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必须面对定量分析的数据（既涉及整体经济，也涉及各部门经济和企业）不足所带来的困境。对于自贡而言，材料能保存下来，主要是因为这座城市作为税收的一个来源地，对于国家特别重要。我们所使用的关于商业和贸易整体表现、产量、税收以及生产成本的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些由政府组织编纂的出版物——盐法志、盐政史、有关盐政的文章汇编和地方志（省与地方）。除此之外，我们很幸运，有数种私人对于盐场的调查，包括19、20世纪之交以及1928年分别进行调查而形成的大部头著述。 (12) 1990年代，地方发起的编纂地方志的工作涵盖了自贡城市史尤其是20世纪的各个方面，这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诸如企业的创建、钱庄的设立，以及自贡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变。 (13)

尽管研究的一些论点是定量分析得出的，但是那些有助于展现这一商业共同体内部的制度、交往和实践活动画卷的材料则更为重要。我很幸运能在自贡市档案馆进行研究，这里收藏了大量川南盐务和自贡市商会的档案。后者包括自贡商人反对政府以及商人相互间数以百计的诉讼案件卷宗。该档案馆还有少量的食盐企业账簿和令人兴奋的1949年之前的盐业企业文件。档案中有大量的契约等协议，许多都已编入《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一书， (14) 这些对于理解富荣盐场如何聚集资本、合伙关系如何组成以及商业组织如何随时间发生改变，尤其重要。本研究在引用收录在上述书中的自贡市档案馆材料时，用的是该书所给出的每份契约的编号。另外还有中国学者关于各专题所收集的材料。 (15) 我在自贡市档案馆找到许多其他的材料，引用的是它们的档案目录号。

若没有第三类材料，本书也是无法完成的，这一类材料在中国史学家的著述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因为这类材料存在着特别的问题，因此有必要特别提出。自1950年代起，自贡，如同中国许多地方一样，极力收集那些亲历重要事件或活动的人的口述（有时是书面）回忆录。就自贡而言，建设成工业中心被认为是这类值得做的一个题目，即便是共产党解散了它的企业，将人员并入国营部门。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记录下了数以百计的回忆录，其中许多刊登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自贡文史资料选辑》和《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上。这一口述史工作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中止，在1980年代重新开始，直到现在。我很幸运，从自贡市盐业博物馆和地方志办公室的同仁那里，得到了数份未删节的原稿抄件，已发表的口述史中有几篇就是以这些原件为基础的。我在使用它们及许多已出版（经过编辑）的稿件时很谨慎。

这类材料需小心使用，正如同所有我们用以建构我们对于过去的认识画卷的材料一样。因为这些回忆录的主题主要是以前的盐商（包括一些是革命前的最后一批最有权势的人），我们应该知道，在新的环境下，他们会感到压抑，渴望着尽可能表现出自己的无辜。也很显然的是，这些回忆录作者中的一些人也有一己私念。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为什么他们的生意会成功和失败，哪些政府参与者对于该产业起着推动或阻碍作用，在特别的冲突和争论中谁有理。对于每种情况，我尽量避免接受作者的主观结论，同时从他的故事中抽绎出起作用的制度性结构的线索，他和其他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他们做出的选择。我有机会将口述史中包含的信息与契约、官方出版物、非官方的调查、法律案件卷宗以及商会文件进行核查比对，这使得我利用它们时满怀信心，当然仍然小心翼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