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富荣的投资结构
多种新技术促成了高产黑卤井的凿办,自流井储量丰富的天然气的发现,以及太平天国初期川盐销售突然向湖广地区扩张,这些同时发生,构成了富荣井盐业迅速起飞的背景。盐产量,以整个四川课税的引盐计算,从1850年的约1.12亿磅升至光绪(1875—1908)后期的近3.90亿磅。 (1) 若加上私盐和通过盐票所售之盐,1890年代整个四川盐产量差不多是上述数字的两倍。 (2) 与此同时,19世纪初西南地区的盐业资本和市场占有份额集中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即便是调整、均衡盐课影响也无法阻止。到19世纪末,四川食盐总产量的一半以上都出自富顺和荣县的自流井和贡井这对姊妹盐场。 (3)
自流井和贡井的商人们是如何取得产量和市场占有份额快速扩张的呢?凿办深井的潜在回报很高,但需要高投入且伴随着相当大的风险。19世纪中叶,通常一眼深井的成本高达10000两白银;许多井的成本更是这一数字的数倍。 (4) 与传统的事业不同,凿办深井不会立刻带来回报。李榕的记载以及数十份凿井契约证实:一眼井见功。“常程可四、五年,或十余年。有数十年更数姓而见功者。” (5) 投下巨资,耗时有年,但盐井在深达3000英尺的地方未能出产足够多的卤水而遭放弃的事例并不鲜见。数百万两的白银打了水漂,留下的是一眼眼空空的狭窄深洞而已,甚至是成功的盐井也要遭受诸如渗漏、坍塌以及下落工具和杂物碎片堵塞等险情。
四川几乎没有家庭拥有独立打井的资财。 (*) 清初,四川还很贫困,只能依赖寄寓的商人以及移民输入专门技术和资本——这是历经明末清初数十年的战乱、劫后余生的当地人“失去”的东西。 (6) 在恢复时期——对于四川而言,这至少延续到乾隆(1736—1795)中期,可以说四川只有两种人拥有雄厚的财力:从新兴的港口重庆进行外运的粮食商人,以及在政府盐业垄断的束缚之下做生意的食盐批发商。 (7) 在盐业市场,来自陕西的商人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经常购买或租佃最初给予当地四川人的盐引,而后者在清初缺乏财力或从事长途贸易的经验。 (8)
1736年,处于兴盛时期的陕西商人共同在自流井建成了一座西秦会馆,费银达1万余两, (9) 到19世纪初,陕西批发商号是自流井商业中心的主要供应者之一。 (10) 山西、广东、江西和福建商人很快加入到陕西商人在四川的长途贸易的行列,但似乎未能跻身盐业市场。他们中间,只有山西商人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但这也是19世纪他们进入票号业时的事了。尽管外省资本在富荣盐场的发展中起了一些作用,但大多数长途贩运商人的利润回到或再投资于商业。至少到19世纪初,这些利润还不是富荣盐业生产性投资的来源。 (11)
如果大量的私人财富不是自贡资本积累的来源,那么借贷机构扮演着什么角色呢?银行金融的长期缺位,常常被认为是中国工业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 (12) 然而,对于近代早期欧洲和美国的学术研究表明,在欧洲和美国极少有早期的工业家依靠银行获得他们的创办固定资本。事实上,即便是银行业比中国发达的地区,银行也常常要求企业家承担固定资本投资的风险,它们提供的是短期营运资本贷款。 (13) 自贡的金融部门遵循的是这一人们熟悉的模式。
18世纪之前,在四川有一些当铺和钱庄这样的贷款机构。私人放债者和当铺是家庭信贷的主流。专门从事货币兑换和短期商业信贷的钱庄数量极少,直到20世纪,这些地方金融机构融资有限,有时是独资经营。 (14) 直到19世纪末,钱庄最重要的作用是将卖盐所得的铜钱兑换成白银,以及清理当地商号间的账目结算。19世纪后半叶,四川出现了一种新的金融机构,常常被称作山西票号,说明其创建者是山西人,这些票号主要从事大城市间的资金流通业务。票号开始时仅建在较大的城镇。1879年自流井才有了第一家票号。 (15) 钱庄、票号以及它们的前辈——私人放债者和当铺,都不提供低息的长期信贷。尽管每一种机构都对盐业的日常运作做出了贡献,但它们在盐场廊厂的创建上没有起到作用。
尽管缺乏专注于投资的私人财富和产业金融业,但富荣盐场在生产能力上的投资却是巨大的,这是由潜在的利润和市场膨胀驱动的。自流井和贡井的企业家们在18世纪通过种种办法雇用劳力,获取凿井权,购买设备,并度过从破土到发现财源这一漫长时期。富荣盐业经历着增长和技术改进,而不是处于停滞状态。在盐场发展初期,在大功告成之前,一些制度成为融资的替代工具,将众多殷实家庭的资源联合在一起,共同承担风险,同时也使得盐业自身拥有相当的灵活性,以适应多变的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