮供应，尤其是用来做卤筒底部的活塞。 (46) 为了确保这一物资供应，盐井要求，所有年老和死亡的牛都要卖给有执照的汤锅铺，这是习惯做法。他们卖牛肉和牛腱，对它们的加工也成为自贡重要的产业。皮、骨和角都以很低的价钱卖给在盐场周围建立的四个皮局。 (47) 这里，皮要用于盐业之上，也用于椅垫等。皮局所生产的胶，远销成都、重庆等地；骨头和牛角，则提供给专门生产装饰品和日用品的兴盛的手工业。 (48) 皮局自身被指定作为善堂，它们所获利润的使用，要由当地各类盐商协会的负责人集体决定。 (49) 机车汲卤的引入使得皮局合并，随着自贡商会的成立，这一盐场商人的保护伞组织接手了皮局善款的分发。 (50)
可以说，牛只不仅成为自贡与整个四川和贵州边境山区繁荣间的纽带，而且对于牛只副产品的加工以及牛只饲养，也是盐场及周边农民和匠人的主要收入来源。自贡有牛王崇拜也就毫不奇怪了。该产业的命运依赖于这些牛的强健，它们的饲养和照料费用远远超过了受雇照顾它们的人的工资。但水牛确实也令盐场不胜烦恼。山坡上到处是牛粪，冲刷家畜污染了当地的饮水，每年霍乱、痢疾流行。这些笨拙的牲口，数以千计，它们与盐井发出的天然气一道，是自贡成为易于挣钱之地的主要原因，也使它成为不堪生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