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走出唯心主义
作为一种理论批判的思想结晶，以马克思、恩格斯命名的学说是19世纪40年代的产物。但是，另一方面，极其重要的是这种学说最终形成和发展还有赖于在马克思、恩格斯直接关注下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理论升华。也就是说，这种学说既是人类历史所积淀的优秀思想遗产的合理发展，又是马克思、恩格斯深入时代、努力探求的成果。作为人类认识史的一场革命，它本身要求人们不要将其视为终极的体系，而是视为发展中的理论。因此，在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梳理出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时，必须首先深入两位思想家的思想发展历程。
1. 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活动的起点和思想背景
马克思曾用一度陷入“苦恼”和“自己弄清问题”这类话语简单地勾勒出他的思想转变历程。这些暗示性的说明为我们解开马克思体系得以诞生的秘密提供了重大线索。因此，在说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究竟在人类思想史上实现了什么样的革命变革以及它经久不衰的意义等问题之前，必须回到马克思由以出发的哲学基地，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的过程和特征上把握他们思想的特质。
在1837年11月10日《给父亲的信》中，马克思第一次清楚地勾画出他所面对的问题：应有和现有的对立。在这里，马克思抓住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特征，直接走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前沿，进入黑格尔哲学的殿堂，迈开了自己全部理论探索的第一步。
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出发是以它的如下特征为基础的：黑格尔肯定了存在在本质上是“主体”（实体即主体），从而极其深刻地解决了应有和现有的统一问题。后来恩格斯对黑格尔评价道：“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顶峰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 (1) 这里凸现了辩证法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及其与黑格尔的联系。但是，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站到这个高度，他只是借助于黑格尔，从理性的角度进入客观的现实，也就是进入历史本身。这个历史和他自己后来所揭示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它是被客观精神吞噬的主体的历史。
黑格尔哲学的实质是将人类的主观精神畸变为一种客观化的绝对本体，从而突出社会生活的精神主体性。通过这种方式，他解决了康德以来的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以及德国古典哲学本身作为理性主义的二律背反。这种二律背反，深深地植根于被古典政治经济学指认为“自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结构，直接表现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物化特征，使资产阶级在面对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时表现出极大的保守性。康德直接揭示了近代以来被以理性主义为标志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掩盖和忽视了的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然和必然之间的对立，为此，他提出了“自在之物”的范畴以约束理性的认识能力。这当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相反，他把认识主体（自我）和被认识的客体（世界）尖锐对立起来，从而不仅使人的认识能力，而且也使人的自由意志在与人相异在的客观必然性面前变得无能为力，无足轻重。这样，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哥白尼式革命”是排除“牛顿的物理星空”来实现的，在他那里，自然和社会构成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在费希特那里，应有和现有的矛盾曾得到过表面的解决：自由的“我”以绝对的行动确立自己的新本体，这个本体亦即主体被设想为全部内容的创造者。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一方面描述了历史发展从低级到高级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又把世界当作主体通过劳动而自我诞生的中介物。
对于刚刚步入哲学殿堂的青年马克思来说，黑格尔无疑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恩格斯虽然在早期思想背景方面与马克思有着明显的不一致，但在几年以后，他也经过“青年德意志”而走向了黑格尔。1840年，他宣称“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阳光大道”。在哲学起点上，恩格斯与马克思基本上是一致的。
黑格尔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个重大坐标，标志着他告别了其原有的一般唯心主义、浪漫主义、宗教等西欧文化传统，走向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这个立场后来是在其理论逻辑的递进过程中才逐渐被抛弃的。这说明，马克思哲学革命和他本人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两个同体的过程在逻辑上是同构的——对思想史遗产的清算过程也即是对自己原有认识的清算过程，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晚年著作中也反复提到过。不考虑这一点，就不能充分理解马克思在实现其哲学变革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内心苦恼，他总是为“自己弄清问题”而寻求理论。不考虑这一点，我们也就不能辩证地看待马克思本人思想发展历程中的无数转折，区分出他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文本，从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问题和逻辑意蕴。如“西方马克思学”就不加区别地对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或者用“两个马克思”的对立来否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另一方面，黑格尔哲学最深刻的矛盾并不是常人所说的是形式与内容的冲突，而是人的主体能动性与意象化的异在客体之间的内在对抗性。在马克思走向唯物主义的过程中，这种对抗性必然地作为隐性的结构支配与折磨着马克思本人。这决定了马克思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上，不断地重现黑格尔的影子，在“异化”、劳动辩证法等方面明显地接近黑格尔的表述（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同时随着对历史本身认识的深化而又不断地批判黑格尔。可以说，和黑格尔哲学的离合异同关系构成了马克思早期哲学的主要内容，并且由于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序言中的强调而成为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没有能够揭示这个内在的对抗性正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历史本身的存在方式，是现实的实践主体在历史过程中造就了这种对抗性并通过进一步的实践而加以解决的。主体本身既不是存在和概念的客观辩证法的不变的旁观者，也不是它的纯思想可能性的实际主宰者，而是融合为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和客体之间不存在僵硬的对立。因此，不能简单地从“认识论”或方法论上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一致性，重要的是要把唯物主义辩证法运用到不同于自然存在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来。
2.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理论活动的问题及其思想特征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理论活动的起讫，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在这里，我们仅限于描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之前各自的活动，截至1844年秋两位伟大思想家在巴黎会晤。在这期间，他们各自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转变。这个转变，是他们后来合作的基础。也由于研究方法和思想特征的差异，两位伟人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具体道路也不尽相同，但终于殊途同归。
就马克思而言，其早期思想发展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大学学习和《博士论文》创作阶段，《莱茵报》实践阶段，克罗茨纳赫哲学和历史学研究阶段，巴黎经济学研究阶段。在这期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呈现出以下特征：首先是转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然后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下开始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并通过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为以后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看，这期间，他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其焦点是历史发展中“应该”与“是”的对立统一问题。虽然马克思的思想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多姿而活跃，但其所围绕的中心和轴线始终是人本主义和主体辩证法。
在马克思理论活动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彻底的批判精神。他在大学时代转向黑格尔哲学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厌恶费希特主义的独断主义空想。因此，当他带着问题从黑格尔哲学继续向前走时，开始意识到抽象思辨的黑格尔哲学不仅远离现实生活，而且具有浓厚的保守色彩，因此他并没有原封不动地墨守这种体系，而是着力从时代精神的高度来阐发这一哲学的内容，力图使它成为批判的武器。1839年，马克思开始研究伊壁鸠鲁哲学，并将其作为博士论文的计划之一。他的目的是要借助于对希腊哲学的批判考察，探索并确定黑格尔之后哲学发展的方向。在184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他企图用个别自我意识的原则来改造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并立足于时代精神的高度，第一次提出了历史中的主体和客体关系问题，因为黑格尔体系中所谓实体和自我意识只不过是思辨意义上的自然界和人。虽然在《博士论文》中，居支配地位的并不是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而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带有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的自我意识哲学，但是，马克思特别强调的并不是仅仅象征自我意识的“抽象的个别性”，而是“经验的个别性”，即现实的个人。撇开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内在的理论倾向和认识方法的差别，仅这一点就注定了他们之间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很快地转向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而青年黑格尔派则迷恋于抽象自我意识的理论批判。因此，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马克思强调哲学应以批判的形式转向自身，也转向世界。马克思的论文充满了斗争的激情和行动的渴望。虽然此时马克思的批判愿望显然超出了其理论能力，但是，“一种实践哲学的轮廓已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这种哲学同时希望在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中，检验和考验它特有的原则，从而摆脱了单纯从远处作反映的状况，以便对具体现实采取积极的立场” (2) 。
1842年4月至次年3月，马克思进入《莱茵报》。虽然获得这份工作具有某种偶然性，但是，开始政治新闻写作，直接参与政治论战，以及自觉地实践他所主张的哲学与政治的结盟，推动了马克思思想的新飞跃，使他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同原先的出发点（黑格尔哲学）和从前的同路人（青年黑格尔派）的差别，显示出他的哲学立场的独特性。从留下来的文本看，马克思对1842年的一切重要政治问题都发表了意见。如对书报检查制度的批判和对精神自由的阐述（《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对宗教的批判和对理性主义国家观的阐述（《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等。在写作《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文章的过程中，他发现理性主义的信念和物质利益的权威之间存在着尖锐对立，并且物质利益总是占了上风。正是这个使他陷入苦恼的发现，推动他进行新的探求，开始了其思想历程中的第一次重大转变——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
恩格斯虽然与马克思具有差不多的理论起点，但他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显然要早于马克思。1842年3月，恩格斯开始成为《莱茵报》的积极撰稿人，并从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表达其对政治、法律、自由和国家等问题的观点。在这时期，他是作为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走上政治斗争的舞台的。与马克思不同的是，恩格斯是在当时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直接感受到了物质利益原则的主导地位，当他努力去理解和研究英国社会的现实矛盾时，他立即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作为人的解放的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 (3) 。在《各个政党的立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文章中，他开始意识到经济因素在现代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从而较早地转向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3. 走向唯物主义
第一次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撕开一个裂口的是费尔巴哈。早在1839年，费尔巴哈便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一文中，提出把黑格尔所理解的观念与具体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颠倒过来，强调观念并不决定具体的现实，而是相反，观念为具体的现实所决定。1841年，费尔巴哈出版了《基督教的本质》一书，进一步深化了对黑格尔的批判，而1843年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则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唯物主义哲学原理。
费尔巴哈新哲学的核心是，从感性的人出发，用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来揭露神学和思辨哲学的“颠倒”和对现实的歪曲。虽然从后来的观点看，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学特别是其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包含着深刻的矛盾，但在当时，它却是以特有的方式预示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方向，是对从康德、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路线的重大反拨，并且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借助于费尔巴哈而走出黑格尔的，为此恩格斯曾指出，“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 (4) 。
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费尔巴哈的批判活动。1842年他在致卢格的信中表示，在宗教的一般本质上，他“同费尔巴哈有些争论”，但是这些争论并“不涉及原则，而是涉及对它的理解” (5) 。这个“原则”虽然不能简单地直接指认为自觉的唯物主义，但是从马克思在《莱茵报》实践期间的整个倾向看，现实客观的政治因素在马克思的理论思考中显然充当着费尔巴哈宗教批判中的“自然”所起的唯物主义作用。正是由于这个原则，马克思与同期的卢格、赫斯等人对费尔巴哈的理解就不尽相同，后者虽然也看到费尔巴哈理论的作用，但直到最后也仅限对他的一些具体表述进行修补与扩充，而没有走出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哲学阴影。而马克思则不同，他在退出《莱茵报》以后，便自觉地基于哲学唯物主义原则对黑格尔的社会政治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就是1843年的《克罗茨纳赫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正是由于马克思自觉地执着地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理论的批判，才使他迅速地突破和超越了费尔巴哈的直观性和狭隘性，逐渐开辟了一条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路线。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逻辑泛神论的神秘主义，指出在国家问题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 (6) 。马克思在同卢格讨论现实斗争原则时强调：“我们的全部任务只能是赋予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以适合于自觉的人的形态，像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所做的那样。”这个原则构成了《德法年鉴》时期他的文章的主题。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的水平上，他把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当作前提而直接进入到现实的政治批判，提出“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就是当前的“历史任务”。 (7)
在这里，马克思十分明确地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他此后的工作方向及重大主题。如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指出“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在消灭这个敌人”。 (8) 与此同时，恩格斯通过自己的独立研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等文章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立场和主题。总之，从这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完全转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上来。
当然，这和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还有着很大的距离。从理论方法上看，此时的唯物主义还只是一般的旧唯物主义，没有脱离直观唯物主义的范围。在具体的理论形态上，它还表现出浓厚的人本主义特征。这种特征正如马克思自己所描述的：“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 (9) 这样，在进一步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上，马克思不仅需要进一步完成对黑格尔的批判，而且也必须将费尔巴哈扬弃。这全部的工作，马克思很快就开始了，这就是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从以上的简单介绍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变革，但是他们并非从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变革的起点上，相反，他们在进入理论时还深刻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从这一点看，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起点，就如他们后来揭示的人们不能选择自己创造历史的条件一样，但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对前人理论和自己时代的高度批判态度，这种批判态度引导他们一步一步登上人类思想的高点。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僵化的教条，而是永远处于发展中的理论；二是在马克思主义逐步完成的过程中，它包含着深刻的自我批判，也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清算”自己的信仰。这两个基本结论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重大的警示作用，它既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而将之束之高阁从而取消它的现实意义，也反对因马克思已经作出的部分结论的“失效”而怀疑甚至抛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