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新物质观与社会存在

在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最初阶段，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是他最重要的哲学理论根据，但是，费尔巴哈是不可能在政治批判中给予马克思以决定性的影响的，因为费尔巴哈虽然认为“有区别的（物质）实体”“是历史的本质，是国家的本质，是宗教的本质” (30) ，但由于他所理解的人的活动不外乎欲望、情感和意志，历史、国家和宗教等的本质也就只能归结于人的情感和意志。这就是说，费尔巴哈同哲学史上的一切旧唯物主义一样，未能走出历史唯心主义一步。不过，把人确定为国家和法的真正主体，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确给了马克思以强有力的推动，使马克思首先在社会历史领域完成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实际的情形是，马克思一开始并没有把费尔巴哈哲学当作一种唯物主义来接受，他和费尔巴哈一样甚至不愿接受唯物主义这个名词，而宣称自己是现实的人道主义者。在费尔巴哈主宾倒置批判方法的引导下，他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抽象地表达了家庭（财产）和国家（法）关系上的唯物主义。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通过自己的历史研究进一步认识到：不是政治国家支配私有财产，而是私有财产支配国家，“国家制度在这里就成了私有财产的国家制度” (31) 。这样，他就坚定地跨出了走向“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步。就其思想发展的实际进程而言，马克思从未把宗教、法、国家这些后来称之为上层建筑的现象归结为任何一种物质实体，也没有试图从作为实体的人的本质中引申出这些现象，而自始就是从活动、财产关系、物质利益出发来说明这些现象的起源和本质。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私有财产及其现代形式（资本）的历史起源和发展及其与现代国家的关系。马克思的新物质观的萌芽和成熟过程就是与这个问题的探讨和解决密切相关的。

费尔巴哈催生了马克思的新物质观，他以自己的“感性”、“对象性”理论推动马克思向唯物主义的最初转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敬仰的口气评论了费尔巴哈的这一思想，指出：“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 (32) 不过对于马克思而言，感性不只是一种直观的、可以触摸的对象，它同时涵盖了人的现实需要和为实现这种需要而进行的行为即感性活动（对象性劳动）。正是借助这个概念，马克思得以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构想了“人的自我产生过程”，即以劳动为基础的人的自我确证、自我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法。这种历史观虽然没有摆脱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唯心主义藩篱，但却牢牢确立了自然存在的优先性以及人的主体活动对社会存在的建构性，初步阐明了现代社会的历史起源：“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33)

虽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物质观在诸多方面都已经超越了旧唯物主义的物质观，但是我们依旧认为它还没有最终实现物质概念上的革命，因为支撑这一物质概念运作的思维方式仍然是旧本体论的。这种旧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固然有来自旧唯物主义的残余影响，但主要地还是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隐性桎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虽是一个普遍的总体性的关系存在，但按照其目的论的返回式的运动图式，它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先验地设定的、一成不变的，所谓运动和发展，不过是绝对本体先使自己对象化、外化，然后再扬弃对象化、外化而返回自身。在这里，出发点和归宿是一个绝对不变的本质、本体。由此可见，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实际上是一个终极的、不变的、形而上学的精神实体，他的思维方式依旧是旧本体论的。由于受到这种思维方式的隐性制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也不甚自觉地把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设定为人的不变的类本质。根据这个设定，他把工业视为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外化。他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 ” (34) ，而扬弃私有制和工业就意味着人向自己类本质的复归。可见，尽管马克思此时已经用人和人的劳动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但由于其对人及其劳动仍然停留在抽象的理解上，还没有确立新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概念，因而在历史观上还是唯心的。

随着后来对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逐渐消解了实体论的思维方式，不再把对象性劳动看作人的先验本质的实现工具，而是把人的本质看作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工业制度的产物；不再是在工业制度之上，按照在概念上应当是什么来看待劳动，而是“身处工业时代之中”，在“工业作为工业所处的环境”之中认识“工业”和劳动者的现实存在。 (35) 在这个基础上，新物质观就伴随着哲学的革命而获得了科学的内涵和崭新的形式：它不仅充分肯定自然界的客观性和优先性，而且把以生产的社会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自己的基本界定。马克思明确地认定：只有生产实践才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哪怕它只中断一年，不仅自然界将发生巨大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们的直观能力，甚至人本身的存在也会变成不可思议的。由此，新物质观既不是把抽象的形而上学意义的实体，也不是把抽象的、纯粹的活动当作现存世界的根基或基础，而是把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即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的具体历史实践当作现存世界的基础和本质。建立在这种新物质观基础上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不是先验设定的，不具有形而上学的绝对性，也不带有任何目的论色彩，而只具有社会（历史）发生学的奠基意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36) 。他又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37) 。同时，新物质观无论应用于自然界或人类历史，都不是指一成不变的、被给予的抽象实体，而是处于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中的具体总体，这种总体发展所经历的历史性变化永远是人的正确认识所据以出发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惟一真正的科学是“历史科学”，其中包括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种历史其实是相互联系的。这样，马克思的新物质观就在费尔巴哈所开辟的方向上实现了最彻底的变革，不仅把唯物主义扩展到了社会历史领域并赋予其辩证性和能动性，而且彻底消除了旧本体论思维方式的潜在制约。